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造反论|恽代英

秀才造反论

　　（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为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

　　因为他们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性的智识分子，他们怯懦、狡猾，或富于领袖欲、忌妒心。若专靠他们去进行革命事业，革命事业每每是被他们的互相猜疑、倾轧、好奇立异所牺牲破坏的。所以我们主张革命的主要力量应属于农工阶级；智识分子参加革命事业，应当极力抛弃其小资产阶级性，极力求自身的无产阶级化。

　　若是专靠秀才们去进行革命事业，一定会发生下列的弊病！

　　（一）他们空话多而实际行动少。读书的先生们都是会说大话的超等名角，他们平常在文字语言之间，什么“肝脑涂地”、“热血无处洒”等像煞有介事的话头，是最说得响亮的。不过到了什么实际行动，到了要与反动势力直接搏斗，亦许要中流弹，挨拳头，或别样丧失面子的事情，他们便退缩不前了。他们最巧妙脱卸责任的话，便是“我们认为我们这种（宣传教育）工作还未十分做到，所以不可操切，不可妄动，以徒苦我国民。”（见《醒狮》六十二号）这种话便是一般腐败校长、教职员禁止学生做爱国运动时说的，亦便是一般腐败官僚禁止人民做爱国运动时说的，亦便是一般虚伪的国家主义者自己不实际参加爱国运动时说的。因为他们都是秀才，所以都是这样一鼻孔出气。

　　（二）他们有时能有一点浪漫的行动，然而很不容易有纪律的行动。秀才还是有些富于感情作用的，他们有时看见坏事就会暴躁如雷，要用手枪炸弹对付敌人（《学生杂志》中幼稚的作者与李璜博士都有这种论调，虽然没有那个有胆量自己去干）；但是，这完全是五分钟的冲动，想到什么便说到什么做得什么的。倘若我们指出他们这种办法于事没有实益，劝他们要加入有纪律的革命党，像军队一样的努力革命事业，他们便要拱手说：“你们诸位的热心与你们贵党的宗旨，是我很佩服的，不过我吃不来你们那样严格的纪律，而且还有我的‘个性’以及我的什么什么的关系，我只好站在党外同你们一块儿做事。”自然这是最诚朴无欺的秀才才说话这样老实；若是狡猾一点的，他还不肯说他自己吃不来纪律，他要想出许多别的花头，做他不入党的借口，例如说：“你们是很好的，但是你们党里还有些分子（亦许一万人中只有一个）品行很不好”；或者说，“我很赞成你们的主张，不过人家说你们拿了俄国的金卢布，而且俄国人占据了外蒙与广州（自然这位先生只生了两只耳朵听谣言，他的眼睛生来便是不管事的）。”他们说了这些话，于是便自觉很有理由的不加入一个革命党，一点亦不觉有什么惭愧了。

　　（三）他们有时也做一点不大得罪人的事情，若是要得罪许多人来干什么革命事业，他们便不愿干，因此他们便造作许多理由，而努力造成革命运动中右派的思想。前几年过激派提倡打倒帝国主义的思想，他们除了在洋行、外国工厂、官署做事的人以外，本来乐得赞成的；然而他们还是不敢公然表示态度，生怕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要为难他们，所以只是站在旁边看这些不知死活的过激派为中国撞一条出路。那时候“风起云涌的国家主义团体”还不曾听见一点声响，“醒狮”亦还不曾睁开乳眼，那时“醒狮”纵然真正醒了过来都要假马儿闭上眼睛，装作还在睡的样子，所以左舜生君在《前锋》上做了一篇骂留美学生的文都要署个TSO的假名。等到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唱高了，于是“醒狮”亦醒了，国家主义团体亦“风起云涌”起来了，懿欤休哉，据说共产党一向还是跟着“醒狮”跑的；若不是“醒狮”在民国十三年双十节出了世，共产党在民国十一二年还没有人引他走路呢！但是虽然这样“懿欤休哉”，他们的胆小怕得罪人的天性，仍然与从前一样的。他们现在虽然亦讲什么“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然而离帝国主义军阀远远的站着，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为帝国主义、军阀们“小骂大帮忙”。至是国内学者名流造了什么罪恶，本国地主、资本家有什么压迫人家的事，他们以为最好是不要提起。他们本来不敢反抗帝国主义，然而有一天拿着了反抗帝国主义这一句话，居然又用以为掩饰他们不敢反抗国内特权阶级的借口。他们说，要反对学者名流是减轻对外力量，要反对地主、资本家是挑拨阶级恶感——无论有何正当而且必要的理由。他们明明看见上海总商会不肯与工、商、学界合作，但他们相信工、商、学界应与总商会取一致的态度；他们明明看见上海资本家用各种方法欺骗压迫工人（如不履行罢工条约及其他虐待），但他们相信工人应当与资本家协调。有了一句反抗帝国主义的话，于是本国特权阶级大可以无恶不作，横竖有《现代评论》、《醒狮》等爱国之士为他们保镖，替他们骂那些反抗他们的人。本来这些秀才亦有他们的苦衷，他们都是穿长衫的，而且是体面的世家的子弟，一般学者名流、资本家、地主或是他们的亲戚长辈，或多少与他们有些关系，有时他们自己的生活还要倚靠这一般人。他们如何敢惹到这一般人身上来呢？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一般人造了许多罪恶，而且甚至于明明知道这一般人是不革命而且妨害革命运动的，但他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做些眼泪鼻涕满纸的劝世文，希望这一般人讲一点“仁慈”，受一点“感化”，让他们好借此有一点理由禁止人家反抗这一般人（如戴季陶、陈畏垒、李琯卿等）；还有一个办法，是不问三七二十一把那反抗这些一般人的人，硬咬他们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或者还想些什么可以吓糊涂人的罪名加在他们的头上，以免他们的思想传播得滋蔓难图（如“醒狮”诸君）。他们这种做法，在我们看起来，明明是为了要保障一般不革命而且妨害革命运动的人的利益，损害一般需要反抗帝国主义的农工的组织力与觉悟程度，但他们可以完全不问这些事。因为他们本不像共产党一样不知死活的一定要反抗帝国主义，他们本可以不反抗帝国主义的。要是他们能压倒农工阶级的兴起，或者甚至能打倒这些努力得使他们于相形之下很难堪的共产党，那时帮着帝国主义恢复巩固了在中国的势力，“醒狮”还是可以再去睡一觉的，风起云涌的国家主义团体还是可以不“风起云涌”的，至于戴季陶先生更可以发表一篇脱卸一切责任的宣言，躲在湖州去养病著书。梁启超等像这样帮助了袁世凯、段祺瑞几多次，他们每次于国民党势力强盛时，便去帮北洋军阀“即位”；以后，梁启超等便又登启事去著书讲学了。秀才们口里说革命，实际是帮助反动势力，研究系等秀才是这样的；戴季陶派、好人政府派、国家主义派等秀才，亦是这样的。

　　（四）他们在革命运动高潮之下，既不敢像革命的左派那样猛进，又不愿受左派之指导，他们为要妨害左派势力的发展，而且为自己要做领袖“不受人家利用”，便曾用种种方法做成与左派相争的右派势力。所以现在醒狮派啊！独立青年党啊！社会民主党啊！新社会民主党啊！西山会议所“本店制造”的中国国民党啊！一定还有的，还要“风起云涌”的，无论有党员没有党员，这些党是要一天天多起来的。但是造得成一个什么革命的右派吗？不可能的。他们不但不愿受左派指导怕受左派“利用”，他们彼此之间，亦不愿受指导而怕他人“利用”，所以他们是很不容易统一的。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便是讨厌忌妒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但这不能使他们归于一致。他们各人都相信只有自己配领导别人，或者更说爽快些，只有自己配“利用”别人，所以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与权利关系。他们可以因为忌妒共产党而来想个什么花头，自己组织一个党派，但是他们这个党派很不容易组织起来。有的人做出高不可攀的样子，希望组织党派的时候，他一定可以做一总理；但有些人采取了他的主义的名目，却标出许多小小不同的意见，先自己创一小派，去尝尝中央执行委员的滋味去了。有的人做出鞠躬尽瘁的样子，希望组织党派的时候，他一定可以得一个月薪若干元的位置；但一天只要位置分赃不匀，便去借一句什么理由，登报脱离关系了。而且这些秀才先生们不但自己要得位置地位，他们各人还要扶植各人的党羽，便在同一党内，都要使自己有一派势力，可以压倒别派。所以他们在组党以后，还是要大家钩心斗角的在党部以内安置自己的人，扩张自己的势力，于是引起彼此间的互相猜忌，又拿出什么理由，发生出党的分化。秀才先生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性格本来天生便是这样，还要以为这些互相猜忌是什么人在中间挑拨离间所使然，真是笑话极了。这种党的分化，不一定不是好事，有时亦可以分出一派左倾的人，能够注意接近取得农民、工人的力量，以建筑革命势力的真实基础。不过又另有一派可怜的秀才，像戴季陶先生等，既不敢自居右派，又无力打击右派，而同时又不愿到左派中间去，于是造出不左不右的学说来。结果呢！左派是反对这种话的，右派却拿这来用为攻击左派的材料，尽量利用以求达他们自己的目的。若是这个秀才想要出来申明他的本意呢，右派却不像左派对他们文明，他们赳赳武夫，最出色的行头是打架绑票，真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讲不清”啊！戴季陶派！咳！可怜！不过是反革命派的玩具罢了，被人家强奸了还不敢哼一声呢！这样的一些秀才先生们，造起反来便三十年亦不会成功的，岂但三年不成？

　　秀才先生是会说的，尤其是会“造”理论的，若是把革命事业专靠他们，越说得多便越做得少，理论越多派别越纷歧（实际还是派别越纷歧，所以理论越多，因为理论是因为要分派别才造出来的）；这样下去是永远不能成功革命的。所以我们反对“士大夫救国论”，相信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

　　载《中国青年》第一〇九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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