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战争与农民|赵世炎

京津战争与农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国的农民运动方在萌芽时代，但已表现在国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广东国民革命军东江讨贼之役，开始得到农民群众援助而获成功。这一次京津战争，十余万国民军在京津道上鏖兵二十余日，对奉系军阀李景林作战，迟缓疲乏，久无结果。但一经农民之援助，几次得免于危险，并得克胜敌人，一鼓而下北仓，直捣天津。中国农民在国民革命中之作用，从此又证明一次；武力须得民众之援助始能战胜敌人，从此又证明一次。

　　当农民正在前线援助国民军之时，国民军自己亦略有觉悟，但并没有真切认识结合农民之重要；所以前敌交通虽然隔绝，而从少数人口头里，露出些风声来，使城市的人民知道战区里农民帮助国民军了。这些少数人大概都异口同声地说：“得民者兴，失民者亡”，故国民军心胜。说这种话的人，很有一点“王者气概”。他们以为这是国民军“得民”，而不求知道这些人民为什么帮助国民军的原因；他们只以为冯玉祥将军个人的威与德，而不曾知道乡村农民之反对奉军，是全国革命民众已经组成的反奉联合战线。所以他们只把农民向兵士送茶水的事，认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到了最后，北仓攻下，天津亦克，而冯玉祥给鹿钟麟等的贺电，说：“此次剧战，乃皇天后土之灵，我将士之奋不顾身，……”这次京津战争与农民的援助国民军，遂成为一件过去的事实了。

　　到底这些过去的事实的经过是怎样呢？虽然一般新闻记者及其战地通讯员，不懂得农民的生活，不知道农民的要求，因而亦不知道农民在此次战争中情形的重大意义，但是下列的几件事实是不可湮没的：

　　（一）杨村的铁道桥之两端，杨村的河中，及其附近，埋有许多地雷，是国民军开铁甲车直冲时所不能预知的。这些地雷，正是李景林役使农民所掩埋。农民痛李景林之横征暴敛与兵士之奸淫抢劫，所以聚众齐来拦阻国民军的铁甲车，而报告地雷掩埋之所在。结果国民军得以避免此次的重大损失与牺牲。

　　（二）由日本人指导李景林军这次所掘的战壕，经营了几月，毫无代价的强迫农民充夫役，才筑了那样所谓“欧洲文明的”最新式战壕的“盖沟”。只有农民才知道这些消息，来告其内容强弱之点，说明内部可以用汽车交通，从农民家中抢了许多破烂衣裤垫了沟里，可以昼夜寝伏；最后，农民建议了用水决沟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国民军踌躇不肯采用时，农民却已自动的四出决水去了。最后国民军得以破胜盖沟，是得了农民的直接援助。

　　（三）国民军进占杨村，重要的指挥机关与电台，均设于一处，但敌人从后侧张庄袭击，欲拆毁铁道，陷国民军指挥机关于核心，使进退之路俱绝。农民援助国民军，探得了国民军探兵所不能探得的消息，立刻前来告知，使国民军先派手枪队至张庄防守，击退了袭兵而得免于祸。

　　（四）李景林军受日本人之指导，曾屡次乔装农兵，他们将农民的衣裤剥去，自己穿上，身藏手枪，在农村中潜伏，或作侦探，或竟聚而向国民军袭击。这也是由农民向国民军告知的，结果使国民军入乡村时，得以免掉被敌人侦探袭击的危险。像这样乔装农民作侦探的事，曾发现在许多村庄里。

　　这以上不过是几件关于军事上的重要事实，此外农民直接援助国民军，使得军事便利的事，据亲眼见者所述还有许多。奉军在乡村中之骚扰，已迫得农民逃散，或用石与砖，把门户封闭起来。当奉军到乡村时，任意的直闯入农民家中去，强迫供奉，据农民自己说，好比供奉祖宗一样。吃的需要献出最好的；睡的地方须得让出屋里的坑；而且女人须得陪睡供淫乐啊！三两日后，到临走时，横蛮的兵士还要挑选一家的衣物择取最好的，携了去！

　　农民归来了，当国民军占领了一个乡村之后，他们当初不肯归来，经国民党所派的宣传员解说以后，才欣欣然而归。他们呼那些宣传员为“老爷”。他们赞美冯玉祥，称冯玉祥为“冯爷”，或呼“佛爷”！但他们说，要看“冯爷”来了之后，能不能免除他们的苛税，并允许他们的团结。他们亦了解帝国主义之罪恶，因为曾亲见日本人之援助李景林。

　　在战区里的农民，每天清晨有十人至数十人的队伍，出来打听战事消息的，那便是农民自己的一种组织。这样的队伍，无形之中为国民党宣传员之讲演而成了组织。他们齐来探听战事的消息，愿意知道国民军的宗旨与战争的目的，他们发问国民军对于农民有什么利益。每当讲演员说话未完时，他们的问题已纷纷的发出了。每一个问题，表示了农民对于政治的不满与自己经济利益危害之所在。他们对于讲演员表示十分的亲昵，愿意迎迓到家里去“供奉”，好慢慢诉说一切的痛苦。他们代散传单；他们每人要多得几份传单，好转送与别人看；传单对于他们好比“官厅的告示”，也好比新年时农民赴市集买回的历书一样——极可宝贵的，必须要看的。他们最欢喜能领得小册子。如若有“不识字怎样读小册子与传单”的问题，他们的答复便是：可以家去找识字的念来听。农村的识字者在此时也成为尊贵的人，与讲演员一般了。

　　北方农民这样欢迎革命宣传员与援助国民军的情形，在这一次京津战争里，热烈的表示出来；同时，也就表示出农民的性质，与农民群众在国民革命中之作用。国民党的左派分子，现在已承认共产主义者根据事实并根据列宁主义的理论，承认了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认识了这种现象之重要。但是国民军自身还没有认识这个重要现象，所以他们暂时只有些“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观念，而卒之结论到“赖皇天后土之灵”上面去。国民军如若表示能懂得这件重要现象，且肯同情于农民便当立刻证明在两件事实上：

　　（1）免除一切重租，苛捐，高利债与钱粮预征，严禁贪官劣绅鱼肉乡民；

　　（2）许可农民协会合法的存在，绝对不得加以干涉。

　　农民群众在国民革命中有极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叛徒陈炯明却知道的非常清楚。陈炯明解散广东海丰农会时，曾对人说：“群众我是很怕的，尤其是农民，我从前在广西时几乎被乡民赶出来，兵力虽足以战胜桂军，而没法镇压农民，他们出没神秘莫测。”（见《向导》周报第七十期海丰通信）。果然，到后来陈炯明的命运结果于农民之手。东江之役，农民直接援助党军，所以党军才能直捣陈炯明的巢穴，使负固三年的反革命武力，至于大败而瓦解。

　　当国内战争时，农民的田园，成了军阀武力肉搏之地。但若军阀虐待农民，则农民群众一面忍受，一面也想出方法，破坏军阀的武力，甚至出而解除兵士的武装。东江之役，国民党党军中一个前敌上的战士，写信给《向导》周报说：

　　“……从前联军打东江的时候，一半由于不爱打，一半由于吃老百姓的亏；因为假若是时常抢他的，他撞着你正在作战时，便出来捣鬼。这次对我们真是顶好了。我们正在行军的时候，数百人一推一推的拥着看，有些弟兄拉不起东西了，便有愿意帮助拉的；前面是否有敌人，或敌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一一指点引路；我们能于黑夜中将五华城围得好好的，也就是因为老百姓的帮忙。沿路都有挑茶送水的，我们打仗饿了，有烧稀饭送来吃的。至于海丰（陈炯明的家乡）一带农民，原有农民协会，被陈逆解散了，现在都完全恢复。当我们到时，有好几村的农民都树起‘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旗子来欢迎的。偏僻乡村的农民，欢迎丘八如此热烈诚恳，怕是在中国从未看见过的了！”（见《向导》周报第百十期）

　　在这次京津战争中，北方农民表现的现况，与广东的农民一样。北京的国民军，虽不如广东革命军，在革命的意义上有相等的位置，但是南北农民群众的要求与地位，则没有两样。北方农民于这次战争结束后其与国民军的关系，便要看国民军是否肯给农民以团结的自由，及免除苛捐杂税惩罚贪官劣绅等。国民军如若不能适应农民的要求，不仅维持不了“冯爷”“佛爷”的信仰，也许会至于“吃老百姓的亏”，——这都是极明显的理论与事实了。这些理论与事实，正是乡村里广大的农民群众，判断对国民军的关系之关键；同时，亦是国民军自己表现其政治性质时一件要素。国民军既不能组织或促成甚而至于表示赞助一个国民政府，而必须在北京城内组织各种形式的内阁；这许多许多的内阁，在目前的农民阶级还可以稍为放任与容忍，但是农民的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与经济利益（废除苛捐杂税等），却不能放任和容忍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62期，署名：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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