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张爱玲文集·附录 > 爱恨倾城小团圆 | 上页 下页 |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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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夏,天分很不错的张爱玲,从黄氏小学顺利毕业,当年入读上海圣马利亚女校。 这是个六年制的女子中学,是由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在上海大有名气。校址就在今中山公园以西,学生全部住校。 从张爱玲就学的轨迹看,在母亲的督导下,她正一步步地学习做一个欧式的现代淑女。再往前的发展,看样子应该是直线形的。 张爱玲进了黄氏小学后,仍没放弃学钢琴,在学校里继续学钢琴课。进入圣马利亚女校以后,除了在学校里学琴外,又开始到一位白俄老太太家里去学琴,每周末一次。 这样的日子,像是如歌的行板,大概要让人有晕眩感。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这个家,似乎逃脱不了一种宿命。 黄逸梵想不到,她兴致勃勃地营建起的这个“幸福的家庭”,刚开始不久就临近了尾声。 张廷重病愈出院后,立刻就反悔,重新操起了鸦片烟枪。但他又怕黄逸梵再跑掉,便不肯拿出生活费,而是要妻子贴钱。他的打算是,等把黄逸梵的钱榨干了,她也就走不成了。 父亲的这种做法,给幼年张爱玲以极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了她小说中的情节素材,多次出现。在《金锁记》、《倾城之恋》、《创世纪》、《小艾》等篇什中,都有男人企图骗光女人钱财的故事。 可是母亲哪能忍得了这种小市侩的把戏,两人经常大吵。那场面是骇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偶尔还夹杂着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碎东西的声音。 在天津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吓人的场面,小煐的心里,想必是害怕得很,她只能祈愿风暴早点过去。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了。 父母的离婚,主动一方是母亲。而父亲当初在母亲回国时曾有两个承诺:赶走姨太太、戒除鸦片。“戒除鸦片”一条,他现在做不到,自知理亏,当然也就无话可说。 在办理离婚手续时,母亲请来一个英国籍的洋律师。父亲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却又反悔,说:“我们张家从来没有离婚的事。” 律师气得险些要打他,见他那个样子,就反过去问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母亲只说:“我的心已像一块木头!” 闻听此言,父亲才悟到事情已不可挽回,只得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两个孩子,归父亲抚养,但母亲在协议里坚持加上了一条:小煐以后的教育问题——亦即进什么样的学校,须先征求她的意见。应该说,在这之前与之后,母亲对张爱玲的关爱,一直都是于大处着眼的,并不体现在细小的地方。 父母婚姻的破裂,张爱玲那时似乎很能理解,在日后提及此事时,倒是不无幽默:“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童话样的家崩塌了。 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也和母亲一同搬走,租屋另住。她们住进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的一座西式大厦,买了一部白色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一个法国厨师,过起了时尚生活。父亲这边,也搬到了另一处弄堂房子——康乐村10号。 但所幸,按照父母的协议,张爱玲可以去看望母亲。母亲的居所,现在成了她迷惘中的惟一精神支点。 对母亲住的屋子,她甚至有些迷恋:“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在她的面前,是黑白分明的两个世界…… 就在张爱玲在这两极之间游移时,又有大变化到来:母亲又要去法国学绘画了!这其实是张爱玲成长坦途的最后毁灭,但是当时,母女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爱玲住校,只有周末能回家,母亲在临别时去学校看了她。 后来张爱玲描述过分别时刻的情景: 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这一段回忆,信息的含量实在是太复杂了。 母亲固然是童年张爱玲生活中惟一的阳光,但是张爱玲对母亲却是另有期待,她实际上是希望,母亲的爱能更细微、更世俗化一点。 两年前,母亲刚从国外回来那一天,曾有一个细节:“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 彼时,张爱玲一定是失望的——刻意的、小小的心思,却一点没引起母亲的注意。 母亲也是时代的产物。她的心胸是阔大的,眼光望着的是遥不可及之处。她和上世纪的很多中国知识女性一样,更多关注的是自我的实现,内心承载着一些很巨大的东西,而独独缺少了一点普普通通的母性。 所以,这次分别时,女孩张爱玲,在情感上才有表和里的如此不同。 可以说,张爱玲日后孤僻性格的形成,与父母离异以及父女关系急剧恶化有关,同时也与母亲黄逸梵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孩子的“疏远”有关。 细算起来是惊心的:从2岁有稀微的记忆开始,两年后母亲就远离;再过四年母亲回来,母女俩相处还不到一年,家庭就解体了! 童年母爱的这种缺失,对张爱玲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影响,她一生都对外界采取退缩、警戒和淡漠的态度,应源出于此。与此相应,她在25岁以前的作品,自然地也就表现出一种冷漠色彩。 她在创作盛期阶段的小说,一般都如此,缺少悲悯,仅是冷冷地在揭破人性的自私或人性的丑恶。直到后来的《十八春》,因是写在婚恋幻灭的剧痛之后,才有了一些大悲悯的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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