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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姐姐姐夫也是因为年纪不轻了,家累又重。这两年姐夫身体坏,共产党来了以后,就靠姐姐找了个事,给一个东欧商人当秘书翻译。洛贞失了业就没敢再找事,找了事就再也走不成了,要经工作单位批准。

  也许因为范妮去了香港恍如隔世,这天姐姐不知怎么讲起来的,忽然微笑轻声道:“范妮那次回国在船上,他们跟船长一桌吃饭,晚上范妮就到船长房里去了。”

  洛贞听着也只微笑,没作声。也都没问是哪国的船,一问就彷佛减少了神秘性,不像这样是个女鬼似的悄悄的来了,不涉及任何道德观。

  想必就去过一次,不然夫妇同住一间舱房,天天夜里溜出来,连艾军都会发觉。她是不肯冒这险的。在国外那么些年,中国人的小圈子里,这种消息传得最快,也从来没人说过她一句闲话。

  姐姐一定一直没告诉姐夫,不然姐夫也不会这样佩服她了。

  因为尊重这秘密,洛贞在香港见到范妮的时候,竟会忘了有这么回事——深藏在下意识里,埋得太深了?也不知是因为与她为人太不调和,太意外了,反而无法吸收,容易忘记?洛贞从大陆出来就直奔范妮那里,照姐姐说的,不过嘱咐过不要住在他们家,范妮现在是跟女儿女婿住。见了面她说明马上要去找房子,范妮爽快,也只说:“那你今天总要住在这里,我这里刚巧有张空床。”

  她看了报上分租的小广告,圈出两处最便宜的,范妮叫女佣带她到街口杂货店去打电话。她很诧异。彷佛听说香港人口骤增,装不到电话,但是他们来了很久,也该等到了。范妮没有电话怎么行,即使现在不做金子股票了,凑桌麻将都不方便。住的公寓布置得也很马虎。她留神脸上毫无反应,范妮倒已经觉得了,漠然不经意说了声:

  “现在都是这样。”

  “现在香港生意清,望出去船烟囱都没几只,”艾军回上海去卖房子,也曾经告诉他们。

  但是去打电话正值上灯时分,一上街只见霓虹灯流窜明灭,街灯雪亮,照得马路上碧清;看惯了大陆上节电,如同战时灯火管制的“棕色黑灯”,她眼花撩乱,又惊又笑。

  看了房子回来,在他们家吃晚饭,清汤寡水的,范妮脸上讪讪的有点不好意思,当然是因为没添菜。但是平时她这美食家怎么吃得惯?洛贞不禁想起台湾刚收复的时候,有人乘飞机带了芒果到上海来送范妮,她心满意足笑着把一篮芒果抱在胸前摇了摇,那姿态如在目前。

  范妮现在虽然不管事,雇的一个广东女佣还是叫她太太,称她女婿女儿少爷少奶。女婿虽阔,还没分家,钱不在他手里。儿子跟着大姐大姐夫到巴西去了,二姐二姐夫大概也想出国。

  临睡范妮带洛贞到她房里去。似乎还是两个女儿小时候的两张白漆单人床,空下的一张想必是艾军的。艾军在上海住在他哥哥家,一住一年多,倒也过得惯;常买半只酱鸭,带到洛贞姐夫家来吃饭,知道他们现在多么省。饭桌上洛贞听他们谈起他房子卖不掉,想回香港又拿不到出境证。家里打电报来说他太太中风了,催他回去——本来一向有这血压高的毛病,调查起来也不像是假话。拿着电报去给派出所看,也还是不生效。

  姐姐问知他每次去都是只打个照面,问一声有没有发下来,翻身便走,因道:“听人说申请出境非得要发急跟他们闹,不然还当你心虚。”

  无奈他不是发急的人,依旧心平气和向他们夫妇娓娓诉说,倒也有条有理。走后姐姐笑道,“艾军现在会说话了,真是铁树开花了,”又引了句“西谚有云:宁晚毋缺憾。”

  他别的嗜好没有,就喜欢跳舞。是真喜欢跳舞,拣跳得好的舞女,不拣漂亮的。这时候舞场还照常营业,他常去一个人独蹓。自从发现他的“第二春”,姐姐不免疑心道:“不要是迷上了个舞女了?”

  范妮不在这里,大家都觉得要对他负责。姐夫托人打听了一下,也并没有这事。

  这一天他又来说,有个朋友拉他到一个小肥皂厂做厂长:“我想有点进项也好,不然一个人不是挂起来了吗?”说着两手一摊,像个爱打手势的意大利人。

  姐姐姐夫都不劝他接受,但是这年头就连老朋友,有些话也不敢深说。

  这时候对留学生还很客气,尤其是学理化的。厂里工人的积极份子口口声声称他为“大知识分子”,要跟他学习。他何尝给人捧过,自然卖力,在他也就算“干得热火朝天”了。姐姐姐夫都有点看不得他,但是忽然消息传来,他被捕了。原因不清楚,直到两个月后释放出来,才知道是因为他有个亲家在台湾有名望,他这次回上海算是来卖房子,又并没卖,反而找事扎根住了下来,形迹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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