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生平大事年表1926年

1926年

　　年初　国民军赶走奉系军阀李景林后进驻天津。代表北方区委，常驻天津，领导天津的党与工运工作。

　　1月1日　出席天津各界在南开召开的国民大会，欢迎国民军与出狱工人学生代表，反对日本进兵南满。会后进行了示威运动。

　　1月6日　在《政治生活》第63期发表文章，祝贺北京总工会正式成立，天津总工会重新恢复。他说，工人们“终于将自己团结起来，做自身利益的奋斗，为国民革命努力的工作”。“我们谨以十二分的敬意，贡献庆祝的热忱！”

　　1月21日　在天津地委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活动分子大会上，作《列宁的生平与列宁主义》的报告。

　　1月25日　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并作报告，苏联领事参加。

　　同日　创办以天津总工会《工人小报》社名义出版的日报《工人小报》，在《本报出版祝贺工友》的发刊词中写道：“祝贺工友们快快团结，大家都起来团结，组织工会，各厂有各厂的工会，各地有各地的总工会，一齐团结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本刊的任务是“拥护工人的利益，拥护工人的团结”。

　　1月　因兼职太多，宣传和职工运动工作繁重，区委决定调刘伯庄接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使其有更多的精力指导北方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

　　3月12日　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派出军舰援助奉系军阀，制造了大沽口炮轰国民军事件。

　　3月16日　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无理要求国民军迅速撤离大沽口，停止反日行动，并纠集《辛丑条约》各签字国公使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将以武力解决。消息传开后，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

　　3月17日　赶回北京向区委和李大钊汇报情况。正好赶上北方区委开会研究这天北京发生的血案。当天下午各团体代表分别向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要求政府驳回八国最后通牒、驱逐日本驻华大使出中国，遭到军警毒打，五六人受伤。区委决定连夜分头发动群众参加次日在天安门召开的国民大会。

　　3月18日　清晨，参加中共北方区委召开的紧急会议，讨论国民大会和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和陈乔年、萧子璋、刘伯庄等在会上分别报告群众发动情况以及群众队伍的组织、大会的布置、拟订的口号和标语、游行行进路线等具体问题。

　　同日　和李大钊、陈乔年等一起到天安门参加国民会议，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北京市140多个团体共5000多人参加大会。会后群众高呼口号，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赵世炎和李大钊、陈乔年等一起参加示威游行。在执政府门前，军阀卫队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47人，伤150余人，造成三一八惨案。人群走散后，赵世炎又回到现场作了些善后工作才回区委。

　　同日　出席李大钊主持召开的区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详细叙述了伤亡情况和善后处理工作。李大钊提出保护党团组织和进一步发动群众与军阀斗争的办法。决定由赵世炎找顾孟余商议，用国立8校职员联合会名义发电抗议。

　　同日　晚，在北京大学第一院主持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传达中共北方区委的决定。

　　3月19日　回到国民军撤退后奉系军阀重新占领、形势恶化的天津，不顾个人安危指导群众运动，安排已暴露的同志撤离。安排王文正等几名工人干部到苏联驻津领事馆做保卫工作，以便于联络。赵世炎化名依壁也夫，在京津唐地区坚持地下斗争。

　　3月末　到唐山检查工作。对唐山地委的同志说：唐山这个地方有煤矿工人、有铁路工人、还有纱厂工人，工人运动很重要，一定要坚持斗争，要经常到工人中去，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现在是白色恐怖，要注意隐蔽组织，保存力量。

　　4月10日　在天津写《天津民众的不幸和教训》的通信，16日在《政治生活》第73、74期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军在政治上是处处失败的，其原因不仅由于国民军不懂得政治，且因民众有政治主张而国民军不能服从履行。”天津民众的不幸也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在直隶“占最高统治权”。

　　4月中旬　作为中共北方区委的代表赴广州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

　　4月25日　写出《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动政局》一文，揭露奉直两系军阀与日英帝国主义勾结，在北方造成了反动的恐怖政治。但是，目前由帝国主义与军阀自己建立的白色恐怖的局面，乃是真正的革命的催生符，民众应不畏强暴，有计划、有组织地继续国民革命的浩大工作。文章于5月8日在《向导》周报第152期发表。

　　5月1日至12日　在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对各种提案的审查。会议期间，认真阅读文件，了解代表意见。

　　5月13日　写出《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的报道文章，在30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55期发表。认为这次大会是“集合全国工人阶级之领袖与战士的大会议”。这次大会是“中国自有劳动运动以来”，在工人阶级本身的历史里，“要算最重要最有意义了”。

　　5月末　由广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劳动大会情况。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中国的产业工人空前团结。会议揭穿了工贼的分裂阴谋，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壮大了革命队伍。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浙江地区党组织和上海等地工人运动的领导，任命他为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其后又任军委书记。

　　5月30日　和汪寿华指挥六万余人在南京路上举行五卅周年游行示威。

　　6月2日　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全体委员会议，会议决定赵世炎负责区委组织工作。区委书记罗亦农说：“党派世炎同志到上海来，是为了加强江浙地区的工作。”

　　6月3日　在《向导》周报第156期发表《“五卅”纪念运动之教训与上海民众之责任》一文。认为民众方面的教训，主要是“团结尚未一致，运动尚不广大”，“未能完全估计敌人的势力，在事前稍有畏缩的状态”，“组织尚不广大，宣传工作尚不深入群众”等。但是，今年的五卅纪念运动毕竟是一个表示上海民众力量的运动，表示经过战斗的上海民众，“仍有积极的革命的要求”。

　　6月18日　中共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宣布，区委新任命正式委员为：罗亦农、汪寿华、赵世炎、庄文恭、尹宽、张佐臣、顾顺章、郭伯和、贺昌九人，候补委员五人。

　　6月19日　撰写《上海最近的罢工潮》一文，分析上海工人在五卅周年后发动经济大罢工的真实原因，“是目前混乱的中国时局，使工人感受生活的困苦，而一般资本家又向工人反攻所造成的”，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罪恶。同时指出：工人的利益，“只有工人自己的工会和工人自己的政党来拥护。工人的政党就是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等所反对严拿的‘赤化’党——即共产党”。该文在23日的《向导》周报第159期发表。

　　6月26日　上海总工会被军阀当局以“煽动罢工”的罪名封闭。各产业、各区工会纷纷发表启事：坚决拥护上海总工会，仍接受上海总工会领导。

　　6月27日　撰写《再论上海的罢工潮》一文，揭露军阀当局封闭上海总工会，用威力压迫工人的所作所为，申明“上海总工会光荣的历史，坚固的基础”，“任何强暴的帝国主义者与凶恶的军阀”都不能动摇。上海工人的罢工并不因总工会被封闭而停止。文章在6月30日的《向导》周报第160期发表。

　　7月2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出版《教育杂志》，作为区委的机关报，负责编辑。

　　7月7日　在《向导》周报第161期发表《三论上海的罢工潮》，对淞沪警察厅封闭上海总工会的事件作了详细的评述，指出：工人心目中的总工会是封闭不了的。

　　7月13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并指出，“总工会机关未正式整理，没有好的组织，基层人员太少”，“改组后要行点德谟克拉西”。

　　7月21日　在《向导》周报第164期发表《四论上海的罢工潮》，说明工人罢工重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工人工资太少，米价高涨，物价亦贵，工人生活太苦，不能支持；二是工厂待遇太不好，中外各厂时有打骂工人，滥罚工人，甚至打死工人之事；三是工人没有丝毫的政治自由，工人的集会结社和言论受到干涉，甚至逮捕监禁。

　　7月23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发言指出，上海工运工作“太偏于纱厂，以后要注意市政工人”。

　　7月26日　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大会上，作《组织问题与支部工作》的长篇报告，详细论述了组织工作在党的建设和活动中的重要性，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必须“站在一切革命群众的领导地位”，因为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亦即领导中国工人与贫农及一切受压迫民众革命的最高参谋部。

　　7月　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8月15日　在《向导》周报第167期发表《五论上海的罢工潮》，针对资本家对工人罢工所采取的反攻手段，指出：“假使资本家一致运用这一策略，只怕反是促成本月（八月）份更多更大罢工的条件”，“上海的罢工运动，亦将由经济性的变为政治性的了”。

　　8月17日　上午9时，和罗亦农、庄文恭、汪寿华、贺昌、尹宽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市民运动和上海工潮问题。在会上发言：对和平运动过去宣传做得不合体，以后我们不妨进一层主张。在工潮中，要赶快打走狗，上海内外棉九厂工潮的解决仍要各厂援助，甚至罢工。

　　8月20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通过组织特别委员会领导日商内外棉纱厂罢工。委员会由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李立三、项英等五人组成。

　　8月24日　上午9时，和罗亦农、汪寿华、尹宽等召开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对孙传芳的态度、小沙渡问题和秘密工作问题。提出对孙传芳的态度，不妨由各社会团体起来说话。

　　8月26日　在《向导》周报第169期发表《六论上海的罢工潮》，指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压迫下，上海有组织的工人决不屈服。

　　8月　和夏之栩在上海结婚。同时将此事写信告诉姐姐赵世兰，并说到自己的恋爱观：“一个共产党员结婚，应以同志为对象，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不能因为父母之命而勉强结合，这样双方都会痛苦。”

　　9月3日　和罗亦农、贺昌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军政形势、各种斗争及党的策略、路线。提出因罢工委员会被封，现在群众非常消沉，对工会很失望，“要经过一次流血暴动使资本家害怕”，“仍进行各界调停方法”。

　　9月7日　晚上21时，和陈独秀、罗亦农、汪寿华、项英讨论军政形势、码头工人及日厂工潮问题。提出：“这次纱厂罢工，就是没有党的工作，发生许多弊病，这二天把党的工作整顿，就有效力。我觉无论在任何紧要时期，非着重党的工作不可。”

　　9月17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在发言时根据罢工斗争的情况，提议“把各方面罢工赶紧结束，来多做些党内工作，头脑要冷静一些。”

　　9月20日　中共上海区委成立市民委员会，罗亦农主要负责，成员有江寿华、贺昌、赵世炎。

　　同日　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各部委书记和各工会负责人日纱厂工潮批评会上，作了《日纱厂罢工的经过和教训》的总结报告，针对罢工失败的原因提出：今后工作一定要整顿党与工会的组织；要尊重党的指导权。

　　9月23日　上午11时，和罗亦农、汪寿华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讨论农民运动及党的整个工作。提出：“上海工作，可画一总的图画，完全要以党为中心，上总也如此，尤其是C．Y．，使党的力量大起来。”

　　9月25日　在《向导》周报第172期发表《七论上海的罢工潮》，宣布：从6月到8月，上海工人罢工者，前后达20万人。

　　9月底至1927年3月　以主要精力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经常到工人中训练武装纠察队。

　　10月5日　在《教育杂志》第1期发表《最近政治状况与工作》，分析北伐以来的政治形势，强调必须集中党对职工运动的指导权。

　　10月12日　和罗亦农、汪寿华、庄文恭等参加中共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讨论夏超的动态和上海暴动的酝酿，提出：“要设法壮虞（洽卿）之胆，告以民众愿为后盾。此外我们自己确要好好预备一下。”可让步改组后援会；宣传醒狮派的罪恶，不必硬去拉他们出来。

　　10月15日　和罗亦农、汪寿华、贺昌、郭伯和、余泽鸿、陈比难、郑复他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作组织工作报告。指出：“我觉党外在民众方面，在数星期前因北伐军胜利，工人都很兴奋，现在孙（传芳）实际失败，我们要有好的宣传，给市民、工人以孙败后的准确目标。在内部，在党的下级机关，都要上级党部给他们以孙失败后的办法”。

　　10月17日　中午，和罗亦农、王若飞、尹宽、庄文恭、江寿华参加中共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武装起义总指挥为罗亦农，设工人自卫团指挥处。

　　10月18日　和罗亦农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别活动分子会议，在会上阐述行动大纲并提出上海的工作方针：扩大工人运动，发展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提出：市民起来夺取政权，政权给保安委员会，工人可不参加，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

　　10月19日　上午10时，和贺昌、尹宽、庄文恭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在会上报告罢工暴动的准备问题。指出：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发动的时间，要看夏超进兵情况而定；此运动不能乐观，要特别注意秘密工作；我们内部秘密总指挥为李震瀛，中共上海区委秘密接洽为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失败后的预备和胜利后的举动都待讨论”。

　　10月24日　上海工人数百人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军阀统治举行武装起义。但因夏超溃败，这次武装起义于24日晨遭到军阀孙传芳镇压。起义失败，起义领导人等十余人被杀害。

　　同日　下午16时，和罗亦农、贺昌、江寿华、王若飞、彭述之、尹宽、李震瀛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分析了起义失败的原因，指出“这次行动不免幼稚”。并说：“我们必做第二个暴动，究为何时，从今天起天天观察。”

　　10月25日　在《教育杂志》第2期发表《江浙之变化与其前途》一文，系统分析了这次暴动的原因和积极意义，指出这次暴动是“初步尝试”。

　　11月6日　上午9时，和庄文恭、江寿华、罗亦农、李震瀛、贺昌、王若飞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全体会议，讨论九江攻下后上海暴动问题。会议决议，组织方面由罗亦农多负责军事，赵世炎“负党的责任”，李震瀛负责工会，汪寿华多管外交。每天接洽处在中共上海区委。

　　同日　下午16时，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党团书记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政治宣传、武装问题及总同盟罢工的布置问题。会上提出：这次军事完全是党的系统，各部委要负完全责任。

　　同日　晚23时，和陈独秀、罗亦农、尹宽、贺昌、汪寿华、王若飞、彭述之、郑超麟、李震瀛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特别会议，讨论对上海运动目前的策略、区委内部组织分工等问题。

　　11月12日　和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报告东南军政形势、上海自治运动及暴动问题，赵世炎报告的中心是：“认定暴动是经常工作”。

　　11月16日　上午9时，和庄文恭、汪寿华、罗亦农、李震瀛、贺昌、王若飞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全体会议。会上决定区委正式组织军事委员会，主任赵世炎，委员钟汝梅。

　　11月30日　和罗亦农、汪寿华、贺昌、李震瀛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提出工会工作，现在是哪方面努力点，就成绩好一点，“以后上总对于各方面的关系，各产总有产总与上总接洽，各区域由代表会与部委职工委员会发生关系，一方面直接与上总发生关系。”

　　12月6日　和罗亦农、汪寿华、贺昌、唐鉴、林钧、刘荣简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特别市民公会党团会议，讨论党团组织、对市民公会的策略及市民公会组织大纲。

　　12月7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作组织工作报告，指出：“党的工作上第一个困难，最感人力之缺乏。”建议党的组织应逐步扩大。

　　12月17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作长篇发言，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必须警惕国民党的叛变，否则“就预备受国民党的压迫”。对资产阶级“一方面要联合战线，一方面思想上的斗争不能放弃”。还指出，“江、浙问题最重要的为农民运动”。

　　12月28日　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发言：“蒋介石要浙江，目的在扩大势力”，宣传时不要使群众对他太“有依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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