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民主第三章工资劳动者的权利

第三章工资劳动者的权利(1)

　　不久以前，有一个著名的美国商人游历苏联，他偶然对他的向导作豪语，说他在他所干的各种企业里雇用了几千人。那个向导因不习惯于这样的情形，不能隐蔽她的惊奇，对他说道：“在这个国家里，干这样的勾当要坐十年的牢狱呢！”

　　今日在苏联旅行，由莫斯科到海参威，由阿堪遮到梯弗利斯，寻找不出一个地主，一个工厂的所有者，或一个劳动的雇主。各处人民很多，倘若你问他们怎样谋生，你将要发现他们里面没有例外地，要末是在某个公有的机关里工作，例如工厂或煤矿，学校或医院；要末是在一个合作社的组织里做工作的社员。在苏联的人民中只有百分之十是不归入这两类的；那些人是个别的农民和个别的手工业者，他们替自己工作，但并不雇用别人的劳动。

　　我们试视察苏联的工业、教育、娱乐、或科学的机关，我们便要发现这些机关在今日完全为公共机关所有，所管理；这些公共机关无论是苏联政府，各共和国家的政府，或者是本地的政府。结果，实际上在苏联的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是一个工资劳动者，或者有些人是做别人的家务工作，由此使别人能为工资而做其他的工作。

　　在帝俄时代，如同今日在英国一样，几于全部分的工业和农业都为私人所有。在那些时候的俄国城镇里，你可以遇到富有的雇主，他们有着工厂煤矿，靠着这些企业的利润生活。你在那里也可以遇到富有的外国人，他们投资于俄国的工业，每年抽取所享受的利润；在别一方面，你可以遇到大多数人，其中多数是城镇的居民，他们都是在别人所有的那些企业里面工作，藉此谋生。

　　今天在苏联雇主已消灭了。公民都是工资劳动者，或是合作社的社员，其中有大部分也是工资劳动者。依苏联宪法，每个苏联的公民都享有工作、闲暇、和安全的权利。失业的废除，担保每个人都可以工作。闲暇的保证，是由于全体工人都有着每日工作七小时以下的工作日，和工资照付的假期。安全的保证是由于下面的事实：他们有疾病的社会保险，由此在有疾病时也得领受工资；他们男子在六十岁，女子在五十五岁，得享受无须工作的养老金，若是做特殊疲劳或有损健康的工作，养老金的年限还要减低。这些权利都是别国的工人所歆羡的，但是除了这些权利以外，苏联工人还有权利参加管理他们所在工作的厂店，因为他立于苏联的一个公民的地位，也是这个厂店所有权的一个股东。

　　苏维埃国家是建立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它的第一个命令便是关于工业中的“工人的管理权”，规定在每个工厂里，应建立雇工所选举的委员会，表现那个工厂里工人的意志，并为着工人的利益，督察该厂的管理。同时这个委员会也应与雇主连带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纪律、和财产的保全。”

　　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即四个月之后，因鉴于这种制度在各工厂有种种的差异，各有他们自己的选举工人委员会的方法，于是决定管理工厂的工作改由职工会所选举的委员会主办。这样，苏维埃政府对于职工会会员的增加，给与了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工人必须参加职工会，才能参加工厂委员会的选举，这个工厂委员会是用来代表他们，为着他们的利益而管理工厂的。

　　这个刚成立的苏维埃国家不但在私人所有的工厂里，强制执行工人在管理上有代表权，而且进一步接收许多大工厂的管理，并接收那些雇主拒绝合作的工厂的管理。当时既有了这样的事实发生，于是便发生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国营的工厂里的工人，与管理当局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呢？

　　这个问题曾于一九二一年在一个特别会议中提出讨论。当时决定在一切已经社会化的工厂里，职工会应负责保障工人的利益，禁止管理的当局方面有所谓“官僚化的枉法”行为；同时，仍照以前的命令，职工会仍然要负责——会同工厂的管理当局，此时是代表了国家——保持劳动的纪律和财产的卫护。这样，职工会委员会在苏联工厂里成为工人的代表团体；它以工人的代表团体资格，有权会同工厂管理当局，参加有关工人生活的一切讨论。

　　一个外国人第一次在苏联开始工作的时候，看到管理的职员和一般工人彼此间的关系，就不免惊异。他所感觉到最有意义的事实是：一个苏联工厂的经理，他的一部分的责任是要改善工人的一般的生活状况，要增加工厂里的愉快的环境，要使餐厅和医药室的服务能够满意，要注意工人的儿童在托儿所和幼稚园里得到良好的照料；苏联工厂经理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不但要努力增加他所主持的工厂里的生产品，减低生产的成本，而且还要努力提高他的工厂里工人的福利，分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个工作。

　　我还记得在一二年以前，在莫斯科举行了“工业领袖”会议——这里所谓“工业领袖”是指苏联工厂的经理。他们所讨论的有工人的住宅问题。在这个工厂经理会议席上，他们郑重提及一件事，就是要使所管理的工厂的工人住宅里床上的臭虫绝迹，也是每个工厂经理的责任。每一工厂经理都须注意，工人都得到适宜的住宅。

　　或者有些读者要觉得这个例子选得不好，因为这只足以表示苏联住宅的落后，我要请这些读者注意一九三六年一月廿四日《泰晤士报》登过下述的一段报告：“据估计，伦敦一地有四百万人遭受床上臭虫的苦扰”；但是这个事实很少人知道，因为“大家对于这件事都沈默无言，甚至他们知道床上有臭虫，也不肯承认有臭虫在他们的床上”。所以苏联之所以异于英国，或莫斯科之所以异于伦敦，不在乎工人住宅里有臭虫的存在；却在乎苏联工厂经理要明确地负责帮助歼灭臭虫，这样改善在他们领导下的工人的生活状况——这种责任并不为大不列颠工厂经理所担负，他只是对工厂的所有者负责，不对于工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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