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口之罢工潮|赵世炎

论汉口之罢工潮

　　——并质上海商报记者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

　　自北伐军攻下武汉以后，继而又取得江西与福建；在同时，汉口发生了当地自来未有的连续罢工事件。这一事件，震动于全国，影响于世界，适如北伐军取得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国影响于世界一样。这一件事，在帝国主义的英国议院里，引起了讨论；在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机关报里，提出了对于国民政府的警告；在中国北部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营寨里，激起了生产协会的组织；在中国的中部及长江下游，资产阶级大商人奔走相告，斥责国民政府不当援助工人，疑惑国民政府赤化；在中国的南部之广东，国民政府甫迁未定，省政府的领袖已开始准备压迫广东的民众运动，传言要封闭广州工人代表会。

　　汉口罢工这一事件何以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呢？最近的汉口，何以会发生这许多连续的罢工呢？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对于罢工是何种态度呢？汉口及全国的工人对于自身的罢工运动是何意义呢？资产阶级何以忽起而团结，奔走相告利益之损失？广州何以突有压迫工会的传闻发生？——这些问题，全是我们现在要急于解答的问题。

　　我们要了解这些问题，须先了解中国之政治状况，原来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有下列诸重要现象：

　　第一是国民革命的势力，已到了一个稳定的步骤，国民政府已正式占有了十个省区的领土。

　　第二是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已准备建立其最后形式的政权，例如张作霖拟组织的所谓安国军政府。

　　这以上两种势力在较短期后就要最后决战，而得完成国民革命之最后胜利。但在目前，还有第三种现象是革命军事势力之发展，得助于工农群众参加的力量，因此而工农的势力强大，遭了忌恨。所以第四种现象就是资产阶级要急起直追，要在革命中谋取自己的利益，开始参加到革命的队伍里来而取得其地位。

　　这便是汉口罢工事件发生重大影响的理由，这便是资产阶级起而团结奔走相告之原因；这样看来，本是极明了的问题，我们毫不以为可惊怪。

　　汉口何以会发生许多的罢工运动呢？这更是极易明了的事。我们解答这一问题，很明显的得知只因为汉口工人的生活太苦，工资太少，工作时间太多，待遇过于恶劣。我们但看最近汉口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没有不包含这以上所述诸项的。但在资产阶级的人说，这些都不是原因，惟一的原因只是党军来帮助了工人；假使没有党军，在吴佩孚或其他军阀之下，虽一样的生活苦，工资少、工时多、待遇劣，却不致有这许多工潮发生。因此党军遂有了帮助工人的嫌疑，这亦即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所指为“赤化”“共产”的嫌疑。资产阶级大商人这样意见，表示他们宁愿受军阀的统治，宁愿替军阀筹饷纳贡，不愿使工人生活改良。这种军阀奴隶的意见，我们以为无须辩论。我们的重要辩论还不在此，因为汉口的罢工运动只不过是经济的罢工，我们以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罢工全是一样的。自今年六月以来以至现在犹未停止的上海罢工就是一例，要算是历来经济罢工最大最多最长久的。但是统治上海的孙传芳丁文江以及帝国主义者的租界工部局，总不致有帮助工人甚至“赤化”或“共产”的嫌疑！汉口工人是否应有罢工，只要看汉口工人的生活情形是怎样，不必管他是否有党军。在未有党军以前，汉口工人亦不是未有过罢工。在党军占领武汉之前数月，汉口烟草业及纱业等工人即已开始为改善生活的经济罢工。但汉口乃中国工业大城市之一，仅亚于上海；以上海半年来二十余万人七百余次的罢工比较起来，汉口目前的工潮并非广大；此后为经济改善的工人罢工，亦是必然的事。因此，我们知道只有为生活改善是罢工惟一的真正的原因；我们以为上海商报记者畏垒君所说“鄂省民情，素以狭隘强悍著闻；而乍遇解放之民众，意气尤易涉于骄昂”。等语未免近于偏见，因为汉口工人罢工并非意气骄昂，且离解放之时尚远何能便说是乍遇解放？至于说“鄂省民情”如果是“狭隘强悍”，则不应仅指工人，雇主亦必如此，亦非工人阶级单方之过失！

　　上海商报记者这几句语调，是写在他所作“九仞一篑中之危言”一篇长文中的；这一篇长文，便是记者畏垒君为汉口工潮而发的一篇大感慨。这一篇文字我们读了颇为赞赏，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与意识的高明著作。我们要讨论汉口工潮，亦不可不批评商报（见该报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所载）这一篇文字。我们与畏垒君各站在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来发言，旗帜自然要鲜明，观点自然要清晰，问题才可以解决。但我不能像畏垒君那样，明是一篇反对工农利益，主张限制工农运动，鼓吹资产阶级团结且速参加国民政府以取地位的文字，而说来曲折委婉，却是我所不能办到的。我只能以直率的无产阶级观点来批评，且述明我们之所见。畏垒君在帝国主义统治与军阀压迫下的上海，亦曾为上海的工人发言，时同情于上海工人的反抗运动。畏垒君个人亦不是资本阶级中的直接剥削者，但他的思想与言论，却是近代资本主义之资产阶级的。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能隐蔽而不答复。

　　畏垒君有些什么意见呢？

　　（一）“吾人所认为革新势力进展中第一层之隐忧者，即各地工农阶级之兴起太骤。”

　　（二）“最近自上江来沪之商旅，仍有种种说词……大抵谓主佣关系，渐趋恶化，劳动（包含店员）斗争，日益剧烈，长此以往，势将无业可营，甚或无居可安。”

　　（三）“目前所谓解除疾苦云者，只能视为解除所受于军阀非法侵掠转嫁剥削之疾苦，而不能遂希望全体民众各别痛苦之顿然医疗。”

　　（四）“今日中国问题，一大半起源于经济组织之衰竭与崩颓，北方诸省军阀之失败，实在不知经济界康宁之重要而任意摧残之。”

　　（五）“此际若工农运动气势太张，则商界失望之结果，不免取消极抵抗之手段，消极抵抗之结果，则商市将不保其康宁，而社会秩序与政治亦将受其影响。”

　　（六）“应注意下列三事：一、尽瘁于劳资仲裁之组织；二、政府对于工农团体与商人团体均等尊重；三、党部对于下层民众之宣传；不宜作超乎事实可能之允许，因工农意识，至为简单。”

　　以上这六段是从畏垒君论文中专论汉口工潮一段里所摘录。这六段话语，表明作者对于汉口工潮的六项意见：

　　（一）在国民革命中，工农势力太大，第一可忧。

　　（二）主佣关系恶化，劳动甚至店员都起来斗争，据商旅意见以为将至无业可营，无居可安。

　　（三）工人要求不要过甚了，目前只能解除军阀压迫侵掠的痛苦，别的还说不到。

　　（四）今日中国经济组织衰竭，北方军阀之失败，在于摧残了资产阶级。

　　（五）假使工农气势太张，商界只好消极抵抗——即罢市，这种罢市一样的会使社会秩序与政治受影响，直而言之就是资产阶级也许对国民政府革命。

　　（六）解决问题有三法：一、设劳资仲裁机关；二、工农团体与商人团体均等尊重；三、国民党不要许可工农太多了，因为事实上办不到。

　　畏垒君之原文曲折委婉，以上所述六点，仅就论汉口工潮一段摘述其真意；因为如不述明，在表面上看来，亦是“尽情合理”的论调，殊不知就在这许多“情”与“理”中，就表示了作者的资产阶级思想之“情”与“理”。但我们亦非根本反对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发生和存在；我们的辩论与说明，在于辩论与说明这种思想发生和存在之同时的矛盾。

　　对于以上所述我们需要何种辩论？是否如上述六点我们具是同意的？第一，我们认为国民革命中工农势力之勃兴不仅不须隐忧，而且十分可喜；因为这不仅使革命有扩大的民众基础，且正是殖民地经济落后国家免除资本主义社会痛苦的必要条件。畏垒君赞助国民革命希望民族经济解脱之实现而反对工农势力勃兴便算是最大的矛盾。第二，主佣关系恶化不是受佣者一方所造成，既是“斗争”必是主佣双方；这种斗争的结果，正如商报记者另一论文鼓励“商人之自觉与组织”所谓“果使全国之生产主企业家大商人自觉地位解脱依傍独往独来……与他阶级平衡对抗，此乃进步的好现象也！”至如劳动斗争包含店员，当然无足怪，此不仅在汉口，最近上海店员之罢工是同样的现象，同是受剥削之劳动的反抗。真实的说起来，现在汉口以及全国的罢工问题，只不过是资产者雇主略略减少利润，稍稍减轻剥削与虐待程度的问题，何至于雇主无业可营，无居可安呢？第三，目前工农群众并不敢希望所有痛苦之“顿然医疗”，所要求的，诚然只是“所受于军阀非法侵掠转嫁剥削之痛苦”；汉口等地应当是已经没有军阀了，那些“转嫁剥削与非法侵掠”的要由雇主对工人拿一点出来，所以此时汉口工人所要求者，只不过增加必需生活的工资，改良军阀时代的待遇，承认军阀时代所不承认的工会而已。第四，今日之中国问题，并不在于经济组织之衰竭崩颓，而在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剥削与压迫；欲正理经济者首宜参加扑灭军阀与抵抗帝国主义的革命；北方军阀并不失败于摧残经济康宁；而失败于与买办资产阶级之合同勾结，同为帝国主义者之奴隶；军阀政治根本无使经济康宁之可能，所以现在北方新兴的生产协会一个可赞赏的资产阶级大团结，殊足令人抱隐忧。第五，商界之消极抵抗已有其事，即如汉口商人大会已有罢市为代表后盾之决议，这一决议是中国资产阶级团结后的第一次行动决议案，自“五卅”以来不可多见，便是现在为反对奉鲁军军用票及孙传芳，上海的傅筱庵邬志豪等对上海罢市犹持异议；工农势力勃兴本无可忧，惟商人为抵抗工农而罢市，使“社会秩序与政治亦将受其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畏垒君能有同感。

　　最后，畏垒君所提的三个意见。我以为劳资仲裁机关在工人阶级此时是不十分反对的，但恐这个机关不能真正解决纠纷。商人团体当然需要尊重；目前在各大都会城市里，工人不仅愿与商人建筑极可靠的联合战线（如粤湘鄂赣闽之农工商学联合会，“五卅”时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现在之上海市民公会，杭州南京之各界联合会），且愿促成商民协会之组织（如粤湘鄂以及北方各地）。至于对工农群众之宣传，在国民党不仅没有超乎事实可能的允许，便是合于事实已经许可的（如广东农民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和工人集会结社之自由）现在还得不到。工农意识诚然简单，但合于事实的许可犹不肯与，则非简单之过：“辛亥革命成功时，人民多误解满清既倒，不必再纳田粮”，其实不是误解，而是由于满清田粮赋税太重，所供养的政府反丧权辱国，新政府又没有积极的政策，故农民的简单观念亦可以至于反抗田粮。何况现在粤桂湘鄂的农民，已由简单意识进步到肯纳田粮，所求的乃是田粮之减少了。

　　这以上费词的驳辩，在我们的主旨只在于驳辩因汉口工潮而发生的所谓“产业界颓丧疑布”（其实无此事）的错误观念，与因此而主张放弃工农利益的错误企图。我们对畏垒君文字全部直干之言并不减少同情，所不同情的只是畏垒君放弃了革命的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在畏垒君所有的陈述论辩与主张毫未言及工农民众大多数人痛苦与其必须解脱者，就是一个证据。革命的职责不在别的，在于追求何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并不恐惧与工农阶级对抗者之兴起，亦深知现在是将由革命势力发展，而过渡到阶级政权表明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工人与贫农阶级能够接受敌对阶级之“自觉地位，独往独来，平衡相抗”，以求“进步的好现象”，另一方面却也绝不放弃保持革命的根基与维持革命已得的胜利。

　　中国阶级之分化，因革命运动之发展而愈明显了。即以汉口工潮而论，资产阶级的行动已不是过去的行动所可比拟。与北方生产协会同被称赞的汉口商民大会，据报载“到万余人，议决四案：（一）加薪；（二）时间沿习惯法；（三）辞就雇主自由；（四）待遇平等，全市商民愿以最后手段（罢市）为代表后盾。”这诚然是资产阶级自身历史上极可喜的一件大事。中国资产阶级能有“万余人”的大会，只怕这是第一次；又有这样合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原则的决议案，这亦是第一次。汉口商民大会之四项决议，前后两项是迫不得已而承认的，第四项尚是笼统的承认，然而二、三两项却有最严重的意义了。时间沿习惯法的习惯法是什么？习惯何以成法？习惯法这一名词，证明中国资产阶级要利用落后经济国家的习惯来作对雇用劳动的法律，一脚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找利润，一脚又留在宗法社会里用习惯来增加剥削。辞就雇主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发展实业，纾裕民生”的真实面目；这便是对劳动者说：“要你作工你就来，不要你，你就滚蛋！”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生产状况中，资产阶级对于雇用劳动的真正态度！

　　十二月十七夜一时刘华被杀整周年

　　（原载《向导》周报第181期，署名：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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