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救国|恽代英

学术与救国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我在这二个多星期，许久不能为《中国青年》作文，实在抱歉得很。

　　我有许多要说的话，因为不能写字，只能想不能说；可是又因为越想越觉得要说，所以今天托朋友代我写下这一篇来了。

　　我病中接着南京朋友效春的信，他有一段话说：

　　“《中国青年》颇得一般青年信仰，我亦希望他能更多引人注意。惟望不要把学术看得太轻了，我们要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国事，但不希望青年反对学术也。你有些话，不免故意过甚其辞，怕反对人失信用。”

　　我接到他的信，觉得他或者有些误会罢。我怎敢反对学术？我处处想从学术中求得社会破坏建设中所应遵守的途径，但我处处觉得材料不够用，知识太短浅了。我很恨从前糊里糊涂读了几本不相干的书，完全未曾注意社会科学；我现在正想多用力研究社会科学哩！

　　一般人知道制造机器，驾驭汽车是不能不学的；若是没有学这些事的人，偏要谈这些事，一定要被“行家”笑坏。但是很奇怪的，一般人对于怎样使社会进步，却以为不须学习，便都能说些不错的话。所以一个大学者不敢讨论一个木匠石匠的专门小问题，但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摇起笔来，便都可以谈些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无论是一个天文家，或者数学家，当他对公众演说的时候，除了说他本行的事情以外，都要自命为能谈一点社会问题。所以大家都以为社会科学是可以不必学的，也因此大家终究不知道怎样使社会进步。

　　有些人说，中国是一定不会亡国的，有些人说中国非亡国不可：其实两方面都是说梦话。以为一国古老广大便可以不亡么？巴比仑、叙利亚的古老，印度的广大，却一个个都亡了。以为内乱外患便一定亡国么？苏俄的内乱，土耳其的外患，却都不能禁阻他们兴盛起来。一个国家要拨乱反正转弱为强，必定有他应遵循的途径。我们要在社会学者的理论中，古今中外历史的教训中，去找出这种途径，我们便能有把握地可以救中国。怎样能反对学术呢？

　　昨天又接着保定一位朋友中秀的信说：

　　“有些人说，但但[单单]研究社会科学有什么用呢？不过只是做到破坏的工夫罢了，怎么能够建设呢？还是多多注意自然科学，以为将来的建设预备罢！无论怎样，自然科学是不能丢开不管的。像这样的论调，是最能迷惑人心的！有许多正在观望中的青年，都要受到他的暗示了！望你在《中国青年》上多多发表关于此类的文字，因为沉睡在科学救国的迷雾里的青年，实在不少呵！”

　　我对于他这所说的自然科学，以为若是指的供给常识，造成丰富的人生兴味的中小学自然科学，我们并不必反对。但是像今天中小学没有仪器标本，仅仅教授学生一些简单枯燥的原理原则，使学生觉得比学古文还没有趣味，以为这种自然科学有什么用处，那便是笑话了。但这与社会的破坏建设没有大关系。

　　若所说自然科学是指的工业农业等技术知识呢，则我以为学这种技术的当然总比那些学灵学和学白话诗的人要好些，我们也并不十分反对。不过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这些技术科学重要得多。

　　我在成都听见一个人很发感慨地说：“合成都各专门学校学生的学识，造不起一里铁政[路]，中国怎样会强呢？”哈哈，笑话！她以为合成都学生的学识造得起几里铁路，中国便强了吗？中国再没有人，合全国东西洋留学生修几十几百里的铁路，总也没有不能的罢。但是政府只知打仗，只知抢钱，只知逢迎外国人，全不肯用这些人做这些事。在这种政府之下，再有几百几千个专门技术人材，也仍然找不着正经事做，也仍然做不出正经事来。他们怎能讲什么科学救国呢？

　　譬如学习制造飞机的，中国也有谭根，厉汝燕，周厚坤等，但是中国何处有飞机厂可以请他们制造。他们若不是留在外国工厂，帮外国人制飞机，至多回国来只能做个驾驶飞机的人，或者甚至于只能在商务印书馆里做些小小的工艺品。由此可见中国政治若是长此混乱，养些技术人材，终归无用。

　　现在全国工业农业的毕业生也不知有多少了，但是国内秩序混乱，百业不兴。这些专门学生仍只有去做官，去当土豪，去在个设备不完全的学校里抢一个饭碗，结果把所学的一起忘掉，仍然同别的人一样，变成一个光棍的流氓！我敢断言，第一是要社会有个改革，政治要比今天能上轨道，不然，多一个技术家，便是多一个流氓！全国专门大学一年要毕业几千个学生，我为中国寒心呵！还讲什么科学救国么？

　　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假定社会是一个工厂，社会科学是工厂管理法；有能管理社会的人，一切的人有一种技术，便得一种技术的用，没有管理工厂的人，只有机械，只有像机械样的工人，技术家，工厂永远做不出成绩来。

　　有的人要说，纵然有了管理工厂的人，仍然要技术家，这是不错的。但是中国也有不少的技术家呵！倘若中国的技术家不够用，尽可以请外国的技术家为我们服役。只要主权在我们，请外国的技术家，犹如外国人招华工一样。即如现在德国的穷窘，设如我们问他们要技术家，真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美国日本从前都向别国僱请技术家，所以有今天。由此可知中国是政治上轨道要紧，技术家的够用不够用，还不成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政治上了轨道，能够有足够的本国技术家，自然是再好没有了的。我们并不反对人学技术科学。但是我们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只是不知国情的昏话。越是学技术科学的人，越是要希望有能研究社会科学，以使中国进步的人，好使他们可以用技术为中国切实的做事。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转移时局。若时局不转移，中国的事业，一天天陷落到外国人手里，纵然有几千几百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所以，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重要得多。

　　载《中国青年》第七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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