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督教徒讨论非基督教运动|恽代英

一个基督教徒讨论非基督教运动

　　（字林西报二月二日通信）（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译者案[按]　这一封信是狠[很]透彻的。一切不甘心做洋奴的中国基督教徒都应当研究这些话。他希望传教西人都要学李文司登，拿这种话对那些帝国主义之走狗的神甫牧师去说，真是对牛弹琴而已！耶稣！上帝！一切一切的鬼话，不过是骗一碗饭吃，谁能像李文司登这般傻人呢？倘若耶稣是背十字架走的，这些基督教徒是领着兵船陆军走的。然而这种事情，虽然这一位基督教徒都能这样透彻的表示他的不满意，却偏会有远远不如这一位基督教徒的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孙科等，他们抵死还要说基督教对于中国究竟有一点好处呢！

　　记者先生——我狠[很]感谢“非中国基督徒”与“一位基督教妇女”，对于我前信肯加以注意与讨论。后面一位是曾经在中国为基督教服务三十余年的外国妇女，这自然是我们所应当表示谢意的；对于基督教曾经保护“充满病人的医院，充满婴孩的育婴堂，充满一般好女子的高等学校”，以及基督教曾经救了到租界中逃难的几千中国人的生命，这些事实亦没有人否认。不过因此，遂认为应当藉助外力以传教，却另外是一个问题。

　　我因此想到烤猪的故事了。在这故事中，说是一个人回家的时候，看见房子被火烧成平地了，他在灰烬中间找出一些好闻而好吃的东西，他知道这是他的猪活活的被火烧成这样，他于是很高兴他的这一种发明，不肯让他的朋友知道，他并且即刻到他的许多朋友那里，放火把他们的房子烧了，于是使他们亦可以一尝这种烤猪的滋味。

　　我们认承烤猪是好吃的，但是我们不能烧了房子去得着这种烤猪。我们中国人认承医院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不愿付这高的价钱，让外国兵船来保护他。我的意思，便是说，那“一位基督教的妇女”用以保护几千人的武力，至少对于在最初陷害此几千人与此外几十几百万人于危险的，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试注意下列事实：（1）诸君试一回忆前数星期因为一个中国军阀暂时躲在租界内面，他后来便引起一场战争，杀死了几百人，受害的几千万人，这明明看出外国租界是战争发生的地方，所以外交团已禁止军阀阴谋家受外国的保护了。外国人都已承认最近的战争一大部分应由受外力保护的租界负责任，又何怪中国人不满意能救几千人的教会受外力的保护呢？（2）许多人都知道有狠[很]多中国兵士用以为恶的军械武装，是从外国来的。（3）中国现在的战争精神，虽不全是受与西方民族相接触之赐，但是许多是由于此种原因：西方人武力的光荣，已开始克服中国人了。在基督教方面，我希望教会友人要反对这种倾向，不可还是利用武力，以为可以偶然有裨益于少数的人。

　　至于引义和团时代的事情证明武力保护之必要，这种理由是狠[很]浅薄的。在一八九七年因为两个教士被土匪杀死，德国便乘机藉口占据胶州，此例既开，英国俄国法国亦争着抢夺他们所需要的地方。这种外国人方面的强压而无耻的行为，是激起中国人反感，引义和起团事变的最大原因。这种战争，便是因为利用武力所引起的，却因为战事既起以后，武力曾经保护一部分人民使不受伤害，遂认为这是教会须要武力帮助的理由，岂非可笑的事么？我知道教会并不辩护他们本国政府利用武力对于中国的剥夺，他们似乎以为虽然我们的房子被烧了，我们有烤猪吃便应当满意才是。他们把我们放在危险里面，却以为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救了少数人出来。

　　“一个基督教的妇女”说，一般中国青年男女对于中国军阀的罪恶不说一句反对的话，这是不对的。中国报纸满了的反对政府与军阀的话，这种话自然用不着放在军阀官僚所不读的外国报纸上面。反对外人的呼声，现在还远不到反对本国军阀呼声的高呢！

　　“非中国基督徒”说，我以为教会是要提高中国人，使他们出于因堕落而陷入的悲惨的野蛮之境，他是要使教会与中国人站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人在本国自然有狠[很]多须待批评的，但是一个外国人写出这些话头，似乎不免太无礼了。因为在他自己国内，假定他是美国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有三K党横行全国，有虐用黑人的事，遍处有罪恶与不道德的行为，总统内阁有受贿的事，有些著作家说在他的法律系统之下，穷人与外国人是不会受公平待遇的；假定他是英国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爱尔兰“黑牢与坦克车”的威压行为，因为抽税的原故保护鸦片贸易，普遍胜利的物质主义的精神。

　　或者中国人有些地方不像英美一样进步！我们亦不能像别国一样迅速的在发现政府罪恶以后便改正了他。这一半因为犯罪的官吏知道在不好的时候有外国租界可以迁徙的原故；一半因为中国现在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在工党内阁中著名的韦布SidneyWebb说，十八世纪乃至十九世纪初，英国找不出一个中等正直的官吏。现存的中央记录，与同时的地方记录指出一切文官没有不直接间接受贿的。若是中国人在英国受了这些贪官污吏的冤枉，我们决不能因此要求领事裁判权。英国人可以说，他们若不愿在英国住，最好是回中国去！所以，这中间真正的不同，好像只是有无兵船与陆军的不同而已。

　　教会是不是需要借助于外国兵船，这是狠[很]可讨论的。在我的意思，以为若是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计，这种倚赖武力的政策必须舍弃。广东前任省长说，我反对基督教，是因为他要求别种教所没有的权益；若他能像佛教一样的地位去传教，我可以不反对他。

　　最后，我希望诸君回忆传教大家李文司登，他不要兵船陆军做了很大的事业。我们愿意大家学他的勇敢的精神。

　　一个中国基督教徒

　　载《中国青年》第六十六期

　　署名：但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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