苏联的民主第五章合作联邦里的合作社

第五章合作联邦里的合作社(1)

　　在苏联，土地和工厂，矿和住宅，不是为国家所有，便是为合作社所有。而国家却是代表工作的人民，这是我们将在第二编里详细讲到的。所以把苏联称为“合作联邦”，似乎是很公平的。国家本身既是人民的合作组织，于是国家的组织和合作社，彼此之间在原则上是不会再有冲突的了。我们要研究今日苏联的合作事业问题，要从这样看去，才能得到要领。

　　消费合作在帝俄时代就被鼓励，因为当时的警察当局认为在劳动阶级的活动里面，算是一件“稳妥”的事情。在当时那样情况之下主持合作的人，并不是在一九一七年倾向于拥护革命的那种人。但是因为合作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为着劳动阶级消费者的利益，对私营的商人斗争，所以苏联极力鼓励消费合作社的发展。这些合作社在当时并不分股息，只是所供给的货品，其价格比私营的商人所取的价格低。当私营的商人在市场上排出一种新的产品，合作社便把同样的产品卖得更便宜，结果是社会得到益处。在一九三四年的时候，在苏联消费合作社的社员约达七千三百万人。

　　苏联各合作社的社员选出他们的管理委员会，再由各委员会举行大会，组织一个消费合作社联合会，调整在苏联的各合作社的贸易。

　　但是合作社的贸易有某些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缺点，尤其是在城镇的居民方面，是要在特别的店铺里购买，这种店铺常常离家颇远。在一个乡村里，那里距离无论如何是不会很远的，这种的不便可以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自从第一次五年计划在一九二八年开始不久以后，在各工厂以及其他工作的场所，合作社的店铺大规模地开设起来。同时，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九年的期间，因国家对于私营的商人征收重税，私人贸易几于全行消灭。合作社几于完全独占了贸易。

　　在这个时期里，一方面，因为城镇居民的激增，以致工作的人民所需消费的一切产品，其需要也随之俱增：在另一方面，因为农业改用合作的办法而重新组织，以致粮食的供给暂时为之低落：由于这两种现象，于是对于一切粮食产品及多数工业产品，都采用有限分派的暂时计划。人民可从合作社里，用较低的价格，购买有限分派的货品，超出有限以外的额外分量的货品，可从国营商店里购买，但是所付的价格高得多了。

　　当我在一九三一年开始在苏联工作的时候，利用合作社为着消费者的利益而进行贸易，与为着利润而私营的商人竞争，其重要性比较以前已经无足重轻的了。因为不再有私营的商人，人民可以在合作社里面出低价购买有限制的货物，或用高的价格在合作社或其他店铺里购买无限制的货物。准许购买的有限分派的货物分量，以及物价的一般的水准，都已由国家确定。所以由我看来，或由其他在苏联工作的人看来，在一九三二年，原来附设于工厂的合作社，移交工厂管理处主持，并不算一件可以骇异的事情。

　　由于这样的变化，工厂里的商店经理，原来是由顾客们所选出的委员会委任的，以后却由工厂的管理处所委任。初看起来，这件事似乎暗示工人对于这商店的管理是松懈了，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职工会的代表也参加苏联工厂的管理。当一九三二年合作社移交给工厂管理处主持的时候，这不过是一种形式的工人管理由别一种形式所代替罢了。以前，由合作社的社员选出一个特别委员会经营这商店。现在却由职工会委员会委任一个代表，为着全体工人的利益，督察这商店的经营。但是现在有厂长负责使这商店获得适当的供给。这样一来，这商店也像餐厅和住宅一样，成为工厂管理处所应负的责任之一，同时受职工会委员会的节制。

　　因为不再有私营的贸易，所以这个关于合作贸易的地位问题，不再是原则的问题，而是便利的问题。无论是由国家来管理贸易，或是由合作社来管理贸易，都是由人民自己来管理的，所需要的是要在组织上求得最好的办法。据事实所表现，厂长会同厂里的职工会委员会，比以前的合作社委员会，更有管理这商店工作的能力；因为他们代表着同一的人民，却造成一个更有力量的机构。据事实所表现，工厂的管理处更能够供给工人的需要，因为以前合作社委员会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只是经营一个单独的商店，而工厂的管理处却比这委员会更有力量替工人得到相当的供给。

　　在工厂以外的情形，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各合作社都有它们自己的商店。但是国家贸易发达之后，确定物价的决定因素是国家了。结果，合作社的价格和国定的价格，其间的差异便消失了。在一九三三年的空前收成之后，很快地废除了有限购物的制度，于是要工人一定要到他们从前得买有限货物的特殊商店买物，并享不到什么便宜了。因此，一切商店都对大众公开，一切货物都各有其一律的价格，这种情形使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发出命令，把在城镇里的一切合作社都移交给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即国内贸易部，为政府内阁各部之一）主持。这命令同时指出，在乡村里面，主要的分配机构仍在合作社的掌握中，而这些合作社已不能适当地满足村民的逐渐增高的要求。所以这命令督促它们要把一切的资源都集中于供给乡村的需要。

　　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冬季，我参观了某些乡村，距离莫斯科颇远。那里的合作商店都有丰富的存货。它们的周转大大地较前增加，因为由于政府的命令，城镇里的合作贸易已经废除。我所遇着的人，没有一个不把这种变化看作一种进步，在城镇和乡村都是一种进步。在乡村里，以前送到城镇商店去的货物，现在可交由乡村的合作社供给村民了。在城镇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重新装潢合作社的商店，重新进货，把工业发达所能供给的货物增加起来。同时，物价继续地低落，而货物的质却比以前进步了。

　　但是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变化，虽改善了关于货物的供给，但对于消费者的自治办法，却是一个打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苏联的情况之下，如说国营的商店是不受消费者的管理，这是很不正确的。国营的商店，彼此间也有社会主义的竞赛，好像国营工厂一样。这样商店里的工人都注意于优良的服务，好像工厂里的工人都注意于出产优良的货物一样。而且，第二点，他们并请消费者参加判定这样的社会主义竞赛。苏联的商店都备有一本“诉苦簿”，消费者可在这本簿子里写下他们的批评。不良的服务不但可以报告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而且可以报告本地的苏维埃，或可以报告报馆。苏联的报纸是发表批评的主要的途径，这在下一章里将要讨论到的。最后，国营商店并且隔几时举行消费者会议，讨论应该供给什么货物，讨论应该怎样经营这些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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