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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问题发端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评社会问题总览上册一至二十六面

  社会问题详解第一册总论与第一编一至二十面

  这两部书是从日本高昌素之所著一个原本译出来的。高昌素之著这部书,意在普遍完全的将社会问题叙述一番,所以他所叙述,包括各种社会政策各派社会主义,各国工会,以及妇女问题的数方面。他虽因怕日本政府干涉,未详叙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他所叙各方面虽文字都很简短,但为一个人要于社会问题有个概括的观念,实在是一部合用的入门书籍。

  两部译本据我看起来都偶尔有些不醒豁的地方。但在这幼稚的译书时代,一切的译本大都不免这种弊病。我们亦用不着责备译者。在不能直接读原本的人,这种译本究竟亦不至十分不合用,有这两部参校的看,更可以彼此补救一此缺点。译笔自然不能完全如自己著书的圆畅,而且又夹用了许多意义复杂的名词,从未看这一类书的人初看亦许觉得格格不快。但这一须用点忍耐的功夫;二须于那无关重要的地方,抱个不求甚解的态度,待看书多了自可明白。再则我在此篇文中,亦总能帮大家,把原文酌量注释得更明白一点,只不知我可有这个能力。

  我本想将此两部书读完再行批评介绍,但一则我还未好完全的目疾,令我不敢多看书;再则我亦想初次研究社会问题的人,定有许多根本观念还不明了。这部书的总论与第一编的第一章,颇可详细请读者加一番玩索,先弄清几个根本观念,或以后看书有许多方便。

  这部书解释社会问题即是劳动问题、妇女问题,而又说劳动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中枢,初看这种话似是很不赅括的。然而实际说起来,贫乏由于机器进步,生产迅速,人工减少所引起的失业;与人工减少,求业者加多所引起的工钱低落所致。产业恐慌,(如工厂、银行倒闭)与向外殖民,由于生产迅速无从销售,或必须另辟销场与供给原料地方所致。家庭崩坏由于贫乏所促成妇女投身工厂所致。儿童失教,妇女卖淫,欺诈流行,秩序扰乱,又莫不由贫乏与家庭崩坏所致。反之奢侈、游惰、残暴、压抑,由于只有富人能购置机器,役使工人,故工人只有忍受一切,而富人可以不劳而获所致。我这所说还觉简单不能十分明了,能看阶级争斗(新青年出版,价五角)前三章,或可更能得明了些的观念。(总览第六面,详解总说第六面,亦指出产业革命的八种结果。)

  其次这部书说明近代社会问题,所以感觉得急待解决,是因产业革命(或译工业革命)以后,工业时代的阶级与农业时代不同。产业革命是由于世界交通后,要生产迅速以供给新市场的需要,所引起的发明汽机的结果。但产业革命后,手工工业变为机器工业,家内工业变为工厂工业,于是一则工人永无希望能变为资本家,(因不能有钱自买机器),二则工人与资本家只各求各的利益,没有主仆感情。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人与资本家自然各成一个阶级,互相仇视。资本家既有财力可以自由压迫工人,工人亦渐聚居,感情意见易于一致,而结合起来以反抗资本家。这遂扰乱了全世界。

  有人疑惑这都是外国的问题。中国工厂工业、机器工业还很少,我们研究这种社会问题有何用处?这种疑惑,是不明了下面两件事的原故。

  一、中国工业虽不发达,然而处在欧美工业发达的世界中,加以中国关税受外人劫制,外国商品毫无抵抗的输入中国来。中国人的家庭工业手工工业,渐尽为外国工厂所压倒。所以全国失业贫乏的人,不知多少。要怎样解决这种问题呢?人类应当毁弃机器工厂么?还是中国仍与欧美一样,发达机器工厂的工业么?世界上讲社会政策社会主义的人,曾经研究了一些什么解决方法呢?中国人自然有研究的必要。

  二、中国农民本来地主劳动者的区别不甚明了,他们中间的阶级,陈独秀先生将他分为十等。(见《前锋》第一期五十一面——广州平民书社出版,价二角)然而现在因受外国工业压迫生活腾贵而不安定的原故,许多地方佃户与雇工要维持他现在的生活且靠不住了。除了得彩票发横财以外,已决无进为地主的希望。至少以我所知,四川东南部已成这种情形。这般佃户与雇工,实际已落于工业国的工人地位,然而又涣散不易集合起来,他们不易有力反抗地主的压迫。这比工人的境况更可怜,更值得有心人注意。

  就上面两件事看,已可知决不能说中国人不须研究这等社会问题。中国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仍须记得这些问题是受的外国工业发达的影响。所以中国人必须应问要怎样对付外国工业。决不是如章行严所说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改良农村救济农村,可以救治得好的。

  这书第一编第一章解释社会主义是要根本废弃资本主义的制度(便是取消私产与自由竞争);社会政策是不废弃而加以限制,以为加以限制便可以再不发生社会问题。这种解释自然是不错的。但请看他第三节所说,社会政策于私有财产须限制而不能限制时,要将产业归政府与公共团体经营;社会主义则主张一切生产机关作为公有。我们从这里可见社会主义重在一切生产公营,社会政策则必于无法限制私人的生产乃归公营。我们要注意社会主义所谓生产机关,乃是指机器工厂及各种大规模的生产事业。社会主义亦并不要没收一切手工工具,甚到于像一般糊涂人说的要公用一切衣服物品。社会主义者决不至如此幼稚荒谬。

  在他叙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发展的历史时,他指出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不同,便是社会政策不免略有容许曼彻斯特派(详解译孟策斯他派——便是宣传斯密亚丹所著原富学说的)自由竞争的倾向。国家社会主义仍是要靠政策来实现他的主张的。迈尔(详解译迈耶)等提出《社会改良实行案》于德相便是一证。所以说社会主义不是社会政策,但决不是说社会主义者不靠政府实现主张的意思。

  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到一八八一年以后,不似往年热心,总觉不足,不得不专心研究学理,使成一个系统学问,这如我们青年闹了一阵社会运动,回头感觉求学的重要是一样的事。不过要注意的,他们求学,便是研究社会政策的学理;他们是认请目的以求学的。我们的求学,却只去捞一本哲学,一本文学,牛头不对马嘴的,闹上几年,博取一个博士硕士。这种求学,究竟是认定了什么目的,究竟可以得什么成效,不能不令人发生疑问。

  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十年的研究,结果使他们怀疑社会改良的万能学说;这值得我们注意。“以何种手段实际上社会才能改良?何种手段对于德国最为适合这是时人百思不得是解的。”今天中国的青年,亦正发生如此的相同疑问。不过中国青年的疑问,是初次从宽漠无着落的社会主义,或盲目的社会运动,感觉得要研究适合国情的政策。德国那时却是因研究的结果,发现社会政策的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了。在这一点令我们想到德国深邃的研究,比起美国浅薄的博士教授们,至今还迷信社会改良说的,大不可相提并论。

  即以第九节所说。第一,行保护政策的加增入口关税,国家以金钱补助资本家,均发达国内产业之道。国内产业发达,需要工人多则失业人少,而工钱加多。然而入口税加,生活腾贵;补助资本家的钱,又要一般人民担负;那不得工做,或工价加得少的人,一定比以前更苦。第二,国际劳动法规定劳动不可单认为商品,然而这只是空话。劳动者实际是出卖气力,资本家实际是收买气力。劳动者非能成为工厂主人翁的一分子,能参加工厂事务,他的地位只是与机械一样。纵然加增工钱,减少工作时间,在他被动的很单纯的工作时,总不会感觉得有人味。何况工钱还不够用?工作时间非他所能忍耐?而工厂还只有照料机械的技师,没有注意工人幸福健康的职员?这想比做一个商品且比不上呢。第三,劳动时间缩短本为工人健康幸福之所关。他要有暇享一切公民的权利,亦要有暇享若干人生的意味。至于资本家因工作时间缩短,工人有相当休息,可以加增生产力,亦并非无相当的利益。然而工作与人生既全然是两件事,便令工人减到每日工作四小时,亦仍是作四小时牛马奴隶的人。何况资本家并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还以为未足,如最近德国英国等,都常有想乘机打破八小时工作制的人呢。

  所谓社会政策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如上所说已可见一般了。但这并不是说不应行保护政策,不应宣布劳动非商品,不该减少工作时间。不过国家非把生产机关归为公有;非能以一切的人都有工做,一切做工的人都有相当的工钱自任;非使工人有权参加工厂事务;这些困难是无法消弭的。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根本的解决。

  社会主义是要公有机器工厂及一切规模的生产事业,这些东西在中国今天都是很少的。中国要对付外国工业,必须收回关税主权,实行保护政策,发达本国产业,安辑无业游民。这是无疑的事。然则中国若能发达本国产业,完全由国家或公共团体去办,不许私人资本家插脚,岂非中国的工业相关,将来自然都是公有?中国自然成为社会主义之国,不至于发生像欧美的社会问题了么?中国今天必须要国民联合,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党,以打倒军阀,建设革命政府。由革命政府收回关税主权,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去发展产业。

  欧美的社会主义,是要将资本家私有的生产机关没收为公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的政府新办一切的生产机关。(自然亦有须没收私人的产业,但为数很少,亦可暂置不论。)所以欧美的社会主义,是对于资本家的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却可由对军阀革命的政府的政策中产生出来。中国人若能大家研究社会学科,恐怕中国的社会主义,比欧美还容易实现呢!

  载《中国青年》第九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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