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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浙之变化与其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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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目前在军事上虽江西问题尚关重要，但江浙（实际是江、浙、皖）问题包有政治与军事的复杂关系，更为重要。十月中旬，孙传芳的联军在江西有将败之势；那时候上海的资产阶级（如虞洽卿等）与杭州上海间的政客（如褚辅成等）在反孙的共同观念下还发生了一个疑问：“是上海推动浙江呢？还是浙江推动上海呢？”结果，浙江先发动了，而上海的资产阶级反徘徊观望。及至夏超独立又败退后，孙传芳的部下以武装统治杭州；上海民众初次暴动未成后，丁文江又以恐怖政治镇压上海。但是江浙局面的变化仍在目前，孙传芳的势力如风前之烛，其在江浙的残余部属，是绝不能维持下去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下形式的假设： “南京是奉鲁军的？抑是北伐军的？” 这一假设的方式关系于江浙两省的共同局面。只要江西军事一有结束，江浙问题便是最紧急的问题。在目前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即唐生智军）已急急欲取得安徽，进取江苏，有直到南京的企图。国民政府亦似乎已抛弃原来让江苏于奉鲁只要浙江的计划。因此，江浙问题又并不待江西军事之解决，夏超一次的独立运动，与上海民众暴动的初步尝试，便是这一变动的开端。 夏超独立一星期而败退，上海初次暴动尝试而未成，是一样的事——时机尚未成熟，主观与客观条件都未具备，还须要更切实的准备，更有力的工作，才能完成江浙的变动。 我们对以上的情形若未观察清楚，便不会了解目前的江浙问题。我们在杭州、宁波等地同志若因夏超败退有懊丧，在上海的同志若因二十四晨行动尝试未成而失望——这都是极大的错误。夏超若未败退，试问以马叙伦、许宝驹等极右派糊涂支配的杭州政局，有何用处？二十四晨之上海尝试，试问那样浅薄的准备，时机的错误，如何能成功？即成功亦如何可以支持？反之，我们从浙江与上海的两方变动局面里，却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目前这些变动局面，正开始发展；我们在江浙如此的政局里，正要加紧工作。 但我们的工作是在民众中——同志们要紧记着！ 如果民众运动不能进展，江浙的变动便是不可靠的，只有民众的工作来推动政局，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变动。江浙民众要帮助北伐军的胜利。要求避免奉鲁军的蹂躏，全靠此时自己的工作。进一步说，江浙民众要想在北伐军统治下得到许多的利益，真正的自由，亦要靠现时的工作。湖北民众的现状，比起湖南来，迥然不同。这就因为原来的基础相差太甚。 浙江独立之昙花一现，在我们是认为当然而无所谓失望的，上海二十四晨的一幕，我们亦得了严重的教训。总之，此时，江浙各地同志的责任，特别加紧了！ （原载《教育杂志》第2期，署名：施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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