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之经过|恽代英

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之经过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此次联席会议，系由中央委员及二十余省区特派代表八十余人所组成。重要的提案，都预经中央提案委员会审查通过才提出大会。开会的时间，足费了十二天的工夫。此次会议意义非常重大。议案很多，都是重要的。党员对于这些议案，应当有完全的了解。兹分为两段报告：

　　（一）关于政府的组织及人[国]民会议的组织

　　（二）决议的各项政纲

　　关于国民政府议案有主要的三点：1．政府所在地，2．政府本身组织的分子，3．政府内部各部的组织。

　　关于地点问题，联席会议当日议决暂不迁动。现在虽因九江、武穴相继攻下，军事上发展得非常迅速，有主张迁往武昌之说，但彼时大家的意思以为迁往武汉，不啻给奉张以一大攻击的目标。政府现定策略，仅对吴、孙。打倒吴、孙以后，已算殚精竭力，若遽然又与奉张开衅，未必定操胜利。还有一层，目前最要的工作，是在巩固已有的基础。近日由军事胜利所得的湘、鄂、赣，其基础自说不上如何稳固。即在广东，革命的基础亦还嫌薄弱。不过比较起来，广东职业的人民，早已各具组织，所以我们主张于最短期间，应当使政府仍留在广州，集中精力于渐渐地使本党完全建筑在有组织的各种民众上面，到那时再迁动政府亦不为迟。自然现在情形，以我党军神速的胜利，及渠辈彼此间倾轧、摇动，似乎向我争送秋波。因此，政府迁往武汉，亦可以表现我们力量的伟大，增加彼辈的暗斗，未尝是无利的事情。但事实究竟何如，尚无把握。所以政府现派五委员前往整理各省政务，借作实际的考察，然后再作迁动政府的计划。

　　关于国民政府本身的组织分子问题，国民政府一定须有能代表各省有权力者的意见的人作委员，这固然有些是迁就事实，亦所以期望能做到令出必行的地步的原故。国民政府向只设外交、财政两部，此次议加军政、司法两部，以便军事上的指挥并统一各省的司法、行政。此外各部则暂不设立，因为多留些事业让各省自由设施，比较于革命有利益些。

　　关于国民会议的议案，联席会议主张稍缓召集，因为现在除粤、湘两省农工，各有相当组织，能产生真正代表外，其余各省尚谈不到此。若吴、孙、张等军阀势力下之各省，更是不会有人民的真正代表推举出来。目下只宜以党的力量，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由组织农人、工人、学生、商人的团体，以致组织各县的各省的，乃至全国的农工商学联合会。民众都有了组织以后方能召集国民会议。不过联席会议决定仍应当宣传速开国民会议，以督促组织民众工作的进行。又议决将来会议的分子除总理主张的九种人民团体的代表以外，须加华侨及妇女团体的代表。

　　省政府之组织的议案，则因鉴于现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各省号称委员制，实则各委员皆分掌一厅，彼此不能互相协商照应，流弊甚多。故由联席会议特规定添加非厅长之委员，如欧洲各国之有不管部长一样。最近广东省政府之改组，加入甘乃光及何香凝两同志即是此意。

　　省党部与省政府的关系，联席会议决定应分为三等：第一等省政府须听省党部的指导，如国民政府听中央党部的指导一般。但因现时各省情形不一致，或因各党部力量薄弱，或因各军事领袖并[与]党部还不能发生很好的关系，所以第二等办法，省政府受中央党部特派员的指导。第三等省政府与省党部合作，这是因地制宜，暂时应付的方法。各有不同，所以比较让各省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自然我们都是要逐渐达到使省政府完全受省党部的指导，这是一定的。

　　省民会议议案，由联席会议议决，省民会议，系由全省人民团体代表组织。此会议每年一次，须立即召集，其职权现在还只能如前清咨议局一般。我们要立即召集省民会议，是要用此促进人民团体的发展，而且立起人民参政的基础。到了全省人民组织内容充实以后，我们便可以使省政府完全建筑在省民会议上面，不能有不利于全省人民的行为。

　　县政府之组织，联席会议议决，原有县长制，一个人专断一切，容易犯专擅，被一般土豪劣绅包围之病，所以主张改为委员制。委员由政府派委，分理教育、财政、土地、公安各局事宜。委员长由省政府于各局长中自由择任之。因各县经费有限，委员人数不能过多，所以规定至少要有三个委员，一个委员可以掌两局的事情。

　　县党部及县民会议问题。县联席会议，因县党部尚多无完备的组织，所以还很难说，到了县党部有完备组织以后，自然可以提供意见，叫县政府采用。县民会议每年召集二次，乡民会议每年召集四次，这须即刻召集。总之，这些会议亦是咨询机关，用意在促进人民团体的发展，同省民会议一样。

　　此外关于军事者，议决于国防军外，各省须设省防军。国防军用以戡乱御侮，是行动的。省防军用以防匪，便利交通，是固定在一省以内的。

　　又议决军中必须党代表，并于各省增设军校。我们第一、二次东征军及此次北伐军的胜利，固然是前敌将士忠勇奋斗；而其因为有政治工作，能得一般民众的同情拥护，亦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故党代表在军中的关系，非常重大。军政时期，一日不完成，军事工作，即一日不能停止。为养成党的军事人才，必须于克复各省逐渐设立军事政治学校，以便各省革命分子就近入学。各省军事领袖，亦更可就近指导，以养成合于需要的人才。于必要时将设一中央军事政治大学，以为军事最高教育机关。

　　关于外交方面的政策，现在依照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根本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因为各帝国主义的内部冲突，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取国际的行动来侵略中国，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亦不能够同时一齐反对，一齐打倒。我们顶好是先打倒一两个压迫我们顶利害的帝国主义，其余的压迫我们还不十分利害的帝国主义，暂时不去打倒他。自然我们并不是永远不打倒他，不过是暂时不反对他罢了。例如现在最利害的帝国主义，就是英国，我们现在应该首先去打倒他；对于别国，暂时便可以不大反对。不反对他，虽然我们也并不是马上和他亲善。我们应当反对谁，不反对谁，不能由同志随便发表和某帝国主义者亲善的意见。一定要由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在中央党部指导之下去决定办法。外交政策既已决定之后，凡属我们同志均不能够反对。

　　关于本党的政纲，从前决定对内是十五条，对外是六条，现在因为有的太简单，还有的定得太高，暂时不容易实现，所以这一次重新有一个很详细的规定。这一次的政纲，都是极切近可能实现的范围而规定的。例如关于工人作工的时间，规定每星期至少五十四小时，除星期照例休息外，其余六天，六九五十四，每天工作九点钟。从前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规定工人每日作工八小时，现在为什么每天反加了一点钟呢？便是因为每日作工八小时或更少，自然是很好的。不过就实际情形说，现在每日作工十二三小时的工人还很多，要想都做到八小时工作为最高限度，还是不容易做到的事。不过这次政纲，虽然定得很低，然而要一一实现出来，还是不容易的。例如小学教师加薪，兵士和下级军官薪饷，不拖欠也无折扣，这点事情，自然是很低很正确的经济要求，但就实际情形说来也很难办。规定不要预征钱粮，此案在联席会议中间，已经通过；但是宋子文同志因为从前政治会议，已经通过要预征钱粮，所以提出来说，现在有许多薪饷没有款发，非预征钱粮不可。联席会议的职权，比政治会议的职权大些，是可以取消政治会议的议决案的，但是如不预征钱粮，各机关的薪饷就不能发；联席会议的代表，虽然想了许多的方法，始终不能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结果终只有将这件事交政治会议再去商议。还有一个同志，提议严禁烟赌，烟赌自然是应该禁的，尤其是在中国和世界上最有名的国民政府统治的地方河南一带，烟赌遍地皆是，真是太难看了，所以禁烟赌是没有问题的。但如认真的禁起来，又在我们的捐税项下，减少了一部分的收入，事实上却困难得很。商量到后来，终只能定为限期严禁。联席会议决定的议案，是很好的，但是要马上实行却是不容易的。同志们或者要问既明知不能够马上实行，在纸上写着干什么呢？大家要知道这种议决案，暂时虽然不能够实行，但是写上也好，因为本党的重大责任，是要使民众团结起来，本党指导下的国民政府，就是建筑在民众上面，联席会议决定的政纲，虽然暂时不能够实现，若能用这去唤起民众，使他们团结起来，用自己力量以要求实现，这是在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孙科同志报告我们一件事情，很有意味。当他由联席会议出来，回到省政府里的时候，就碰着许多人来请愿，那些人都是小学教师，他们因为看见联席会议议决要加他们的薪饷，所以大家来请愿，请政府早日把这条议决案实行起来，这便是政纲定下的效验了。联席会议所定下的政纲，暂时虽然不能够马上实现，但是依然应该定下，使民众起来，使民众知道与政府努力合作。有了民众的力量，国民政府的根基才能够稳固，定下的政纲，是没有不能够实行的。

　　有一条政纲，就是要规定要减少田租百分之二十五。这条政纲，总理在北上之前，已经定下，但因总理北上之后，有种种关系，省政府里的人，把他放在箱子里锁起来，现在找了出来，依然规定下来了。大家知道，佃农对于地主，向来是纳租六成，还有的地方，要纳七成至八成的。农人的生活，是人类最苦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占中国人口全数百分之八十，他比工人还要苦，因为工人做了一天的工，至少总可以得到二毫或毫半的工资，去养活自己；农民则每年费许多本钱来买肥料，费一年的劳动，从事耕种，但因为水利不能够讲求，有没有收成，还是靠不住的事，就是能够收得一点，却要提出六七成来送给地主，农民只得到三四成，差不多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且还负了许多的债。因此，所以农民也不愿意种田了。据民国八年的调查，中国的荒田有九万万亩。那些不种田的人，因为生活的压迫，都要变成匪盗，如果不想法子来改良农人的生活，中国将来真是非常危险。要免掉这种危险，只有设法消灭地主制度。地主本来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如果任其存在，不但农人很苦，就是中国产业也不得发达。因此，中国不但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路径，就是想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如果想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要有许多的大工厂，然而假使中国有许多大工厂制造货品，可以希望卖给谁用呢？农人因为连年水灾天旱，收成很少，工人因为工资低廉，小商人因为生意清淡，都不得不节省费用，因此有了工业品，亦会卖不出去。中国的工业，现在差不多还是在手工业时代，中国不但不能够做到社会主义，并且不能够发达资本主义。根本上解决，必须改良农民的生活，减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使农民生活优越一点，不至于流为匪盗，并且能站在本党的后面，来巩固本党的革命势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政纲上对于资本家，除了不允许其压迫工人以外，主张召集工业家大会，只要真正是中国的资本家，我们主张要他们组织起来，来发达中国的实业。我们的革命，资本家亦不是无利益的，只有地主是比较各阶级要吃亏一点。我们同志在生活上很多与地主制度有关系，但须注意革命全部的利益，切不可因为与自己有损害，就对于主义发生怀疑。要知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全社会，不是为个人，我们应该极力的宣传，来解放许多终日过牛马生活的农人——而且这为资本主义之发展亦是必要的。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不知道他的，说他主张人道主义，其实他是打倒南美地主的工具，替北美的资本家解放了许多人做他们的工人，来发达美国的实业。中国便要讲资本主义，亦必须先解放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实业才可以渐渐发达起来。

　　此外尚有零细的议案，其中各省代表最能全体一致的便是希望汪党代表回来，同时校长在前方也有电报回来，请汪主席销假视事。联席会议除一致电请汪党代表回粤之外，还派了代表亲自去找。汪主席现在所住的地方，外面都不知道，不过也还有人晓得。不过在迎汪潮流中，有反革命的人，想从中挑拨蒋校长和汪党代表的感情，所以联席会议特别申明，迎汪完全是因为时局的需要，非汪、蒋两同志合作不可。我们信任汪党代表与信任蒋校长一样，我们应设法打倒从中挑拨的分子，对于汪、蒋两同志，都不要有怀疑的态度。关于去年西山会议的分子，联席会议查明第二次大会后，两月无答复警告函者，如石瑛、张继等均一律开除党籍。王宠惠在北京吴佩孚下面做官，本党对伊曾下警告，亦未答复，所以亦开除了。此外从前办党的经费，每月是十万元，现为发展党务起见，扩充经费到三十万元。

　　上面所说的，都是这次中央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的大概情形。此次会议，是要使一个政党得到一种领导人民、促成人民的自觉的力量。本党同志，都要努力去宣传，去完成还没有完全成功的革命事业。

　　载国民革命军《革命军》半月刊第十三期

　　署名：恽代英

　　(1)这是恽代英作的关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情况的报告。这次会议于1926年12月15日至28日在广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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