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上海的罢工潮|赵世炎

五论上海的罢工潮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五卅”周年纪念后兴起的上海工人的经济奋斗，足足已两月有余了。七月份的罢工运动比起六月份来，范围更广，人数更多，情形也更复杂。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对于罢工所发生的所谓舆论。那些舆论到了现在，又似乎渐渐对于工人的罢工运动，表示厌恶了。到底上海工人的经济要求是否合理呢？在两月来的罢工中，上海工人到底何所得呢？此后上海工人经济奋斗的趋势又是如何呢？在两月长期的工潮中，统治阶级到底起了一些什么作用呢？——这都是我们免不掉要一而再，再而三……来说明的。因为，如不说明，大多数的人便不会懂得；稍微懂得的便要发怪论，以至于本是由经济压迫发生的罢工潮，又被上海社会的“舆论”视为洪水猛兽一般。并且，像警察厅长严春阳先生，若把罢工的因果向他说明以后，假使他肯相信，也就不必费事派什么工厂调查员去调查了！

　　上海工人之总要求

　　七月十一日上海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上海工人之总要求十一条，并发布宣言（详见七月二十二日上海各报）。宣言的内容，既已说明上海最近罢工的现象和原因，又缕列上海工人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及其预算；最后复指出：（一）打骂工人；（二）开除工人；（三）滥罚工资；（四）侮辱女工；（五）虐待童工；（六）大小便不自由；（七）工厂设备疏忽——乃一般的工人所受痛苦；还有集会、结社、言论之不自由，工会之受摧残，工人领袖之遭开除，逮捕，甚至枪杀，更是使罢工爆发的诸般直接原因。最后，上海总工会代表全上海有组织的工人，提出十一条最低的总要求：

　　（一）工资至少每月不得低于十五元；

　　（二）工资当按照物价至少每年必须增加一次；

　　（三）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

　　（四）星期日休息，工资照给；

　　（五）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六）不准任意开除工人；

　　（七）规定因工作而死伤之工人的抚恤金；

　　（八）工人在疾病时厂主须负责医治并须发给半数以上之工资；

　　（九）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产前后应有一月之休息，工资照发；

　　（十）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十一）工厂设备之改良，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以上这十一条真可谓最低限度的要求了。依我们想来，中外的资本家与中外的官厅（淞沪督办公署、警察厅与工部局）对于上列十一条，半条也不能反对。然而事实上在他们连半条也不肯实行。一直到现在，中外资本家及其官厅的意见，都还以为设立工厂使工人做工得活便算恩惠，哪里容许有所要求？凡要求者便是“不驯良的工人”。这是资本家与官僚们死也不改的成见。

　　但是工人们不能永远在这个成见之下屈服。上海有组织的工人尤其不能屈服。两月来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便是为这十一条的要求而要求，而行动，此外并不曾有例外的要求。上海总工会所代表的工人意志，是真确的上海工人的意志，这十一条真是“不二价”的最低条件。假使中外的资本家们肯激发戴季陶所提倡的“仁慈”，将这十一条实行，那便上海最近的罢工风潮，至少也可以减去一些了。

　　工人的生计与资本家的剩余

　　自上海总工会发表《上海工人的总要求》以后，在数十万的工人群众里起了剧烈的作用，人人愿为此十一条要求而奋斗；一般的贫苦市民与中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对此要求也表示充分的同情。惟有洋奴买办资产阶级的报纸机关，则充耳不闻，甚至拒绝将工人的要求在报上登载。稍为例外的，只有上海的商报。上海商报是较进步的知识分子所组织，代表中小商人与自由职业者的言论，在上海亦被称为接近工人的报纸。该报于总工会发表总要求后，屡次表示同情的言论，并且肯虚心谈论一切实际的问题。姑无论其立足点是不同而结论亦是谬误的，但其讨论的精神我们则赞许而且感谢。该报的柳塘君，在七月末的经济栏里，曾三次论列《上海工人之生活费》，《谁负工人生计调查之责？》与《米贴之先决问题》，其中有许多要点是值得我们答覆的。我们因为每日忙于工作致不能早早对于柳塘君那种论点作答，但是事实的进展比文字的发表还快些，近来有好多问题，已经不需要向柳塘君解释了。

　　总括柳塘君论文的意见需讨论者是：（一）“厂家能否担任每人一元两角余之米贴，从何方面取偿之，犹是问题。……以米贵为要求增加工资之理由，在工人或以为是，而不知米贴系临时支出，厂商犹有顾虑，若增加工资为永久负担，宜其更形严重也！”（见《上海工人之生活费》原文末段）。（二）“……工人提出增加工资之数目，太偏于理论的而无较有根据以折服资本家之心。……工人所受米价贵之影响究竟如何，不能以确切的数字昭示之也。假使工人团体早有规画，则立可提出相当之证据，……则厂商之应为工人设法无疑矣。”（见《谁负工人生计调查之责》一文）。（三）米贴有许多先决的问题，如（1）工人常食何种粳米？（2）所食若干？（3）米贴以何时期米价为基本价格？（4）如米价涨风不久则米贴如何计算？（5）米贴之增减是否随米价上下为转移？（6）假使基本价格率相差甚少时是否亦要求米贴？（共六个问题，见《米贴之先决问题》一文）。以上三点是较为重要的，其余还有些问题可以不详讨论，并且还有些小的误解与误会之处，也可以不必深论。

　　第一，我们须要首先指明的乃是：柳塘君评论的口吻，虽似第三者的态度，而实际他的立足点，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立足点，他的经济观念与论据，完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念与论据，他的评论词句虽有意界乎劳资之间，而结果竟是完全为资本家说话，为资本主义的现社会作辩护。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主要意见，要先声明是不能同意的。其次，米贴问题并不是一切罢工的中心问题。目前上海工人所要求的，乃在最低度能生活的工资，即使米价不涨亦需有此要求，因为现工资太少不足生活之故。米贴只不过要求形式或方法之一种，而并不是罢工的唯一原固。但在柳塘君谈米贴问题时只顾讨论米贴和工人的生计，而忘却了在资本家一方面尚有利润和剩余价值——这种利润在资本家是已得到手的，这种剩余价值在资本家是经常占有的。柳塘君忽视了这个事实而空谈米贴，虽然替工人设想增加米贴，而实际则只为资本家计划如何拿得出米贴来。第三，我们亦应指出的是：在柳塘君屡次的论文中，并不提到工潮发生的其他重要原因，他不能不算是忽略了许多事实；因为在事实上罢工运动之发生起于他种原因（如各种虐待，打骂与开除工人，及禁止集会自由等）者甚多，是不能否认的。

　　说明了以上三点以后，我们才来具体答覆柳塘君所提出的问题。

　　（一）厂家应担负工人在物价高涨时的生活，应增加工人工资，其增加额便从厂主自己的利润与平时剥削的剩余价值中取偿；这并不是没有取偿之处，只是要厂主少得点利润或减少极小一部分的剩余价值。米贴虽是临时“支出”，但无容其“顾虑”，因为厂主的经常“收入”既多，且有多种的临时的“收入”（例如米价高时，物价亦涨，各种生产品之价亦涨）。所以增加工资并不是厂主的“永久负担”，更不至于“更形严重”；只是少得利润与减少剩余价值，而工人便可活命，生产可以继续，未来的“永久”的润利与剩余价值可以多得，而能以取偿！（二）工人提出增加工资之数目并不只于是“理论”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不根据事实的理论，假使凭空说理有什么用处？上海总工会所提出每月至低工资十五元的要求，正是根据于上海至低生活的要求，列出人生必需的衣食住，计算出油盐柴米乃至燃料及杂类的详细预算，这种预算在柳塘君亦是承认的，且更列精确之表以说明，何以算是“无根据”呢？至于“折资本家之心”一层，柳塘君或有所感，但我们的意见则以为永远怕没有那回事，我们以为工人并不能“折资本家之心”，但以要求的方法“取得”而已！所以如柳塘君说“……则厂商之应为工人设法无疑矣”，亦是希见的事，因为据经验，厂商肯“为工人设法”者实百不一见！（三）米贴的各种先决问题亦是容易解决的。在柳塘君所设的六个问题中，（1）（2）两个问题单就上海总工会所列的生活预算中可看出；工人应食粳米而不食籼米既是柳塘君所承认的，而粳米在工人所采用者，实市价中之最低等；至于食量，则当然只能作平均的计算，故如生活预算中所列，一夫一妻两人的每月米费七元，一夫妻及一子或女三人的每月米费八元，在柳塘君所处的上海实际生活或不以为多罢？关于第（3）问题，米贴之标准，应当是比较的，在工人当然以定工资额时之米价与现时之米价比较，而决定要求米贴的数目。关于第（4）问题，如米涨风不久，其原因必多属于奸商之操纵，有时甚至工人隐忍吃苦，而因时期太短终于没有米贴的要求；如要求时其标准应与上同。关于第（5）问题，米贴之增减，若工人不承认随米价上下为转移，资本家亦必如此规定，当米价复原后，米贴就要取消，在最近有些罢工解决条件中，已有此种事实；因此，在工人方面，假使米价再度高涨，又何必客气不再度要求？关于第（6）问题，即使基本价格率相差甚少，如柳塘君所举百分之三十与百分之二七之例，在此时，并不能说工人无要求的理由，因为百分之三十的基本率终不过是一种假定，并不就成为死板的法律，而真实的基本率，乃是生活的必需额，所以百分之二七乃至百分之二十，亦成为要求的理由而不可否认。

　　柳塘君或者不以为我这以上的答案是“强词夺理”罢？如果根据事实而意见仍有不同，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但讨论的立足点不同，则结论各别，我们亦不见怪。不过柳塘君亦颇注意工人的生计而有满腔之同情，期期以工人团体之调查与发表意见相促责；在现在，米贴问题虽未解决，我们却盼望柳塘君换过目光，去注意到下面的另一严重问题。

　　最近资本家的反攻与歇业恐吓

　　自七月以来，上海的资本家，尤其是外国厂主，对工人的压迫变更其战略了。他们不特根本拒绝米贴的要求，不理会改良待遇的呼吁，而且向工人作种种的反攻；直至现在，已有将近一万的工人失业，数百人特列被工厂开除。这一反攻政策的主要手段，便是歇业的恐吓；当工人罢工时，厂主即将工厂停闭，给工人以失业的威胁。尤其是纱厂，在现时非纱业上市之重要时期，上海的日本与英国厂主，惯用这一手段，以抵制工人之一切要求，而在自己则无所损失。假使停业的日期稍长，工人的生活自然趋于恐慌，到那时便会向资本家屈服，无条件的恢复工作——这是各厂主所预想的。他们这种抵制手段，在现时乃施行最有利的时间，等到纱业上市生产品价涨时，工人已经帖服了。这是资本家的辣毒而甚自鸣得意的政策，在最近时期内，他们不仅要想借此政策消灭罢工，亦且欲求根本制服工人。讨论上海近时工潮问题的，往往只见工人的罢工运动，而对于资本家这一反攻行为却忽略了。

　　从最近两周的事实里看来，资本家对未有罢工的工人，亦厉行各种的反攻。第一便是无故开除或责罚工人；第二是故意克扣或缓发工资；第三是收买流氓专向工人故意挑衅，殴打工人的领袖；第四是在酷热的天气下，特别苛待工人。日本内外棉第九厂，杨树浦老怡和纱厂与浦东日华纱厂等现犹相持未决的工潮，便有这许多的事实。尤其是各日本厂主的行为，最近更肆意横暴，工人不堪其苦，各厂工人曾派代表至各团体呼号求救，而各界的人往往熟视无睹。最近万里丸日本水手秘杀小贩陈阿堂事件发生后，各方面都在纸上抗争，惟有各日厂的工人，因身受日本人的蹂躏，才更感觉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切。所以在最近的将来，全上海日厂的工人，将逼得不能不有最后的行动，而上海的罢工运动，亦将由经济性的变为政治性的了。

　　但歇业的恐吓到底是否就算资本家的高妙政策呢？以停闭工厂抵抗罢工是否便有效呢？——这毕竟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以上两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字。在一般的评论家，见此现象，或者以所谓实业的衰歇为念，甚至归罪于工人的罢工，以为资本家乃被迫而致此。这样袒护资本家的论调，实际是受了资本家之骗。近来资本家的歇业恐吓仅是一部分的，而且仅不过是向工人反攻的一个手段，这个手段在此时实行又是无大损失的，更何况即损失亦有利于将来；所以少数的资本家，尤其是在中国得利润已很多的外国资本家，断然采此手段而不惜。这还应受“关心实业者”之实业衰歇的忧虑么？但在同时，在工人一方面亦难承认这是怎样高妙有效的政策。这个政策当然不足消灭罢工的运动。反之，罢工运动只怕从此更要扩大起来。目前的事实便是例证：日、英各厂的罢工，有已超过三星期以上者，厂主虽闭厂而工人仍坚持；两周来罢工之增多，远过于两周前所表现的；日本各厂的工人六七万，现已准备联合一致的行动。更从七月份的罢工统计看来，上海的罢工运动越更继长增高；假使资本家一致运用这一策略，只怕反是促成本月（八月）份更多更大罢工的条件了。

　　七月份罢工的统计

　　我们愿意再昭示社会以上海七月份罢工之统计。上海的官厅与报纸，往往只靠工部局的统计，现在该局的统计尚未出来，但我们对于该局之罢工统计是不信赖的，那个帝国主义的机关所分析的罢工原因，诋谤工人的话，尤其荒谬绝伦。近来上海“高等华人”的机关——中国公论报，亦根据本报的统计而作“工潮问题之研究”，其结论亦曾注意到“万不宜彼此狼狈，采用闭歇政策，以引起工人之报复”；他们主张的是“以温和方法，竭全力以从事，俾中国实业日进无疆，此诚扑灭共产主义之善策也！”这却并不是什么高见！果使“实业日进无疆”，则共产主义亦愈发达；但那是另一问题。虽有“温和方法”却不足以满工人之要求，因为现在工人生活的条件，与实际所需实相差太远了。

　　下列六表表明七月份罢工之情况。这六个表里我们看出重要的现象是：

　　（一）七月份罢工总人数又超过七万；

　　（二）七月份罢工企业仍为百余厂，但手工业的罢工，较六月份加多；

　　（三）罢工的原因，属于广义的经济意义的（即包括工资、时间、待遇诸条件）占百分之八十；

　　（四）罢工时间较长了，在一月以上者已有三个罢工，在一周以上者有十三个罢工，而三日以上，一日上下的罢工，亦有多数；

　　（五）一百八十个罢工条件中，工人结果占胜利者仅六十，六十二个工资要求条件中，工人结果仅得三十四。

　　其详可观下表。从下表应得何种的结论，简直无需乎我们预言了！

　　（一）总统计表

　　

　　（二）罢工企业别与总数

　　

　　（三）罢工原因分析

　　

　　（四）罢工时间分析

　　

　　（五）罢工条件分析

　　

　　（六）罢工胜利条件

　　

　　（原载《向导》周报167期，署名：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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