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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领土主权方面

  (甲)永久租借 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第三款“……英国商船……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后存守所用物料……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长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英国于一七九二年东方势力已超于葡萄牙之上,派使要求仿葡萄牙租澳门例,得珠山之小岛,不能成;至鸦片战争复得港(香)港,始如愿以偿。香港之割让,在吾人虽视与割台湾澎湖无异,惟华盛顿会议讨论废止租借地问题,英代表谓香港有特殊情势,九龙与香港势成掎角,不愿归还,由此可知香港的地位仍只等于永久租借用为修船保存物件,与完全之割让领土的不同。(西书普遍列为中国领土)

  香港领土权丧失以后,现成为英国对中日商业中心,与军事重镇,外人一五五〇〇,统治连九龙在内之华人共六六六三〇〇(一九二三年估计),华人较多四十倍强,然无公民权利。香港出入口货物对于中国及英帝国(包括英本部及英属各殖民地)之关系,可见下表。

  以下系一九二三年香港出入口货物价值,(英金一镑在此表中依时价约合库本银六两计算)

  入口 总数约四万万两(即英金六千四百余万镑)

  从英帝国运入的约七千九百万两(即英金一千三百余万镑,其中由英本部来的只六百余万镑。)从英帝国运入的占全额五分之一弱。从中国运入的一万七千余万两,从中国运入的占全额二分之一弱。

  出口 总数约四万二千万两(即英金七千余万镑)

  运往英帝国的约四千七百万两(即英金七百余万镑,其中运往英本部的只有七十九万余镑),运往英帝国的占全额九分之一强。

  运往中国的一万七千余万两,运往中国的占全额的三分之一。

  由上可知,香港系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枢纽,一九二四年,中国进口洋货从香港来的占进口全额四分之一弱,出口土货运到香港的占出口全额五分之一强,香港占中国对外贸易之第一位。要打倒英帝国主义,须谋收回香港,扫除英帝国主义经济与军事的根据地,观于此沙面惨杀案中广州在经济与军事上所受香港恫吓扼制,更可证明香港有收回之必要。

  一五三五年(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人以巨贿华官允其在澳门通商,年纳地租二万金(清代仍每年缴五百金),一五五三年葡人借故乞地,渐展拓界址,中国政府于附近筑址为界,此中国有租借之始。此等租借地虽于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允葡国永居管理澳门,以葡国不将澳门让与他国为条件,其情形等于割让,然最初只是民法上的租借,还不如现今租借地完全属于军事政治关系。

  (乙)有限期租借地 自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租借离胶澳之口南北两面所有连旱地之岛九十九年,“租期未完,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第三款)于是更开列强租借军港之端。同年俄国租“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二十五年“所定限内……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办理”(中俄会订条约第四款)英国展拓香港界址,新租九龙等地九十九年。归英国管辖;又租“威海卫及附近之海面”,“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次年,法国亦租广州湾及水面三海里间之地九十九年,期限内全属法国管辖。同年,意大利联舰要求租三门湾,发最后通牒,因英国对意表示“帮望勿用武力”,故最后通牒仍归取消,谈判无所成功。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后,两国结约云,“俄国以中国政府之承认,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地领水之租借权……均让与日本”(朴茨茅斯条约第五款)。这开租借地可以同意转让之例。同年中日新订东三省条约,竟规定“中国政府将俄国按照和约第五款……允让日本国之一切,概行允诺”。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日本因借欧战帮助协约国之名,夺占德国租借之胶澳地方,欲援日俄战后中国承认转让租借地之前例,缔结中日条约,及换文强迫“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诺”,(甲项第一条)而附照会声明于胶州湾租借地全然归日本国自由处分之时。有条约的将该租借地交还中国;同时要求“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展至九十九年为期”(乙项第一条)即至民国八十六年(一九九七年)满期。此约中国人民始终否认。一九二二年在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要求取消此约,结果仅将中日美三方对此问题之态度登入会议记录,胶澳租借地(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五十六条德国已允放弃以与日本,但中国拒绝签字,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第五款,又说明,“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德国应许永远不转租与别国”故此问题迄无解决)仍由中日直接交涉由日本有条件的归还前德国胶租借地于中国,(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次年,中国政府以国会决议,正式对日申明取消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及换文,并要求指定日期商酌旅大接收办法,(因旅大原定二十五年之租借期已满),日政府复文认为“无何等应酬之必要”。遂成悬案。华盛顿会议时,法国代表申明法政府准备与各国同时有条件的归还租借地,英国则香港九龙除外,威海卫可归还,然于一九二三年中英交涉接收威海卫英国要求仍将刘公岛海军官署球场医院等十六项地方无价借与十年,并得续租,中英海军各派代表一人为行政顾问,此外条件尚多,中国人民不承认,其后美人亦借口中国无正式政府,不肯交涉归还,法国归还广州湾事,至今更无消息。

  租借地多申明主权仍属中国,并允与中国若干便利;如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第一款说明“海面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第四款中国船除纳费修整口岸各工程之用外,可免纳各国应纳之他种费用;中俄会订租借旅大条约,第一款说明“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主此地之权。”第六条旅顺一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大连湾口内一港独专为华俄兵舰之用;英国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即租借九龙条约)附近九龙堂连旧码头,中国兵商各船任便往来停泊,所租地内有大鹏湾深洲湾水面,中国兵舰仍可享用;中英议租威海卫条约亦言所租水面中国兵船仍可享用;中法租借广州湾条约第一款,说明“所租情形,于中国自立之权无碍”,第五款规定只华法兵船得久停泊。然租借地既说明在租借期内中国不得治理,则所谓主权仍属中国不过一句空话而已。特照条约中国官员仍可在九龙及威海卫城内驻扎各司其事,中国人民但能安分不犯法,可随意在租借地居住,于旅大租借地内,更说明中国人违犯法律,应送交华官处理(中俄会订条约第四款)。然九龙及威海卫内华官,均有约不得与香港及威海卫租借地之武备有所妨碍旅大于所租地界以此定一隙地,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五款),这是军事上受的束缚。中国犯人逃入租借地,华官只可行文引渡,不得越界拘人,政治罪犯则外人更可借口保护,不与引渡,这些办法,俨然看租借地与外国一样,这是法权上受的限制。出入于威海卫广州湾九龙货物,课税方法完全与由外国进出口之货物同样课税,日本于大连海关更背弃中俄原有之协定(即一八九八年东省铁路公司合同所言,中国设税关于大连,派东省铁路公司为代办人,货物出入按照中国海关税则完税),以大连为自由港,出入大连之货物无税,惟经过大连输入内地或出口的照中国税则完税,这是关税上的侵犯。至于日俄在旅大交战,日德在胶澳交战此事,租借地既仍系中国领土,两方均不应有在租借地交战之事,乃因交战而妨碍及南满与胶济路一带战事了结后自由商议租借地之处分,此皆非法无理,然而租借地既被人作为海军根据地,则欲避此运命亦不可得也。

  以一国重要海港租借外人,使于卧榻之侧,眈眈相视,此其为武力所迫出于无奈,自不待言。现除胶澳已还外,九龙有中国人十四万,威海卫有中国人十五万,广州湾有中国人二十万,旅大有中国人七十万,均完全在英法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大连尤为日本对南满一带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因为大连是自由港,一九二四年进口货价九千九百余万两,出口货价一万四千余万两,贸易总额仅亚于上海汉口天津三处,日人在大连不仅设立许多工厂,经营榨豆造船等工业,并且鸦片公卖,而且公然保护贩卖人口的事业。大连在中国禁吸鸦片以后六七年仍许鸦片入口,至一九二三年始颁禁令,然而一九二四年,借名在租借地吸用的鸦片仍入口二百六十四担,同时大连亦是吗啡红丸白丸金丹等毒品私运入口之地,吗啡系英国产物,由日人从台湾青岛满州运入中国,此外尚有其他毒物,均有日人在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等处大规模的经营此事,俞凤宾君言,据可靠的报告,“某国于民国九年,以私运吗啡等物获利达三千余万元”,而此所谓三千万元者,从大连入口的至少有一千万元。贩卖人口因而起家现在大连称为巨富有数人,人口南则由上海包长江一带贩拐而来,此则由大连营口贩来,大连日本当局予以保护,故彼等肆无忌惮。

  (丙)租界 南京条约允许英人带家眷寄居沿海五口,贸易通商(第二款),次年虎门条约允准英人租赁地方房屋或基地(第七款),须允中国官吏与英领事各就地方情形议定租赁地点,并申明西洋各国均得享受同等待遇(第八款),然这时尚无划一定地界,专为外人居留地且以市政警察权界之外人的意思。上海方面,最初由中国指定沿黄浦一带已垦植之地为租界,后英人与中国更定界址,因不欲与华人杂处,以妨害裁判管理之权,设栅守卫,俨然异域,法美亦援例另辟租界中国官争管理租界之权,久而未决。上海租界章程本规定不许华人居住(原文第十五六条),太平天国之役华人避难上海租界的甚多,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外人趁此宣布租界中立,使海军陆战队与外人所组织的义勇队维持秩序,并趁机设巡捕房,由领事审理华人违警及其他民刑琐案,提议华人须纳地税房税及码头税。华人来者日多,一八六一年虽发生驱逐租界华人并毁其屋之事,然仍不能禁华人杂居。此时英法趁太平天国之乱联军直寇京津,迫开北方及长江各口岸,而厦门之鼓浪屿,福州之南台,渐已成为自然的共同租界;广州则以鸦片战后人民抗英甚力,至此英法人始取旧商馆西南突角泥土之地(一八五九年)开掘沟渠,与中国街隔离,成为人工的岛地,禁中国人居住,即今日所谓沙面租界;天津汉口镇江牛庄亦各设租界。中日马关条约,中国允许日本在天津汉口厦门苏州杭州沙市福州重庆设租界,俄德意匈比等扰例要求设租界,上海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上海天津之租界均大扩展。此外芝罘汕头及牯岭北戴河等避暑之地,则由外人勾通产生私自购买建筑,亦渐成为一种特别的外人居留地。兹除俄德奥匈租界于欧战后已收回外,将外人在中国租界及居留地列述如下[1](括弧记明设立租界之年):

  上海 公共租界(一九四三)法租界(一八四九)吴淞居留地(一八九八)

  厦门 英租界(一八五一)日租界(一九〇〇)美租界(一八九九)鼓浪屿公共租界(一九〇二)

  广州 英租界(一八六一)法租界(一八五九)

  福州 仓前山冷船浦居留地(一八四二)

  宁波 江北岸居留地(一八四四)

  汉口 英租界(一八六一)法租界(一八九八)日租界(一八九八)

  长沙 居留地(一九〇四)

  重庆 日租界(一九〇一)

  九江 英租界(一八六一)

  芜湖 居留地(一九〇四)

  南京 居留地

  镇江 英租界(一八六一)

  杭州 日租界(一八九五) 居留地

  苏州 日租界(一八九五) 居留地

  济南 居留地(一九一六)

  周村 居留地

  潍县 居留地

  天津 英租界(一八六一)法租界(一八六一)日租界比租界 意租界

  牛庄 英租界 外国区域

  除上述租界外,俄国要求中国允许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筑中东铁路,其后又要求建筑直通旅大之支线,此等铁路虽由中东铁路公司出名实系俄政府事业,定东清铁路条例时,中国承认俄于铁路沿线附属地带得行警察权(第六条)及于必要时得配备兵力(Cassint条约第五条)后俄乘义和团之役,进兵铁路附属地,确定铁路附属地乃至附近俄国开采之矿山的属地,均为外国行政区域。日俄战后,南满一带,日本沿袭俄国之权利。此为又一种形式的租界。中东路至苏俄,与中国结协定时,始收回铁路附属地之行政权。

  租界仍系中国主权是毫无疑问之事;一八六二年英政府Ear Russell说,“英国所管租界绝对为中国领土”;欧战时香港审判长Sir F.Piggott说,“外人在专管租界权力稍大,然究非欧人属地,而为中国领土”;既然如此,则可知中国不能有完全管理租界权已为外人僭权越法的事。自太平天国之后,华人在上海租界须服从租界的警权且完纳捐税,然一八六三年北京公使团训令定上海工部局权限,仍言在租界华人如未受外人雇用,应完全受华官[管]辖;彼时中国衙役尚可以自由在租界拘捕犯人,即一八六九年会审公堂成立以后,尚规定案情只系中国人并无洋人在内者,领事毋庸干预。一八六二年上海中国官[2]欲收租界内华人之税,英公使SirF.Bruce谓中国官吏本可自由抽税,但使界内华人与居城内近郊者所纳之税相同,英人无由抗议Bruce,且以为租界工部局无征收界内华人捐税之权。后来事情更坏了!外人既借口不许衙役在租界中骚扰,即上海会审公堂捕人,亦须经领袖领事签字派捕协提,罪犯逃入租界须中国官行文引渡不能越界捕人,而会审公堂,于辛亥革命时,又被外人将全部行政权攫去,改由领事团推举正副会审官,扩大审判权力至可以判徒刑长至二十年,且可传讯租界外的被告华人;从此会审公堂已经不是中国的衙门,而成了国际共管的司法机关,此正副会审员不过只成为国际势力下之雇员,纯碎[粹]华人案件亦须有外官陪审,一切讯问堂论判词在在均须牵就他们的意见。一八六八年上海法租界更采用属地统治法组织市政府,不许中国于法租界内征税。

  载《夏令讲演会讲义》第二号

  署名:恽代英

  注释

  [1]原文为竖排,为“列述如左”,现改为横排,所以改为“列述如下”。

  [2]原文为“上海官中国”。

  (1)本文为恽代英在夏令讲演会讲演的第一部分,后面的内容暂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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