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党|恽代英

革命与党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一

　　全国厌恶的军阀不能推倒的两种原因　一无正确的革命主张　为军阀缓颊的谬说　苟安的心理　矫枉过正的论调不研究政治与国情的空谈　国论统一倾向的乐观　二无伟大的革命结合　不党的谬见　浪漫的民性　固陋自大的心理服从良心不服从领袖的误解　“利用”的疑忌　党纲与党员私人行动的混为一谈　“联合起来便是力量”

　　古人说，千夫所指，无病自死。信如此言，吾国军阀久已应被扑灭了。在民国二年，还有人欢迎袁世凯；以为治乱国用重典，必须有袁世凯这种手腕恶辣的人，才可以治中国。在民国五年，还有人欢迎段祺瑞；以为中国需要有一种政治的中心势力，必须有段祺瑞这种能统率北洋武人的人，才可以治中国。这样的论调是错与不错，提倡这种论调的人是有见解与没有见解，历史已经为我们证明，我们亦用不着多说。然而在那些时候，国民的心理，确实不感觉什么军阀的罪恶。他们看见军阀扑灭革（命）党，认军阀是能除暴安良。他们看见军阀宣布戒严，认军阀是能保护地方。因此军阀的毒焰，一天天增长起来，这是不足怪的。但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到了现在，军阀的争战，已扰乱了人民的清梦；军阀的刮削，已激动了人民的反感；军阀的卑鄙，昏愚、贪婪、残暴的行为，已丧失了人民的同情。所以现在的人，一谈到军阀，已经看成与强盗魔鬼一类的丑恶名辞。照这种情形，军阀早应不能存在。然而连年以来，国民党的鼓吹，一般社会运动家的宣传，在每个出版物，每个演说会中，都可以看得出厌恶军阀的色彩；军阀的势力，终屹然不见其略有摇动；反转来看，他们的势力，还有些增长起来。这是什么原故呢？

　　在我说，这是由于两种原故。第一，是由于无正确的革命主张；第二，是由于无伟大的革命结合。我们要知军阀的势力，不是军阀个人所能凭空制造出来的。中国有失业问题，中国有游民，便自然有奔走拥戴军阀的策士兵勇。这些策士兵勇，初非有仇怨于国家，亦非有所爱于军阀。只是因为各谋生活，各寻机会，但有可以奔走拥戴的人，阴狠如袁世凯亦好，刚愎如段祺瑞亦好，草包如曹锟亦好，他们都可以卖身投靠，效死尽力，以助他们为恶。由此，可知军阀非能自有能力为恶；且进一步说，军阀的始愿，亦未必自知其将如此为恶。但既有此等策士兵勇谗谄面谀于其前，或推之，或挽之，非使其陷于为恶不止；则军阀亦只有一齐化成今天这种强盗魔鬼的模样。要扑灭军阀，必须要靠革命的力量夺取政权，为这些策士兵勇另辟一条生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国家有这么多无所归的游离分子，自然是国家腹心之疾。非求一种可靠的力量，谋一种切实的解决；想靠诅咒怨詈，便希望把军阀打倒，这不免是“一相情愿”的事。

　　国民所以没有正确的革命主张的，第一是由受蔽惑于为军阀缓颊的谬说。一般策士或因受军阀的收买，或因有所求于军阀，每发为似是而非的谬论，以鼓惑国人，以分散国人革命运动的集中。他们的智力，或原知道制宪是儿戏，和平会议是空谈，改良都市农村不足以减少目前的祸乱。提倡教育学术不足以解决目前的纠纷。但他们因为要防遏革命思想的流行，他们因为要转移国民视线于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上面，于是时时发表些片断的主张，夹杂一些不负责任的破坏革命运动的言辞。他们既不顾人家的批驳，亦不顾自己说话的前后矛盾。他们原不自认这些话有什么真的价值。他们只靠这售一时的欺骗，以赚取军阀的欢心。然而因为他们居然亦大言不惭；一般浅见的国民，因为他们的笼统的脑筋，居然亦会接受这些论调，以为还是不易之论这是正确的革命主张一个很大妨害的事。

　　其次，国民的苟安的心理，总不甚愿见革命的非常行为。他们总想最好是安于故常。实在到不能安于故常的时候，亦宁可只要小小的改一点，缓缓的改一点，不要有什么大的变动，中国的事，非革命以夺取政权，不能消弭一般策士兵勇。然而中国的人，却总希望除了革命，去想别的法子。他们只要创不钜，痛不深，他们不愿意认为这中间有什么大的问题。他们愿意欺骗自己，不愿意人家告诉他们任何可怕的真事。他们听了可怕的真事，总要尽量的否认。到了不能否认的时候，亦要与他糊糊涂涂的加上“言过其实，”“神经过敏”的罪名。他们因为这样，宁是与那些为军阀缓颊的人气味相投。他们若不自己像梦呓的发表一些偷惰的希望，亦会像受催眠术的附和那些为军阀缓颊的谬说。他们亦妨害革命运动的发展。

　　其次，亦有许多矫枉过正的论调，贻害国民不少。例如政治上争攘太利害了，于是有一般人否认政治活动。政党中分子太复杂了，于是有一般人否认政党组织。政治上权力太滥用了，于是有一般人否认政府制度。这样的一般人，只是一时因对于现状的反感，便抹煞了一切。他们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没有什么积极有系统的研究。他们只是笼统的相信要社会好，政治才得好；要国民好，政府才得好。他们不知在不良的政治政府之下，失业的问题不能解决，为生活压迫而卖身投靠于军阀的策士兵勇不能消弭。军阀不能打倒，那便社会的扰乱永不得安定，国民的堕落永不得救拔。民国十二年离开政治的社会事业，已足够给我们的教训了。我们必须从改善政治以改善社会，从改善国家以改善国民。

　　其次，不研究政治与国情的空谈，亦妨害革命的进行不少。一切较专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必须多少经过一点专门研究。我们补鞋子不找裁缝，做衣服不找皮匠。大（学）文[问]家的学术无论如何湛深，他不肯与人谈医理。工程师的技能无论如何高明，他不肯与人谈哲学。但是对于谈到国家的大问题，谈到这种情形很复杂，关系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却很奇怪。我们不感觉讨论这种问题，有需要什么专门研究的必要。因此人人都自命为能谈国家的大问题。尤其是书读得多，（不拘是经书或子书。）文做很好，名赚得大，官做得高的人，都自命为对于这种问题能有比人家更可靠的见解。因此，所以他们各人本其直觉，发为空论。周秦的诸子，汉宋的群儒，不曾有关其国家之治乱强弱；一般人偏要死信学术有关于世运。印度的释迦，犹太的基督，不曾能救其宗国之破败灭亡；一般人偏要死信宗教有益于邦家。自此以外，亦不乏偶尔窃取欧美的成说，不自揣国家情形是否有法可以采用，他们一时主张内阁制，一时主张总统制，一时羡慕联邦的组织，一时鼓吹行会的政府。他们在立说的时候，既不自谙其是否可能，亦从不问他将应如何着手。以此十二年来，大家所倡救国之论，多如牛毛；而所倡之论，转眼即成为复甕之资料。国之纷乱，终不改其每况愈下的情形。因为大家所倡的论，都不适合中国目前的需要。

　　但是我这所说，幸而都还不过是这十二年过渡期间的现象。因为十二年来积累而成的军阀罪恶，既已激起了苟安国民的觉悟；为军阀缓颊的人，渐不敢如民二民五的时候，公然为北京当权的人作说客；矫往过正与好为空谈的人，亦渐都注意到政治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形。因而国论有渐次统一的倾向了。我自然知道苟安的，为邪说障蔽的，好为矫枉过正之论，与不适合中国目前需要之空谈的人，还所在多有。不过至少一部分有力的，而且真心为中国做事的人，渐知道开始为中国找切实有效的解决国事的方法。他们渐知道为解决国事，要注意分别缓急轻重。他们渐知道合全国各阶级之力，以打倒军阀，为眼前惟一的急要的事情。他们渐知道要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要靠人民的政府大规模的发达产业，这是革命政府第一件要事。现在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个大转机。我们只希望事机照这般继续的发展，使国论更统一，赞同信仰这统一国论的人更多。中国有了这种正确的革命主张，推倒军阀将成为一件易事。

　　国民所以没有伟大的革命结合的，自然没有共同的革命主张，是一个大原因。但此外亦还有很多原因，可以缕述的。第一，便是自古传下来的不党的谬见。陈司败说：“君子不党”。自是以后，中国的正人君子，总以朋党为可耻的事。然而君子不党，君子很容易的倾覆于小人手中。翻两千年的历史，君子不党的成效，在什么地方呢？君子志同道合，因欲求步伐之一致，以结为福国利民之党，何嫌何疑？而持不党之论，徒以自取灭亡于群小。以此可知君子不党之说，全为谬论。在众小得势如今日，为君子者更应互相联合扶助，然后能成革命之功，以竟建设之业，更无君子不党之理。

　　其次，浪漫的民性，亦是革命的结合不容易型[形]成伟大的原故。中国因受了两千年君主专制之害，政治的大权，既全被朝廷官府所攘夺；人民在政治上只有对官吏的关系，而彼此间无甚重大关系。又加以经济情形，还在农业与家庭工业的时代；人民经济方面相互依赖的关系，又不十分密切显著。因此人民向来习惯于无组织，无约束的生活。他们除了畏惧威权，对官府尽奴隶的义务以外；他们不愿更自动的加入什么团体，多受一种拘束。有很多人他亦自命为革命家，但他不肯加入革命党。这中间的原因自很复杂；然而浪漫成性，不愿自动的牺牲个人利益与便利，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固陋自大的心理，亦是一般人不肯入党的原故。一般人亦许表同情于革命党，甚至于在实际革命的策略上面，亦并没有什么异议。但他们不愿加入革命党，或者他们不信任革命党。他们亦许有个小的结合，但他们对于同主义的其他小结合或大结合，不肯轻易的合并。他们的意思，以为只有他们最纯洁，最勇敢，最有计谋，最可靠的去做破坏建设的事。中国的革命，必须由他们包办。然而实际他们这全是空想，他们既不反省自己的事情，又对别人免不了许多轻蔑误会。他们对于自己方面的弱点都原谅，都加以粉饰；但对于别人方面的优点，都忽略，都不肯承认。于是便令同样是有缺点的人，有缺点的革命团体，亦不肯大家协助救正，宁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各进行各人的革命事业。他们虽然力量分了，薄弱了，迟阻了革命的成功，他们不愿这些事。

　　其次，服从良心不服从领袖的误解，亦是一般人不肯入党的原故。我不是说人不应当服从良心，但我们要知道社会是复杂的组织，政治是专门的学问，我们在件件事上信靠专门家，在政治上尤其要信靠专门家。我们不是盲目的信靠专门家。我们应当有一点基本的公民知识，应当静听政治领袖的意见与反面的意见，应当贡献自己的疑惑，听领袖的更加解释。我们自然要防着受了不忠诚领袖的欺骗。我们要作量考虑领袖之所提示，然后信靠他。但像我们今天这样，对于政治领袖所提示，漠然如秋风之过马耳，不嗤为吹牛，即指为“理想”；而各人不自顾其识见的浅陋，师心自用，美其名为服从良心，这是如何愚妄的事？

　　其次，疑忌人家利用，亦是一般人不肯入党的原故。民国初元，革命党人有得志而变节的，旧时同志逐自疑为被人利用。加以袁世凯的为人巧诈自喜，欲南面帝制自为，因不欲国民有所结合，故离间之术无所不用其极。而“利用”二字，遂成为众恶所归。实则利用人家之力以自致富贵，如曹锟之役使津保洛派，各省军阀之役使其鹰犬爪牙，此本为可恶可耻之事；而在利用之者目为施恩，被其利用者认为受宠，大家恬不为怪，视为固然。然在无相当金钱报酬之事业，以事务进行之关系，稍受纪律的约束，领袖的指挥，便变色相戒，以为且将被人利用。此究何理？我亦不说除曹锟等以外天下便无利用人以自为的人。但我们加入一党，若是认定是为要实现他的党纲；我们用有益于实现党纲与否，以定我们履行党的义务与否，若明明有人作背叛党纲之事，我们当然无服从的义务；何至于怕人利用？若明明所作系为求实现党纲所云云，我们当然服从；何必问他是利用与否呢？

　　其次，党纲与党员私人的行动混为一谈，亦是一般人不肯入党的原故。一种结合，希望分子人人健全，本不是容易的事。政治结合的大党，更不能不对于各种人兼收并蓄。其分子不能不有复杂之病，本为意中之事。然党的重要，在于他的党纲。但使党纲确实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为他的党纲奋斗。在这种时间，若复杂分子的私人行动，初无害于党纲之实现；我们只应竭力进行党务，不应涉及私人问题。即令复杂分子的私人行动，有害于党纲之实现，我们只应竭力谋党内的刷新，不应因私人问题发生对于党的失望。把党纲与党员的私人活动混为一谈，本来是判断力薄弱的人很易犯的错误。所以党员，——特别是大家注目的党员，应当慎重其私人的行动。然用这种法子判断政治的大党，必将对于所有的党都要失望。因为所有的党，都决不能担保他的党员私人行动的。中国人所以轻蔑政党，未始非这种错误判断所造成。要救这种错误判断，必须把党员私人行动与党纲完全分开，必须莫以党员私人行动判断政党，而以党纲判断政党。

　　“联合起来，便是力量。”这浅近的道理，怕用不着再解说罢！一丛纤弱的竹林，可以胜过吹得倒孤松的风暴。一把细嫩的竹箸，可以胜过折得断粗枝的手腕。劳工是最没有力量的，而每次劳工联合的罢工，使资本家穷于应付。亡国奴是没有抵抗力的，而朝鲜、爱尔兰人民联合的暴动，使所谓一等强国亦只有让步解决。真诚爱国的革命家，我们要联合起来啊！我们要尽量的与同志的人、同志的团体，联合起来啊！中国有了这种伟大的革命结合，推倒军阀，将成为一件易事。

　　二

　　领袖的必要　使群众认识领袖　以领袖自任　领袖不一定为党魁　领袖无群众拥护则无势力　领袖无群众监督则易变节　两种群众　一无组织的群众只能因煽动而承担一时的破坏事业　经济压迫利害则无组织的群众易于引起　二有组织的群众可以指挥无组织的群众　有组织的群众可以永久的拥护监督领袖　两种有组织的群众　一因经济上利害相同而结合的“工会”　二因主义上信仰相同而结合的“党”中国要完成破坏事业必须有“党”　中国要完成建设事业更必须有“党”　“以党造国”

　　革命运动的成功，靠领袖的力量居多呢？还是靠群众的力量居多呢？有识见有能力的领袖，自然是必要的。群众为国家及自己的利益，固应联合起来大家努力；然而群众对于社会的复杂关系，政治的专门知识，必难人人都能理会明白。所以必须有领袖人物为之指挥向导。这一种领袖，应当有政治经济的学识，中外时局的概念。他们要能详细明确的指出国民活动应取的方向。他们要能得群众的信任拥护，使他们的指导都发生切实有效的影响。没有这样的领袖，那便群众活动，总不易步伐整齐而有力量。

　　中国亦非全无这样的领袖；其二等三等的领袖人才，更所在多有。然而这些领袖，或无以自见于群众，或为不知他们的人，及与他们为仇的人所妨碍，故群众对于他们发生许多无根的误解。这于革命的前途，实有很大的妨害。现在的青年，对于国事，每发生四顾无人的悲感，这是根本对于国民自信心的一种打击。稍能平心观察的人，决不能认承这样的话。我们若不是盲目的，决不能说没有赤诚爱国的、有识见有能力的领袖，生在我们的当世。不过因为我们听惯了许多毁谤离间的言辞，我们全不考察真象。再不然，我们便明白知道一些真象，因我们狭隘不肯服善的劣性根，总不愿说人家是可以做自己领袖的人。我们若真诚爱国，我们要救正国民这种散漫不自信的坏现象，必须痛反从前所为。我们要推尊领袖，要使领袖的赤诚与识见能力为一般群众所注目，要使领袖能得群众的信任拥护，使他有大力量指挥群众的活动，若我们为赤诚爱国的，有识见有能力的领袖这般努力，我们不是为领袖努力，是直接为革命的前途努力。

　　中国还须要更多的政治领袖，这是无可疑的。除了使群众认识领袖以外，还要希望比较有力的人，要都能以领袖自任。我所谓以领袖自任，不是说人人拖一队流氓，去自命为一个小小的党魁；是说要预备做领袖的识见能力，然后可以成为一个合用的领袖。现在有些自命不凡的人，领袖欲是很有的，他们只希望爬上一个什么地位，去摆出他们那领袖的格式。但他们平日的生活，低的只是打扑克，赶窑子；高的亦不过讲考据，玩碑帖。他们全不预备政治活动必需的识见能力。这实在是一件可忧的现象。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现在的人，既无所以立，不自虑其无以负国家之大任；徒热心于争位，虚骄恃气的仍自命为“舍我其谁。”若这样下去，革命的进行必难圆满。即令革命成功以后，亦必有人才不够分配之患。我希望有力的人，自今以后，要想我们既做政治活动，便应注意研究政治。我们决不能从梅兰芳、程艳[砚]秋的戏中，看出中国政局的解决方法。亦决不能从诗词古玩中，悟得中国民生的救济方案。“遍地槁苗待霖雨。”我们自问究竟是做什么事的人？如何能自安于玩物丧志的恶习中，而不急自预备为国民服务的识见能力呢？

　　我们说要越多有识见能力的领袖越好，但是并不是说凡是一个领袖，定要做一个党魁。领袖的会被拥戴为党魁，这是很自然容易的事。但是领袖是不应当为争为党魁的。他可以拥戴人家为党魁，用他的识见能力以补人家的不及。他可以受命于党魁，去担当一方面的事务。他可以用群众的同情，扶掖夹持着党魁，向有利于党纲方面进行。即在最不顺利的时候，他亦可以用他正当宣传的力量，渐次获得群众的扶助，以纠正党魁的错误。领袖要常站在指导的地位。但须用很合宜的态度去指导。不一定要做党魁才能负指导的责任，亦不一定做了党魁才应负指导的义务。

　　以上是说领袖的重要与他的责任。但是要革命运动成功，不是单靠领袖个人的事。领袖个人无论如何有识见有能力，他若不得群众的拥挤，他不能有力量。所以领袖离不了群众。领袖的势力，完全在群众上面。没有革命的群众，领袖做不成什么事。

　　不但要群众拥护领袖，而且要群众监督领袖。人没有监督的人，是很容易松懈，或改变节操的。世界上自然有意志坚毅，永不变易的人，然而这是不多见的。一般的人，大都是因为有了监督约束的力量，所以能够谨守法度。我们自然希望领袖都有不待监督约束的品性，不过若单倚赖领袖的品性，既不能断定有识见能力的人便都有这种品性，更不能断定他们能小心翼翼，始终如一。只看两千余年专制的君主，坏的固肆无忌惮，如桀纣幽厉之徒，好的亦每如贞观开元之治，不免有“有初靡终”之病。观此，可知与其信赖领袖的品性，不如有群众夹持领袖，使他不能不忠诚的为党纲努力。

　　所以革命必须要领袖，亦必须要群众。两方面是一样的重要。我们还须得研究的，我们常说的群众，实际同时可以指两种方式的结合。一是无组织的临时的结合。一是有组织的长期的结合。这两种群众，在革命运动中，其效用是不一样的。若不分别的说明，还是可以引起一些有害的误会。

　　我们先谈无组织的群众。这一种群众平日是散漫的，不注意国事的。到了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若有人能煽动他们的感情，他们能出乎意外的联合动作起来。这一种群众，完全是感情的，盲目的，能一往无前的做破坏功夫的。但他们的联合，是临时的不能持续的；是被动的，不能自动的；是只能破坏的，不能建设的。我们所见屡次猝发的国民运动，所讥为临时对付式的，五分钟热心的，即原来是这一种群众的特质；并非如无识者所指责，以为那是我们民性特有的弱点。这种群众有上述的弱点，是无可讳言的。然而这种群众是破坏的一个大力量。他虽然不能持续的担任建设的工作，然而革命家要摧毁旧制度，是必须善于运用这种伟大势力的。

　　这种无组织的群众，在他们未激动的时间，亦许是安分的农民，亦许是驯谨的商贩。但若他们遇着不能抵抗的煽动，他们的联合动作，会倏然间改易他们恬静怯弱的心理，如疯狂的活动起来。吾国旧时所谓官激民变，便是例证。不过最易引起这一种群众的，莫过于有多数国民感经济的压迫。国民或劳苦不足以自己供给，或全得不着生路，他们便会失其安居乐业的系恋。特别是失业的游民，他们是社会上的游离分子。他们更易受煽动而联合动作。他们的联合动作，若较普遍而有力量，便会暗示到一般民众，以引起同样的活动。所以自古以来，民不聊生，便是天下大乱的一个引子。今日的中国，亦是因这个原故，国民极容易受革命的煽动。不过这终不是国家的好现象。这些游离分子，得不着归宿，他们受反动派野心家的煽动，还是一样的容易。

　　我们再谈有组织的群众。这一种群众，平日有一种固定的约束。他们的联合动作，不是一时的，不是盲目被动的。他们的动作，是经过理智考虑的，是有计划的。所以他们对于无组织的群众，站在指导的地位。亦必须有他们的指导，无组织的群众才可以向合当的方向活动，那种破坏的大力量才可以得着效用。

　　指导无组织的群众，这是他们在破坏方面的重要任务。他们的任务，是还不止这一点的。上文已经说过，群众的重要在于拥护与监督领袖。无组织的群众，在受有组织的群众指导时，是能拥护领袖去做破坏工作的。然而他们只是一时的拥护，不是长久的拥护。只是能拥护领袖，不是能同时与以监督。再进一层，谈到建设工作方面时，他们对于拥护领袖，与监督领袖两件事，都做不到。能做到这些事的，只有有组织的群众。有组织的群众，他们在破坏方面是长久拥护领袖的，同样的亦长久监督领袖。他们在破坏方面拥护监督领袖，同样的亦在建设方面拥护监督领袖。所以无组织的群众是容易受欺骗的，他们却是不容易受欺骗的。无组织的群众是只能受人煽动的，他们却是一方听领袖的指挥，一方仍居于自主的地位，协商以规定他们自己的活动的。无组织的群众是不能持续，以作何种有计划的工作的；他们却是从破坏时期到建设时期，永久站在领袖的后面，为领袖助声威，亦夹持领袖使之不得不前进的。必须有有组织的群众，才能完成一种有建设理想的革命。

　　所谓有组织的群众，仍然包有下之两种。亦应当分敍出来。

　　第一，这种组织，有由于产业发达，一般人因为经济上利害相同而结合起来的，在机器工业的时代，因为要求原料供给，与成品销售的便利，厂地与管理人的经济；机器的集中，工厂的扩大，使成千成万的工人，聚焦于一个大产业的组织中间。这些工人，服役于同一的机关，则利害易于一致。居处于接近的场所，则意见易于从同。他们握经济的重权，使他们自觉势力的雄伟。他们感生活的摇动，使他们自觉联合的急要。他们与资本家情感隔绝，利害冲突，使他们认资本家完全为敌对的阶级。他们破坏了家庭，脱离了乡土，使用他们无所系恋的，很容易结为革命的团体。这样的工人所结合的工会，是强固有力的一种有组织的群众。各国社会主义者靠工会的发展，贯彻他们的革命事业。

　　第二，这种组织，有与产业发达无关，只是因主义上信仰相同而结合的。在社会扰乱的时代，一般人因为生活的痛苦而不安定，使他们对于时局发生种种的观察研究，而型[形]成种种解决时局的主张计划。他们各传播各的见解，亦遂各博取各的信徒。但是社会的扰乱若绵延而日益加剧，一般浮泛的思想，会因迫促而进于切实；一般谬误的学说，会因修改而进于正确。于是一般信仰相同的人，为了要解决时局以自求生活的改善，他们愿意受相当的约束，以联合起来成为整齐有纪律的党。这种党是强固有力的一种有组织的群众。各国的政治领袖，靠党的发展，贯彻他们的政治主张。

　　中国的需要革命，已是许多人觉得了无疑义的事。说到革命，因中国民生的穷窘，无组织的群众被激动起来，是极容易的。所可惜的，是没有伟大的有组织的群众，来担负指导他们的责任。所以竟连破坏方面的事，都做不成功。中国必需要有组织的群众，所以中国要注意工会与党。然而中国机器的工业，才在萌芽的时期；全国大产业的组织还很少有。中国的市场，既已为欧美日本工业所侵略；中国产业的发展，便是欧美日本工业品销售的障碍，他们必须尽量不许有这种事情。所以在目前想中国机器工业进步，以产生多数工会，亦是无望的事。中国需要有组织的群众，最要是须有伟大的为主义结合的党。中国没有这种党，便不能有任何方法指挥无组织的群众，以完成破坏事业。换一句话，没有党，便没有革命。

　　对于建设方面，党的效用更为重大。革命政府的建设事业，要在许多还未消灭的反动势力中间，稳定的做上去。在这种时候，传统的谬误思想，可以移转领袖的精神，如袁世凯梦想皇帝的尊贵；潜伏的恶劣势力，可以压灭革命的成绩，如北洋系篡夺民国的政权。这时候全靠有对主义能明确信仰的大革命党，他们有切实可行的建设计划，他们的党员拥护领袖，以继续扑灭一切旧派的反袭；同时亦监督领袖，以严密防遏一切变节的行动。在革命过后，要很有力的领袖；更要很有力的党。中国没有这种党，便不能有可靠的力量打倒一切反动力（量），以完成建设事业。换一句话，没有党，便没有能完全成功的革命。

　　十二年来的挫折，不能证明中国的前途是没有希望。历史的记载，不少拨乱反正，转弱为强的例证；中国复兴的可能，是没有丝毫可以怀疑的。要中国复兴，许多人相信必须要一番破坏建设的努力。要完成破坏建设的事业，如上文所推论，必须要有党。“以党造国，”岂不是一件很明显确定的事么？中国不是无党；是因为党的主义不曾吸收多数国民的信仰，是因为多数国民不能知道结党的重要，是因为中国没有伟大的、普遍的、真有力量可以完成破坏建设事业的党，所以遂使中国的国运，颠沛险恶到这样。真诚爱国的革命家，我们需要一个党啊！我们需要联合起来，而且将一国的各阶级的人联合起来，以共同协力，发展一个伟大的、普遍的、真有力量完成破坏建设事业的党啊！中国将只有靠这得救！

　　三

　　党的分子意见感情必不免多少纷歧　党的分子品性学识必不免多少参差　少数的清流结合无解决国事力量　此等清流结合若扩大时仍不免党之弊端“毁党造党”为徒劳无功的事　不党而营政治生活的结果必屈服于恶势力　党的弱点不一定为革命的妨害　欲自救与救国必须促成伟大的党　越自信有力的人越要入党

　　中国有许多人，过不惯党的生活。他们说，党中的分子，每每太复杂了；他们的意见感情，总不免纷歧；他们的品性学识，亦参差得很。所以有许多人，他们说，他们可以独立的为社会做事，他们可以站在党的外面，赞助党的主张，为社会做事，然而他们不入党。咳！错了。我们先就第一层说，俗话不曾说，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像的人么？每人先天的气质不同，他们生活的环境不同，他们一生的经验不同，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像这种样子，他们的性情、思想、观念、感情，不应当彼此不同的么？气质有厚薄，便反应有迟速；环境有顺逆，便感觉有锐钝；经验有贫富，教育程度有深浅，便理解有难易。由于这些原因，一个人以为急要的事情，别人看得很为淡漠。一个人以为显明的事情，别人看了发生误解。一般未有群众生活训练的人，便会感觉得极不自然，以为值不得与这些人合作。然而人若终不能独立的做事，终不能不与人合作，他们将永远找不着他们理想的伴侣。

　　就第二层说，品性亦仍是气质环境所造成，学识亦仍是经验教育的结果。我们不能强求大家的一致与不能强求他们的意见感情的一致一样。我们知道必须要有伟大的党，才能成功革命的事业。伟大的党，自然不能限于政客那样一类的人，他必须兼收并蓄。入党的人，只是因为他自己承认，他能信相同的主义，我们不能考验这些信相同主义的人有如何品性，具如何学识，然后才许他入党。那便入党以后，发现了品性才学的参差，是一件毫不足怪异的事。

　　但是过不惯群众生活的人，他们终以为这是党的弱点，他们终以为靠这样的党，不能为中国做事。于是他们找了三个五个意见感情比较相投，品性学识不甚相远的人，结合为清流的小团体。他们是不是真可以称得上清流，自然还不免疑问，假令真是清流了，我想最好比他们是潺潺的清溪，从水面上望下去，鱼鳞石片，历历可数。然而这只可以供人欣赏，他们的力量，与汹涌的江河比起来，只可以说是等于零。我们结团体，若只是为自己的欣赏呢，我没有什么话说，若是结团体为的是要完成革命的事业，这种三五个人清流的结合，究竟有什么用处？

　　一般清流的结合，亦不是自甘做那种除了为欣赏别无用处的团体。他们说，他们的结合仍旧要扩大，不过他们要很审慎的扩大罢了。他们定了很严格的标准，去选择可以介绍加入他们团体的新分子；他们定了很慎重的手续，以防一切轻率介绍的弊病。然而这统统无甚效用。他们的团体，若不是受了他们这些规定的妨害，一个新分子亦加不进来；那便一定的结果，必是待到加入的人多了，仍然发生意见感情的纷歧，与品性学识的参差的弊病。亦有时候，他们内中有了这些弊病，然而他们一味的阿其所好，自己不肯承认他们的弱点，但这终只是他们的团体还不甚扩大，再不然，便是他们的团体，全无真正的活动可言。若到了团体更大，活动更多的时候，他们便想自己掩饰，这些弱点，亦会不能掩饰住。

　　由这可知了。普通的见解，以为党既不免有许多弱点，“毁党造党”是第一件要事。然而天下会有没有这许多弱点的党么？这只是梦想。民国以来，毁的党，造的党，亦有许多了。然而有一个稍大的党能免于这些弱点么？到了现在，仍旧有许多人觉得有“毁党造党”的必要：他们不知道气质环境经验教育，一天免不了彼此的不同，任便你经过一万次的“毁党造党”，亦总只能是这样。

　　不党而营政治生活，可以么？若是一个有主义的人，我可以说，这决然是不可以的。我们必须靠党的力量，打倒恶势力，贯彻我们的主张。我们不打倒恶势力，必然为恶势力所打倒。因为一天让恶势力占着经济的优势，他可以用虚荣诱惑我们，他可以用金钱贿买我们，他可以用威力胁迫我们，他可以用贫困危险恫吓我们。他可以使我们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屈服于他们之下；否亦会因为别的人都屈服了，我便能不屈服亦望着他无可如何。我们只看这次曹锟贿选，便是一个好例证，四百余头的猪仔，未必都是甘心为恶的人；而且在他们中间，到今天还有自信选举曹锟，是有种种理由的。然而这都不过是不党的营政治生活者自然的结果。前面有所诱惑贿买，后面有所胁迫恫吓，脊梁软弱的人，有几个撑持得住？至于撑持不住了的时候，他们受不住良心的责罚，他们那巧妙的脑筋，自会为他们想出选举曹锟的理由来；我们说他们这些理由是欺世，其实这个脑筋，先便欺了他们自己，这名为心理的人格统一律。我们由此可知，若非有伟大的党，从速的打倒恶势力；我们纵不承认会屈服，终究是不能不屈服的。再有一个显然的例：中国的国民，多不以结合大党为然；然而看罢！现在不都是正屈服于军阀官僚外国人之下么？

　　有人以为固然有伟大的党，才可以革命；然而伟大的党的内部，分子若终是很复杂，他怎样能负革命的责任呢？说这种话的，以为从古以来，凡成功革命的党都是分子如何整齐的么？革命的事业，只要有领袖正确的指导，只要有党员热烈的信仰，便能攻坚挫锐，所遇披靡，若是革命的策略已经明了，革命的希望已经深切，党员自然会万众一心的，用全力进行革命。论群众心理的，说个人自私而群众急公，个人怯弱而群众奋勇。革命便是靠明确的理想，有力的暗示，唤起革命党员为群众的活动。这种活动唤起了的时候，党员会抛弃一切小的不同的差异，一致的为革命奋斗。

　　我们既知道非打倒恶势力，无以救中国，亦无以求免于自己的屈服于恶势力之下；我们又知道只要有伟大的党，只要有能唤得起党员为群众活动的理想与暗示；那便无论党的分子复杂与否，都可以担负打倒恶劳[势]力的革命工作。既然如此，我们若不忍见中国的永远如此窘困纷扰，若不忍使自己永远如此的要仰赖恶势力以求生活，我们必须要助成伟大的党，必须以伟大的党助成革命，这是无疑的事。

　　如上文所云，可知党的分子复杂，并不足证明党的无革命能力；只有不能唤起党员为群众活动的理想与暗示，才是党所以不能担任革命事业的原故。谁能给党员这种理想与暗示呢？自然是要靠有能力的领袖了。然而现在有些人，自信为有能力，自信为比一切革命党员为有能力。他们偏说不肯入党。他们当真是有能力的么？有能力的人不肯入党，使党员得不着为革命必要的理想与暗示，因而不能担负革命的事业；那便党之所以不能担负革命，应由这些有能力的人员负完全的责任。

　　四

　　党员须牺牲若干自身意见与便利以服从团体　党员须多为有益的建议不应持旁观批评态度　党员要贯彻主张只可用合法的宣传以转移众议　非有分裂的必要不应使党内发生派别以减弱势力　只有主义或策略上发生重大歧异时党应分裂只有主义策略已大部分一致而为少数分子妨害时党应分裂

　　非因主义策略关系而发的派别由党员无一致对于主义策略的理想　无一致理想故有力党员易因意气权利之争而小题大做　不能认此等派别为有意捣乱这正表示内力充足　只有研究宣传党之主义策略可以消灭此等党派　党员宜尽力避免陷入此等党派以便负调解消弭之责

　　我们既知伟大的党，必须由复杂的分子组织而成；既知人类因为气质、环境、经验、教育的不同，自然应当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感情、品性、学识；那便我们在伟大的党中，与种种的党员共同的活动，自不能事事求合己意而直情迳行，团体的约束，本应为个人多留活动的余地，使各种习性的党员，均不感缚束驰骋之苦；但既须有团体的活动，自不能事事求合于团体中个人的意见与便利，个人亦有牺牲其个人意见与便利之必要。有时团体的规定，亦许过于拂逆个人的思想，过于妨害个人的便利；然而若非决无商量余地，若非事实上确有不可能的困难，终应尽量牺牲自己可以牺牲的意见与便利，以服从团体。说一句比方话，我们今天对于团体，正似古人对于君上。古人除了得志于君，没有为国家的法子，我们除了能圆满的与团体合作，亦想不出为社会的别的法子来。自然团体确实是太不可救药，亦有不能不脱离的时候；但我们记得，团体终不能完全契合于个人的所想像，我们所谓分子复杂，决不足以证明团体为不可救药。

　　党员自然应当服从团体，然而这不是说，党员不应当对于团体有些不满足的感想。不满足的感想，倘若可以帮助团体的进步，应当是我们欢迎的事，今天无论什么组织，都有许多缺点，这毫不足讳言。爱团体的，因为他们不满足于这些缺点，便应拟议各种补救的方法。我们可以从章程上追加一种合当的规定，我们可以请求负责任的人特别注意什么地方，我们亦可以靠个人的努力以消弭许多不良的现象。我们应当不忘记自己的责任，亦应当注意自己可以有的机会，在凡可以促团体改进的地方，总应当努力，但是可惜许多人不知道这些道理。他们看了团体的缺点，只是摇头叹气，只是作些不负责任的批评，他们把自己完全放在第三者的地位。这样的党员，不但对团体无所补益，他们有时反因为激怒了当事的同志，愈加增了团体内的缺点。其余的党员，听了他们这些不冷不热的话，亦引起了对团体的失望，这给了团体不少的坏影响。

　　不过有的人定会有一种感觉：他们说，我不是不为团体作种种有益的建议，但是我虽舌敝而脣焦了，他们终是言之谆谆而听者藐藐，这不显然证明无可希望么？然而这是错了的。人因为气质、环境、经验、教育的关系，他们各有各的思想方式，亦便各有各的障蔽的地方。何况一个主张，一个办法，当他得势的时候，亦许其中有许多人的利害关系，亦许他是由于刚愎的自信心偶象的崇拜，雷同的附和，嫉妒的反感所促成。所以有许多议论，在理论方面本极正确，而事实上却会失败了。有许多言语，在公众面前无人敢与争论，而事后仍会全然不生效力。我们要贯彻自己的主张，必不可求之过急，亦不可因不能贯彻而遽然灰心。应当在合法的范围以内，用种种方法，宣传这种主张；用这去解释许多人的误会，用这去打破许多人的障蔽。若我的主张，得了多数人的了解，他自然有一天能为大家所采用，至少亦会采用那主张中重要的几点。

　　现在的人不然。他们有了主张，若不能贯彻，他们不耐烦去细细的解释。不耐烦去做长时期的宣传功夫；他们的势力，若可以号召一部分人的时候，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党中，成为派别他们的偏见，以为凡可以由他们号召的人，便是党中间的健全分子；凡不肯由他们号召的，便是不足与为伍的人。然而他们只须稍稍考察事实，终不能掩饰他们这样的谬见。他们这样的派别，只足以分弱党的力量，减少了革命成功的希望，没有别的好影响。我们若并无分裂的决心，这些派别应尽量使他无发生的余地。我们决不应为了小的意见，惹出许多内部的歧异；革命团体内部的歧异，是仇敌们乐不可支的事情。

　　我亦不说革命的党永不可以有分裂的日子，但我敢说，革命的党，只有在两种情况之下应分裂。第一，只有主义策略上发生重大歧异时，党应分裂。我所谓重大的歧异，是说有一部分人主张必须如此而后革命可成功，或者才有革命的价值；而别一部分人主张必须如此而后革命可成功，或者才有革命的价值。这不是说小的意见的不同，这不是说对于小的问题，或者对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的意义无重大关系的问题。我以为果然主义或策略上有重大的歧异，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便分裂以免相互妨害，未始不是好事，不过我敢斗胆的说一句，中国今天还说不上这些。革命的党员，多只是由于消极的厌恶恶势力所以加入的；对于积极的革命的主义与策略，还多半不曾研究，所以还不曾有什么明确的见解。对于主义与策略，既连明确的见解，都还不曾有呢；如何能说什么主义策略上有重大的歧异？假使果然有多少的歧异，我相信怕只是各人的偏见，各人的误会，各人由意气引起的争执，各人裨贩的外国主义偶尔名目不同罢了。因为这种原故，便要分裂，我看只有使革命力量薄弱而已。

　　第二，只有主义策略已大部分一致，而为少数分子妨害时，党应分裂。这所谓分裂，实际只是排除那些为妨害的分子的一种手段。在党的分子主张已大部分一致的时候，排除了少数，便可以积极从事于革命的行动，此等分裂，自为无可非议的办法。但若实际党的分子，主张并很不一致，或者还说不上什么主张；却动不动要分裂，那便成了一件无意思的事体。

　　若说党员对于主义与策略，并无明了的见解，他们何以会闹出各种派别，闹出要分裂的情形来呢？这自然有许多原因使他们成为这个样子；但归根说起来，正因为他们对于主义与策略，无明了见解的原故。他们脑筋里都空空洞洞的仿彿有所谓主义与策略，然而实际他们自己都怀疑自己的主张。因为这个原故，他们对于团体的活动，不能有很强的信心；对于同志间，亦没有很浓的情感，他们动辄为了很小的事情，惹出大的风波来。

　　越是有力的党员，在这种情形下，越是容易闹出许多的意见。他们因为自信力太大，所以他们决不反省自己方面的过失，把一切过失都加到对手方的身上。他们因为感情太丰富，所以他们为了无关系的言语态度，都会发生出许多反感。他们因为竞争心太盛，所以他们对于在虚荣与权力超过于他们的人，不免要处处发泄他们的不甘居于人下的心理。他们因为意志力太强，所以他们一为误解或感情所障蔽，明明知道自己所见未必全合理，然若在不能完全胜利的形势之下，他们宁愿用种种方法，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这样有力的党员，在合当的时机，都会是勇健的革命战将；但是在革命的主义与策略果未能明了的时候，却成了革命的障碍力。

　　有的人说，这样的一些人，是党中间的捣乱分子；然而这只是意气话。他们爱团体，或者比别人还真挚。他们所以这样的争闹，每每亦正是因为他们要护卫团体的原故。他们有时固然由于受感情意气的障蔽，使他们观察错误；然而他们正因为观察错误，所以把为团体的忠心，错用到了不合当的方向，他们有时固然由于心理的弱点，使他们半自觉的做了些他们自己亦不认为合当的事情，然而他们这些行动，只是受了他们那有缺点的心理所支配，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对于任何个人有恶意，更不能断定他们是不忠诚于团体。追到根源说起来，仍是要怪党的主义策略没有明了的原故。因为这种原故，所以使有力的党员，他们不能寄托他们的精神于热烈的革命理想；而他们的余力，遂发泄成为这样的种种方式。然而这样的种种方式，究竟不是可以悲观的事情，这是表明革命的党内力的充足，这是表明党中间有许多有力的分子。

　　然而我们仍是必须求消弭这些派别争端的法子。要消弭这些派别争端，我们只有一条路，便是研究宣传党的主义策略，使一切党员，均能于脑中型[形]成一种热烈的革命理想。这一种热烈的理想，譬如是照耀世界的太阳。一天有了这样一个太阳，一切有力的党员，都会看清了他们要走的路，要做的事。他们明明白白望见了他们要走到的目标，他们亦明明白白望见了他们要打倒的仇敌，他们再没有余暇功夫，东盼西望。到了那时候，他们再不会把树枝看成鬼影，他们再不会把弟兄们一句无心的错话，看做必须追究的事情，一切的派别争端，自然会烟消雾散。有的人说，有了这些派别争端，最好是分裂。他们不知若主义策略不明，纵然分裂了，只要一个小的派别中，有两个有力的人物，仍会发生出派别与争端来。这样的分裂，只足以戕害革命党的势力，不能阻遏派别争端的发生。（若因无有力党员，因而不发生派别争端，更不是我们希望的事。）要阻遏派别争端的发生，只有研究宣传党的主义策略惟一的法子。

　　在这种派别争端未能消弭以前，我们的态度，最好尽力避免陷入此等派别争端的漩涡。因为这种派别争端，虽不足悲观，虽可以表明革命党的内力充足，然而究竟是妨害革命发展的事情。我们不必讨论这些派别的优劣，更不应牵扯到党员个人对于党的忠诚与否。我们应明白这些只是暂时的现象，这只是误解与心理缺点所型[形]成的，值不得大惊小怪。我们应永远站在漩涡的外面，使我们的言语行为，被大家认为是为的全党的利益，不是为的那一派的利益。我们的话，在一般党员听了，不会预先疑惑这是我们的偏见，不会预先疑惑这是我们的阴谋，我们然后可以有调解消弭这些派别争端的能力。不要因为过于热心了的原故，为自己的感情与成见所障蔽，落入这种漩涡。便是已经落入这种漩涡的人，亦要尽力设法自己解救出来。我们一方减少这些派别争端的力量，一方从研究宣传主义策略以根本消灭这种弊病。革命势力的统一，便是中国统一的第一步。

　　五

　　革命党员的反抗冒险　他们的志行纯洁　他们的变节堕落　非革命党人的堕落　党人与非党人堕落都是革命的党的责任　普及革命势力与研究建设方法

　　我们再研究革命党人的特质。大概凡委身做革命党人的，无论是由于感情的强烈呢，还是由于性质的浪漫呢，还是由于生活的窘困呢，他总是有多少反抗的，冒险的天性。他们有了这种天性，所以他们才能不顾困难危险，与恶势力搏斗。在他们被补[捕]、入狱、判死刑、上断头台的时候，无论赞成，或反对他们的人，总不能不表相当的敬意。

　　便在平日亦可以看得出来，凡参加革命运动的，多志行纯洁之士。他们的气节，他们的行谊，终觉得不愧负一国的重望。他们所以能如此，亦只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硬脊梁的君子，所以不顾一切的投身革命。在革命以后，他们纵然被反动势力所压迫，他们终能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精神。

　　然而无可讳言的，革命党人，亦有许多变节堕落的；这许多变节堕落的人，有时给革命的党，一种很失信用的影响，普通的人，甚至以这样的事，为革命的党最大的耻辱。革命党人，所以有许多变节堕落，其实亦是很容易解释的事。这一般党人，向来是富于反抗冒险性的；因为他们的反抗冒险性，所以能成功革命的事业。然而亦是因为了这，他们过不惯常态的、对于恶势力茹苦含辛的生活。他们不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乡愿，他们若不能五鼎食，便宁可五鼎烹。由于这种心理，他们在革命以后，若仍得不着相当的生活，一不为主人亦不为奴隶的生活——他们便有时不免不顾一切舆论与法律，做了一些令人骇怪的事。然而他们虽在革命以后，做了这一些事；不能反证他们以前并不是忠诚纯洁反抗冒险的革命党。他们中间有些天性尚未被这种社会压碎的人，便以后仍可以做忠诚纯洁反抗冒险的革命党呢。

　　许多人把革命党人的变节堕落，看得过于重大。他们以为只是革命党人才有这些怪事。他们不知道这是这种社会自然应有的事情。这种社会，恶势力弥漫了各地，许多人都得不着相当的生活，一般不与闻革命的人，他们不过因为比较怯弱，比较圆通，比较狡猾，比较熟悉世故；他们仍是做了许多损害别人，甚至于自己的良心所不赞成的事。不过他们比革命党人有经验，有研究，他们做了这些事，舆论与法律，并不加以干涉。（而且舆论与法律，完全为他们所归附的恶势力所掌握。）大家并不觉得骇怪罢了。革命党人，因为不懂世故，因为他们不愿问舆论与法律是什么，于是大家都说，革命党人的变节堕落，特别是一件可以骇怪的事了。

　　然而革命党人所以变节堕落，乃至一切不与闻革命的人的要做许多坏事，究竟都是革命的党应负的责任。世界上不应当有坏人。因为有了弥漫各地的恶势力，笼罩在我们上面，以致许多人为着得不了相当的生活，必须在轨道外面，去谋生活的法子；所以使许多人变坏了。为什么已经经过一番革命，仍旧使恶势力笼罩在我们上面呢？我们不须怨有些革命党人的变节，亦不须怨那些什么系什么派所做各种不名誉的事，我们总应怪自己——怪自己不能把弥漫各地的恶势力根本推翻，使一切革命党人与非革命党人都得着他们人生的解放。

　　革命而不能把恶势力根本推翻，这一由于以前革命党的势力还太弱了，二由于以前革命党人，亦实在很少注意建设的研究。我们一方面要将革命的势力普及了全国各阶级；同时我们自己要从事于建设的研究。革命的党人，多半是因为消极的对于恶势力的反感，所以投身革命的。我们现在必须有些人，由消极的反感进到积极的研究建设方法，然后可以完成中国的革命事业，救一切堕落的革命党人，与一切堕落的非革命党人。

　　载《新建设》第一卷第二三期

　　署名：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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