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生平大事年表1927年

1927年

　　1月4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了上海总工会的工作，提出新的职工委员会名单：李震瀛、汪寿华、郑复他、顾作霖、佘立亚、龙大道、赵世炎、帅朝吟、王承伟九人为委员，李震瀛为主任。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作了组织工作的发言。此时，上海共分八个部委和两个独立支部。八个部委为：闸北、浦东、曹家渡、南市、法租界、杨树浦、小沙渡、引翔港。两个独立支部为：“上大”、吴淞。

　　1月27日　鉴于形成的驱逐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的反英运动，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组织英兵宣传委员会，由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担任委员会国际代表。本日，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代表中国共产党就反英运动发一宣言，并组织工人散发传单。

　　2月7日　经过多方努力和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巡捕房释放了这天在杨树浦开会时被捕的百多名工会干部。

　　2月9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讨论筹备区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2月11日上午召开全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区委改选名单，正式委员13人：罗亦农、张佐臣、赵世炎、李震瀛、尹宽、汪寿华、张之甫、谢文锦、郑复他、佘立亚、庄文恭、张永和、王亚璋。候补委员7人。赵世炎在会上发言指出：戴季陶、蒋介石“这批人将来必反革命，现在我们要先使左派团结起来，受我们影响，否则很危险”。

　　2月16日　和罗亦农、刘尊一、张永和、谢文锦、马禹夫、张昆弟、张持民、张佐臣、张叔平、杨培生参加中共上海区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上海总罢工、武装暴动、农民运动、上总等问题。罗亦农在会上被选为书记，赵世炎负责组织工作并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汪寿华负责职工，尹宽负责宣传，军委顾顺章任主任。赵世炎参加会议并发言，对小沙渡、闸北、南市问题，提出“此问题关系目前党及时局特别严重，小沙渡只要有人就可以做。南市因过去工作太弱，所以特别困难。闸北尚无群众基础”。决议由主席团切实办理。会上在讨论上海总工会健全问题时，决议暂照赵世炎的办法。

　　2月22日　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中共上海区委下午16时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动员当晚18时暴动。和汪寿华在闸北青云路洪发里指挥战斗，派人送信给兵舰上党员同志，令他们配合行动。此次起义失败。工人死40余人，被捕300余人。

　　2月23日　中共中央、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止这次武装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为此，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组成。组织特别军委和宣委。特别军委成员为：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

　　2月24日　上午10时，和罗亦农、尹宽、汪寿华、周恩来、徐伟、张叔平、张永和、王承伟、张昆弟、郑复他、刘尊一、彭泽湘、马禹夫、李立三等参加中共上海区委各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各部委关于罢工暴动情况报告及今后工作布置。

　　同日　晚21时，和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彭述之、尹宽、汪寿华、瞿秋白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会议，讨论军事、工运、党务等问题。

　　2月25日　晚20时，和陈独秀、瞿秋白、罗亦农、彭述之、尹宽、周恩来、王一飞、汪寿华等参加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会议，讨论党务、军事、派工人代表团见白崇禧等问题。在讨论中提出：“党的动摇现象是局部的，是恐怖时代中必不可免的现象。我们的办法应用非常的组织方法”，“宣传最紧要的是态度，不要主观的宣传，而是要每天解决群众的问题，要出问答式的宣传大纲。”

　　2月26日　晚20时，和罗亦农、陈独秀、周恩来、彭述之、汪寿华、瞿秋白、尹宽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会议，讨论政治、军事、总同盟罢工等问题的报告和决议。

　　2月27日　晨6时，写《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记录》一文，对第一次总同盟罢工和第二次武装起义作了总结。指出：虽起义没有取得全面胜利，但这“绝不是失败，更不是毫无结果。这五日的总罢工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五日来奋斗所得的出路，超过了自‘五卅’以来所有经验与教训之总和”。上海工人政治与经济的最低限度总要求是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军阀黑暗政治势力，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等17条。此文2月28日在《向导》周报第189期发表。

　　同日　晚20时，和陈独秀、罗亦农、尹宽、汪寿华、瞿秋白、萧子璋、周恩来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会议，讨论宣传、军事、党务情况。在会上发言：“在党的工作上，从现在起要抓得再紧一点，且要直接去找支部群众”。“在政治上，我说明蒋介石对于工人的态度，工人都知道非工人先干不可，群众实有许多好的现象，很勇敢，很明了。”

　　2月28日　晚19时，和陈独秀、罗亦农、汪寿华、瞿秋白、尹宽等人参加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会议，讨论党务、军事、工会宣传工作的报告。

　　3月初　深入到工人中作宣传教育，强调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参加商务印刷所党小组会，动员党员打进“保卫团”，掌握敌人武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3月1日　晚20时，和陈独秀、罗亦农、彭述之、王一飞、尹宽、周恩来等参加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会议，讨论军事、工运宣传问题。会上，对宣传品的分配、罢工中的实际问题等发表意见。

　　3月2日　上午9时，主持召开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到会61人，在会前讲话时要求：应为牺牲的同志起立致敬。同时指出，在上海工作很紧张与重大的时间召开会议，迟到者很多，是不好的现象。在罗亦农报告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后的检讨后，作补充报告。

　　同日　晚20时，和陈独秀、罗亦农、彭述之、瞿秋白、萧子璋、周恩来、王一飞、尹宽、汪寿华等参加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会议，讨论工会工作和军事问题。

　　3月3日　晚9时，和陈独秀、罗亦农、彭述之、尹宽、汪寿华、萧子璋、王承伟、王一飞、周恩来等参加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会议，讨论群众运动、宣传及军事消息。

　　3月4日　晚，和罗亦农等参加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议，讨论群众运动、宣传和军事消息等问题。对军事报告、铁路工作的问题提出意见，指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总的看法是，“罢工形势未见完善，但已骑虎难下，只好用强制煽动的方法把他罢下工来，看结果如何”。

　　3月5日　晚9时，和陈独秀、彭述之、萧子璋、罗亦农、王一飞、尹宽、王承伟等参加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议，讨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指挥人员及市民会议、市政府名单等问题。会议中提议“讨论商议集中市民会议及暴动问题”。“负紧要责任的同志，把工作交给次要的同志，主要的同志经常聚在一块”。同时，关于工会与党的人员分配，他提出：“上海工会工作，可调胡禹民或笃实。党的工作应加入，我意一飞来做宣传工作。”会上具体分工：闸北由赵世炎、顾顺章负责；南市区由周恩来等负责。如南市不重要，周恩来调闸北。党的工作方面，赵世炎代理书记。

　　3月6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业总工会总联席会议，讨论党参加市民代表会议的问题。在发言中指出：“我们要参加政权，不是派个代表参加政府就完事了，必须要在政治思想上拿住群众。在政府中要力争民众的利益，在民众中要有不断的公开宣传C．P．的政治主张。”并主张党“在组织上绝对不能公开”。

　　3月8日　上午10时，和罗亦农、尹宽、汪寿华、佘立亚、张叔平、刘尊一、江元清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讨论对第二次武装暴动的检讨及党的建设、市民代表会议等问题。在讨论组织问题提案时就党的建设、市民会议与市政府、部委的划分等问题，指出：党的建设问题“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在市民政府中要组织党团，作为市民政府的“后台老板”，“做到真实工人领导政权的形式”。

　　3月9日　午后13时，和罗亦农、林钧、陈独秀、汪寿华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会议，讨论各界对组织市民代表会议的反应、市民公会召开常委会等问题。

　　3月10日　和陈独秀、罗亦农、彭述之、尹宽、萧子璋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会议，讨论军事、政治情况及市民会议问题。会上对召开纪念孙中山市民大会时商人悬旗、工人罢工等问题发表意见。

　　3月14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对浙江的工作作了长篇发言，建议把做好县民会议、市民会议及农民乡民协会，作为基本的工作：“农民运动要积极进行，将来必要阶段：（1）与土豪劣绅决斗；（2）进行暴动。”

　　3月17日　下午14时，和陈独秀、彭述之、汪寿华、萧子璋、王承伟、罗亦农、尹宽参加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议。讨论店员、工运工作情况和市民代表大会问题。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提出：“现在第一，国民党左派要发展，对象为小资产阶级及店员；第二，现在要特别发展C．P．，举行C．P．宣传周。惟上海产业工人群众太多，如果都加入国民党，终究是（会）发生问题的。”

　　3月19日　和罗亦农、汪寿华、周恩来、张昆弟出席晨8时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北伐军兵临江苏后上海的工作。提议：“如果行动，今天暂不罢工。如今天罢工，即行动须等松江消息”。

　　同日　上午9时，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革命的现状与我们的责任》报告，报告中提出，过去一个月的上海总同盟罢工，“工作很紧张，但有许多缺点”，如“我们同志赶不上革命的潮流”、“计划与实行相差太远”、“没有群众的意志”、“工作中发现同志无组织的倾向”。提出上海最重要的工作有六项：领导市民代表会议与市政府；领导区民代表会议与区政府，实现市民政权；组织全上海最大限度的工人；领导并联合上海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共同奋斗；发展上海附近的农民运动；无限制地扩大党的组织。

　　同日　下午2时半，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业总工会总联席会议，罗亦农发布第三次起义的预备动员令。赵世炎指示：“群众所走的路线，各部委、各产总都要特别准备。今晚无罢工令，明早八时在此开会。中、租界交通断后，租在恒丰里接洽，中在福源里。”

　　3月21日　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担任副总指挥。

　　同日　出席晨8时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全市工人中午12时总同盟罢工，下午13时开始军事行动。上午，和周恩来在闸北宝山路福源里指挥战斗。中午12时，罢工开始了，起义开始了！和周恩来直接指挥战斗最激烈的闸北，亲临现场，察看地形，确定进攻方针。下午14时，亲自指挥沪东纠察队攻打江湾警察署。下午16时，总指挥部移进第五区警察署。黄昏，派人到西南方向侦察敌情。晚上，巷战激烈。在通宵激战中，和周恩来轮换到前线指挥战斗。

　　3月22日　上海工人纠察队攻克敌人最大的据点——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下午18时，纠察队占领敌人最后一个据点——上海北火车站。至此，轰动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历时30个小时，取得完全胜利。

　　3月23日　和罗亦农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业总工会总联席会议，讨论市政府、工会、宣传、纠察队等问题。在会上要求“各部委都要做书面报告，明天下午五时送到”。

　　同日　晚21时，和陈独秀、罗亦农、彭述之、汪寿华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议，讨论薛岳军队留沪、招兵、军械保藏，纠察队休整，对钮惕生、邹竞态度等问题。当陈独秀提到薛岳时，赵世炎回答：“薛岳今天对我说，竭力帮忙，并望工会速好好武装。唯他有一参谋长很右，要防备。”讨论到纠察队问题时，赵世炎说：“淘汰引起反感，很危险，最好送他们到党军队中去。”

　　3月25日　晨7时，和陈独秀、罗亦农、彭述之、尹宽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议，讨论市政府委员人选、复工情况、薛岳问题、特委内部分工。在讨论中提出：“帝主不许复工是承认我们胜利，但同时很怕。我觉得我们当然不能与他们无准备的冲突。对于复工，我意要由各产总写信给各资本家，上总要写信给工部局及南北商会与商民协会、市政府。信中措词，限礼拜日答复复工，否则收回复工命令，不能软弱，此信今天上午写信去。还有对于越界筑路，我意可自由拆除铁网。”赵世炎强调：第一步写威吓的信，第二步就把中国厂弄好都复工，租界的就做收回租界的总罢工。他和罗亦农都提出：“明天开代表会，凡不到职如虞洽卿、钮惕生、陈光甫、白崇禧四人取消，把孙科、宋子文、薛岳、陈友仁补选进去。”罗亦农提出：“一切指挥集中”，赵世炎出来管区委及上总事。

　　同日　晚20时，和陈独秀、罗亦农、尹宽、彭述之、汪寿华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议，转达市政府执委会关于复工、市府职权、委员就职等问题的决议，讨论对付白崇禧要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办法。讨论到薛岳问题时发言：“今天薛（岳）表示说打右派非群众不可，他很希望留在上海。我意上总今晚就要派人去表示。”

　　同日　报告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改编、党的发展、区民代表会议、警察问题等等。纠察队改编的方法是，每十人一分队，加队长，三分队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共八个大队，约二三千人。纠察队的任务“就是替工会服务，替革命服务，保护工会，每两个月换班一次。二月后还可回工厂作工”。

　　同日　上海总工会在湖洲会馆招待新闻界，赵世炎以纠察队指挥的名义，向中、日记者30余人，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经过。

　　3月26日　上午9点，和陈独秀、罗亦农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及下一步工作，提出要准备应付蒋介石的叛变。赵世炎指出：纠察队员应进行审查，“靠不住的可令其回厂作工”。“下午要开纠察队大会，决议全体加入C．P．。从明天起，要有四小时的军事训练、四小时政治训练”。

　　同日　上午11时，上海工人纠察队举行授旗典礼时，赵世炎全副武装站在指挥台上。

　　3月27日　上午8时，上海总工会在湖洲会馆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

　　3月28日　和罗亦农、黄承镜、晓先、林钧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对付刘峙破坏、市府就职、内部组织、与蒋介石接洽等问题。在会上提议，从4月中旬或5月1日起，办《劳动日报》。会议通过。

　　3月30日　和陈独秀、周恩来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及对策，与何应钦接洽情形。在会上提出：“对蒋要提出中心问题，即着重北伐与反英二点。”

　　同日　和罗亦农、汪寿华、李震瀛召开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市政府问题、宣传问题等。谈吴淞的政治环境和开展的工作，赵世炎去召集他们负责人会议讨论的区政府问题、工会问题、纠察队问题、兵工联欢等问题。

　　3月31日　上午8时，和罗亦农、周恩来、尹宽、任弼时等参加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工会、杭州、宁波工作，以及关于与蒋谈话及蒋之态度。提出对英厂问题，先复工后提条件、不肯复工的要利用包工头去设法复工。

　　4月1日　上午8时，和陈独秀、罗亦农、汪寿华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市政府问题、反蒋问题、罢工问题。在发言中指出：要作反蒋宣传，揭发其反动事实。为宣传上海工人暴动，预备编一本《上海工人三月革命史》。

　　4月6日　和罗亦农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由罗亦农报告目前时局与我们的策略。在报告前讲话：“现在上海犹处危险时期，不仅是关系上海革命，也为中国工人胜利与失败的关键。现在大多数同志尚未明了现在政局，所以召集此会。”

　　4月7日　和汪寿华主持上海各工会代表大会。作国内政治形势和外交问题报告。

　　4月11日　黄昏，汪寿华被大流氓杜月笙骗去，一去未回（当晚即被杀害）。一夜不安。

　　4月12日　晨4时，蒋介石军队和流氓武装向各处工人纠察队进攻，强迫缴枪。赶赴上海总工会所在地湖洲会馆，多方奔走交涉。总工会决定立即在大院内召开代表大会，决议全市总罢工，重新组织工人纠察队，继续同帝国主义、蒋介石进行斗争。

　　4月13日　上海20万工人罢工。和周恩来参加在闸北青云路举行的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10万多人。会后群众上街游行，反动军警开枪射击，造成大惨案。

　　4月14日　晨，向由汉口到上海传达中央关于沪区工作决议案的李立三、聂荣臻报告了上海的情况，表示要隐蔽力量，决心再干。

　　同日　下午，主持中共上海区委各产业工会负责干部的紧急会议。会议通过赵世炎起草的复工令，动员工人们忍痛复工。

　　4月15日　主持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和各产业工会委员会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两个上午，作长篇报告：详细分析形势，提出下一步斗争任务，对干部作了新的调配。此后便和新任区委书记陈延年日夜奔忙，恢复和整顿组织。还分配一些干部到杭州、南京、无锡等地恢复整顿工作。

　　4月16日　和陈延年、李立三、罗亦农、周恩来、尹宽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议，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按中央决定，和李立三、陈延年、周恩来及维经斯基五人组成特务委员会。在会上发言：目前实为中国整个的革命与党的最严重的时期，“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坚决的策略”。“上海为无产阶级力量表示得最伟大的地方，与全国各处，有不接气的地方，我们党如果没有很坚决的策略，关系今后党的进行实在太大。”“我们再不能有第二个右倾的错误，以自陷于危境。”“军事上除奉系问题外，还有帝国主义与青红帮的两个问题也关重要。”

　　同日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和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给中共中央写了意见书，表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明确提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4月18日　下午15时，和维经斯基、罗亦农、李立三、陈延年、王承伟、尹宽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委会议，讨论中央对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提出：“当汪（精卫）到上海后，我们太恐惧于资产阶级对我之决裂，以致发生汪、蒋联合宣言后，和缓空气一直延到现在”，“如果能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治领导权的观念给上海工人，上海工人必能奋起，所以我们目前要很积极的鼓动工人，同时拉住小资产阶级”。

　　同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在发言中指出：“最近的工作有错误，暴动后及二月十九日以前的工作都有右倾软弱的倾向，当然不是区委应该负责”。

　　4月27日—5月9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批评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以及忽视农民土地问题的错误，但未作根本的纠正，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赵世炎未出席会议，但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6月26日　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施塔路恒丰里140号召开省委成立大会。和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康生、张维桢等30余人为委员。陈延年为书记。因叛徒告密，陈延年等三人被捕，赵世炎组织营救，同时代理江苏省委书记。

　　7月2日　黄昏，大雨，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寓所被捕。拘于英租界临时法院，化名“夏仁章”。王若飞主持紧张的营救工作。

　　7月4日　夜，被押解到枫林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

　　7月5日　上海报纸登出“共产党夏仁章被拘”和陈延年英勇就义的消息。

　　7月6日　由于两名叛徒指证，敌人认定“夏仁章”即是施英。见身份已经暴露，便乘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和叛徒展开公开的斗争。他通过内部关系给党组织送信说：“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但要争取。”

　　7月18日　在狱中坚贞不屈，写长篇遗书。

　　7月19日　晨，英勇就义于上海枫林桥畔，年仅26岁。

　　10月24日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第1期发表《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的悼词。悼词说：世炎同志和陈延年同志的牺牲，“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使“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两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两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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