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民主第三章工资劳动者的权利(2)

第三章工资劳动者的权利(2)

　　这是一个例子，表明苏联工厂的管理当局对于工人福利所负的责任。下面还有另一个例子。在一九三二年秋季，我和一群工人同作假期中的旅行。在这一群里面有两个女子，她们是一个化学工厂的工人。她们在工作的时候，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因为她们的工作是被视为特别疲劳的一类。她们得到六个星期的假期，在假期内工资完全照付。后来我有了较多的经验，才发现每个苏联的机关都备有相当多的经费，专门用来增进工人的福利，关于资助假期的费用，就是在这种经费内拨用的。

　　有一个事实，于苏联工人和工厂管理的职员之间的关系，不无一些影响的，是在今日苏联工厂的管理职员里面，其中最大多数，他们自身就是由工人升任的。试往任何苏联工厂视察，可以看到几于在每一处，那个工厂的经理从前是一个寻常的手工工人，而且常是以前在同一工厂里的工人。工厂的管理职员的人选是由工人群众里面提拔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态度，和经理及工人都是由社会里不同阶级来的不同；在后者的情形，各人有他自己的传统和习俗，甚至有各异的教育制度，如同在英国的情形一样。

　　在苏联的状况之下，工厂的经理不但要负责注意生产和成本的问题，而且还要负责注意工人的福利；在别一方面，我们也要指出，苏联的工人，也不仅热心于增进他们的当前的福利，也热心于增加生产。自从一九二八年以后，全部分的苏联工业都归公有，并归公家管理，生产也受节制于一个总的计划，俾得适应社会的增长的需要。到一九三一年，失业即完全消除，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失业的事情再发生了。

　　因为在这样情形之下，所以苏联的工人没有任何理由要限制生产。不但如此，他们反而有明确的理由要尽量迅速地增加生产，因为这是提高一般生活标准的唯一途径。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每件产品的价值，有一部分被雇主得去，作为他的利润，在任何一个工厂或对于全部分的工业，工人可用直接的行动来强迫雇主增加他们的工资，或改善他们的生产状况。倘若罢工胜利，工资增加，利润吃亏，这是工人所满意而为雇主所不满意的。但是在苏联今日，全部分的生产工具都为着公众的利益，为公共的团体所有，由公共的团体所管理，所以在任何工厂或工业的工人，如用罢工来作增加工资的手段，结果只是工人群众自身的不利。因为罢工要使生产减少。在每一额外的生产都属重要而且都被利用的社会里，生产减少是与公众的利益违反的。所以罢工对于苏联社会的全部工人是不利的。

　　用罢工来确定工资，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大家所很不愿有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任何工人都不可能由于减损雇主的利润以增加他们的工资。假使他们由罢工的结果而得到较高的工资，那末他们所得的是由于减损一般的经费，这一般的经费是原要用来支付一切公民的工资的。倘若苏联的煤矿工人今日为着要求较高的工资而罢工，他们在实际上是强迫政府把原来分给其他工人的经费给他们。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罢工只是代表局部工人的要求，损及整个社会，而这罢工的本身就是违反一般的利益。因为罢工要减少生产。

　　席初林爵士（Sir Walter Citrine）在他到苏联停留数星期后所著的日记里，曾经这样说过：“要说那里的厂长和工人之间有着完全相同的利益，这是过分的话。厂主所关心的是效率和出产，工人所关心的是他们能赚到的工资和赚到工资所需要的条件。”在这本书里，他随后又曾说道：“结社的自由和罢工的权利，是合法的工会主义的两个特色。”

　　依上面所述的看来，很显然地席初林爵士对于苏联工厂的厂长和工人间的关系之估计，是根据于他对于苏联实况的缺乏了解。他忽略了这在苏联独有的事实：苏联的厂长，他的职务的一部分是要负责增加工人的福利。他也忽略了这个事实：那里的工人不再是为着一个雇主工作，这雇主是要抽取他们的产品的一部分，成为他的利润；那里的工人知道他们所生产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要分配给社会的，——这也就是等于分配给他们自己。最后，他还忽略了这同一重要的事实：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罢工是一群少数人对于全社会的经济源泉的打击；同时，因为停滞了生产，结果对于全体公民都是不利的。

　　讲到另一件事情——结社的自由——在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像苏联那样鼓励工会主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起，刚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在最初几个月里，就使职工会委员会成为各工业的工人的正式代表团体，有管理工厂的权力。这是对于职工会发展的一个极大的鼓励，这是有职工会会员的数字可以证明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那时候苏维埃才夺得政权，有两百万职工会会员。到一九二八年，这数字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到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没有别的国家能举出这样的数字，所以说苏联未曾尽量鼓励工人在职工会里的组织，这是笑话！

　　但是，同时因为在工业社会化之后，工人和工厂的管理当局彼此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苏联职工会的地位确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工会不同。关于这件事，我们将在下一章里作较深刻的讨论。

　　有许多读者心里也许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倘若在苏联今日，生产是为着公共的利益而组织的，因此罢工是违反一般的利益，因此厂长和工人的目的是相合的，那末这些变化在工厂的组织里怎样显现出来呢？不会有这样的危机吗：工人也许更被国家所剥削，比他们从前受私有的雇主所剥削，还要来得厉害？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苏联工厂的组织，其实也可以说，是在每个苏联机关的组织。这种组织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组织完全不同的。

　　在苏联工厂里的工人，没有人在短期内就感觉到有所谓“三角”；他将发现这“三角”有权决定一切事务，这决定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握在雇主和经理的掌握中，没有别人有权参与的。这“三角”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当苏维埃国家接收俄国工厂的时候，他们的经理就对国家负责要组织生产，增加工人的福利。我们也曾经说过，职工会委员会怎样成为正式的团体，有权代表工人对管理者方面的“官僚化的枉法”斗争。在苏联工业史的最初阶段，这个方法的演进、是由于经理和职工会代表联席讨论有关工厂和工人的一切要务。结果的公布，是由经理与职工会代表共同署名，这表示这些结果是经过他们共同讨论过的，表示在未决定以前，曾经顾到国家和工人两方面的利益而加以考虑过的。

　　但是一个三角是三个角，不仅是二个角。我们上面所说的三角，第三个角在那里呢？

　　在英国的读者看来，也许要觉得奇异，在这个三角里（它是每个苏联工厂的最高的权力），第三个角是一个政党的代表。在苏联的工厂里，讨论有关工人福利的一切问题的机构是“三角”；这三角所包括的成分如下：厂长，他是由政府某部所委任的，对于政府某部负责；职工会代表，是工厂里的工人所选出的，对于工人负责；还有是“党”的代表——就是苏联布尔塞维克或共产党在工厂里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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