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的误点|恽代英

时论的误点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

　　许多人为中国的时局，定了许多不同的方案。但没有一个方案，能把中国危弱的国运挽转得回来。是中国的国事真不可为了么？或者是定方案的人原来有一些错误？

　　我常想中国今天的内乱，亦不过唐末五代的样子。在唐末五代的时候，兵何曾不骄？将何曾不悍？朝政何曾不混乱？纲纪何曾不荡然？倘若我们生在那个时候，不以为国事已不可为了么？然而试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文臣知州事，遂把百余年藩镇之祸一举手而告一结束。可见天下的事总看人如何做法，遽然以为没有做法，总是不对的。

　　有人说中国今天不能与五代相比，因为中国今天还受了国际的压迫。这不是我们轻易所能求得的解救。自然，中国受国际压迫是厉害的。但是受国际压迫最厉害的，或终莫过欧战后战败的土耳其。土耳其以不同种不同教，素为欧洲民族所憎恶。又加以依附协约仇敌的德奥等国，与英法鏖战三四年之久，这使他们更有任意宰割的借口。然而试看凯末尔将军振臂一呼，居然可以使英法等国失色退让，几十年来处心积虑所谋占取的君士坦丁堡，仍于洛桑会议以后六星期内双手奉还。其他所定条约，亦不见有任何国家敢拿出十分之一像临城通牒的口气。这亦可见天下的事总看人如何做法了。

　　然而何以中国在今天终似乎没有一点希望呢？这值得我们研究。

　　有的人说这怪中国不能产生很好的领袖人才。这话自然不错。但是中国人未必遂没有一两个很忠诚为国家的，未必遂没有一两个很精密很周到能为国家切实办事的。我们有时候说中国硬找不出一个来。但是不过是愤世嫉俗之谈。这种愤时嫉俗的人，是不能够把中国引到有希望的地方去的。

　　有的人说，这怪中国的人对于一个任何领袖，太不尊重，而且太爱妨害他们的正当进行计划了。这话更是不错。我们中国的事，在这几年，实在不少志士仁人想了许多计划，用了许多力量。但是一切的效力，总是被外力破坏打消了。对于这种外力，实在令许多人灰心短气。比较能不灰心短气的人，亦只能“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自己勖勉，然终对这种外力无可如何。

　　不过这就可以证明中国是没有希望了么？我们为国家做事，本应当把这些妨害我们做事的外界势力，预先估量一番。我们不是因为没有各种妨害做事的外力，所以为国家做事的。我们正因为有了这种外力，所以更需要为国家做事。现在做事的人，不预先把这些可以妨害他们的外力加一番估量，及到事情失败了，只知道抱怨外力，或者仍是对于这种外力抱一个不论不议的态度。譬如农夫田中有了石块，不知锄而去之，反只顾将种子抛在石块上面，以为这是有合于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真是“岂有此理”。

　　凡一个国家，要他由乱而治，由危而安，都是一样不容易成功，一样要受许多外力妨害的。好的领袖，他只是能够很聪明的胜过这些妨害，很忠实很勇猛的从各种困难中间超过以至于成功。行船的港，原来是一样回曲的。不会撑船的人，就要怪港曲。我们现在最是要问在这曲的港里怎样撑过去，不是因为港曲了便灰心短气，亦不是仍旧不问港曲不曲，只这样乱撞乱碰，便可以算完事的。

　　我以为中国所以长久办不好的缘故，不是因为没有领袖，只是因为一般领袖不知道怎样为国家做事才可以有效力。一般领袖不是太看轻了妨害他的外力，便是太看重了妨害他的外力。流行的时论，每每对于这种妨害做事的外力发生种种的误解。我以为矫正这些误解，或者是一件急要的事。

　　二

　　我常听见人家说，中国最大的病，是人心坏了。在这种人总以为中国人到了今天，不知什么缘故，一下儿都成了坏人。但是这果然是有的事情么？中国人特别坏的是在什么地方？是敢于对军政官吏的面前出侮辱的言辞么？是敢于在租界大路上随意便溺么？有人说中国人正坏在这种地方。中国人只怕强力，没有强力的地方，便一点无忌惮了。但是这只怕强力四个字，岂只是中国人所有的弊病？而且中国人乡村中的自治，每为外人所赞美，又何曾只怕强力？中国人比外国人特别坏的，究竟在什么地方？

　　有人说，中国人做了官领了兵，便不顾一切法律，只知为自己的便利，任意放恣，这是中国人的特别坏处。但是中国人做了官领了兵，不顾一切法律，没有人能裁制他。外国人有了这种事，至少在民权强盛的国，立时要受相当的裁制，不能像中国这种放任的样子。我们从这看来，外国做官领兵的人怕受国民的裁制，不敢破坏法律，犹如我们一般人民怕受法庭或警察的裁制，不敢犯法一样。中国做官领兵的人没有什么怕的，便亦无忌惮的破坏法律起来，这只证明中国这种人在与外国这种人不同情形之下，做出了不同的事情。没有理由说中国的人特别坏，外国的人特别好这一类话。

　　有人说，中国许多的人，不务正业，只知道做官、做兵、做流氓、做盗匪。这是中国人的特别坏处。但这话是似是而非的。中国或者有少数特别偏于爱做官、做兵、做流氓盗匪的人。但一大部分人还是同别国的人一样，只是要求一种相当的生活场所。做官的人要伺候上司，要奔走寅[官]僚，要说许多不愿说的话，做许多不愿做的事情，并不见得不苦。至于兵匪流氓更不用说了。兵要忍受许多无理的呵骂，无情的笞打。兵要半夜站在军营门前，睁着眼睛，挺着身子，与风霜的气候，困倦的精神奋斗。流氓盗匪更是要提心吊胆去营他们那犯法的生活。他们时时提防警探的跟追，一年少不了要经过几次黑暗臭恶的牢狱生活。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因为体面，亦不是因为他们可以有比做工人商人农人好一点、安全一点的生活。但是他们要这样做，可想知这中间必有一种缘故。

　　我们只知很笼统的怪这些人不务正业，究竟请问大家，中国的哪一种正业，还没有人去做么？中国有田没有人种么？有工厂商店没有人去照料么？我们明知道无论哪一界那一件事，都是人浮于事了。除了许多找事不着，而仍然苦苦的守着本分的一些良民外，还有这许多官，这许多兵，这许多流氓盗匪。你叫他们去务什么正业？现在假令他们都愿意务正业了，你敢担保他们十分之一的人，有什么正业可务么？

　　有人说，中国何曾无正业可务？不是蒙藏边省还须要人屯殖么？不是一切矿山工厂还正待发达，需要许多工人么？不错，这些话是很好听的。到蒙藏边省去屯殖，是一般兵匪流氓赤手空拳，便可以去的么？政府不知提倡，社会上有钱的人不知帮助，不给人家农具耕牛，只知道怪人家不去。人家去忍受风寒寂寞，望着广漠的平畴哭，便可以有饭吃了么？至于正待发达的矿山工厂，更是一句荒谬绝伦的笑话。人家肚子饿了，是现在要饭吃的。无论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矿山工厂将来发达不发达，总之与今天饿肚子的人是比较没有关系。今天可以担保人家有正业可务，然后可以责备人家不务正业。

　　人总是不很容易便能自甘饿死的。在找事不着的时候，能够仍然苦苦的守着本分，这已须要很大的自治力量。在他苦苦的守着本分许久以后，仍然找不着事做，他不得已而去做官、做兵、做流氓盗匪，这只有被我们哀怜，受我们鉴谅。我们怎能说他怎样特别的坏呢？

　　总而言之，中国人的坏，有些是因为没有制裁他的力量，所以坏的。有些是因为他除了走坏的一条路，没有法子得着生活，所以坏的。除了这以外，找不出中国人特别坏的地方。

　　三

　　有些人知道没有制裁力，是中国人坏的一个原因。所以他们有的主张要武力统一，建设强有力的政府。有的主张赶急制定国宪省宪，以使中国的政治早一点上轨道。他们这些话其实都是对的。不过他们不晓得没有制裁力只是中国人坏的一种原因。除此以外，还有一种生活的原因，是不容我们不顾及的。

　　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这是说得很好的。没有生活问题的人，固然未必不在那没有制裁力的地方做坏事，但是的确有许多人便可以不做坏事的；但是为生活压迫，除了犯法便只有饿死的人，无论你制裁力如何严重，在伦敦纽约缇骑密布之下，仍然是要做坏事的。只有“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可以驱民于善。若是一般人仍在“救死惟恐不赡”的情形中，任便你武力再强大，政府再有力，国宪省宪规定得再明白周到，亦终救不了中国的扰乱。

　　有些人说，反对武力统一，破坏宪法的，并不是“救死惟恐不赡”的人民，每每是一些吃不完用不尽的军阀政客。所以中国今天的乱，不是靠一般人民有了生活便可以解决的，必须中国先不乱了，一般人民才可以有生活。

　　但是这种话实在错了。说话的人以为这几个吃不完用不尽的军阀政客，真可以有什么三头六臂，把中国搅乱到这步田地么？凶恶狡猾的人，无时无有，亦无国无有。不过这种人在有秩序的国家或时代中，他做了坏事，便捉到警厅法庭去了。而且他每每不敢做坏事。他反要常常用他的力量智慧，在正当的一方面，伺候国家。我们有句古话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要知道能臣便是奸雄，奸雄便是能臣。所以奸雄每是时势所造。现在一般军阀政客，只是时势所造的奸雄而已，他何曾能搅乱中国？只是中国已经乱了，所以他才应运而生。把他推倒，不把所以使他得势的原因推倒，我看中国的政局总找不着一个清平的出路啊！

　　我们试看军阀政客的敢于作各种扰乱的事业，是不是各具有一种力量，各挟有一班徒党。中国有了很多无正业可务的人，他们要为自己求一条生路。所以他们只有各依附于一个头目，以互相排轧争竞。无论工商农界、学界、政界、军界，那一处不是有所谓帮口，那一处帮口不是有许多党同伐异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帮口以外的人，为自己的生存，不能容许这些帮口永远盘踞了这些职业界。他们的头目，或者是为虚荣的缘故，而有意的捣乱；但是他们正要利用这头目的虚荣心，帮着他成功，借以打破旧的职业界帮口，以解决自己的饭碗问题。头目可以抱任何不正当的目的，但是他的力量，全在这般单纯为解决饭碗问题的喽啰身上。没有这般喽啰，无论头目怎样居心，亦做不出任何大的坏事来。然则现在与其恨头目，不如在这些喽啰身上，求个根本的解决计划。

　　今天无论你说武力亦好，宪法亦好，总是便于私谋的便拥护他，不便于私谋的便反对破坏他。这亦是不足怪的。现在国内正当的职业只容得一部分人生活，别部分人只有排挤这一部分人才可以有生路，所以现在有许多人根本非捣乱不可。不能使这些人不捣乱而有生活，只知道讲什么武力的制裁，宪法的制裁，给[结]果自然尽是一般空话。

　　四

　　还有一般人更想远了。他们想到中国的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道德的教育，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什么自然派象征派的文化，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修铁路办实业的专门人才。他们想去想来，总觉得要中国好，只有办教育。除了办教育，都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话。

　　但是办教育真是“揣其本”的办法么？我敢断言不是的，决定不是的。办教育正是一样的“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办法罢了。

　　姑且不论一般人办的教育只知道注意功课，不知道注意道德；亦姑且不论一般人所谓教育，除了提倡些“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以外，谈不上什么道德的话。便假令一般教育家都真能注重道德，而且提倡的道德很能中正合理，这真能把中国转变过来么？一般人的气质是薄弱的，孔子弟子三千人，成名的仅七十二人，而能出死入生始终不变的则一二十人而已。纵今日有大师如孔子，想以注重道德使人人成为这种流俗的中流砥柱，可以断言是没有希望的。中国自然是需要有几十几百个有血性有肩膀的人。但这只能在几百人中找着几个。不能希望遇见几百人，便把几百人变成这个样子。那不能变成这个样子的人，要紧是给他一个好环境。一般的人他只是顺风倒。他在好环境中便是好人，坏环境中便是坏人。外国人似乎比中国好，正是因为他们这类的人有几个好环境的缘故。我们除了要教育少数有血性有肩膀的人，帮我们创造环境以外，对于一般的人还是要环境去间接的教育他。不改变坏环境，而只顾说什么道德的教育，结果可断言是要失败的。

　　论到文化，其实只是人类的一种装饰品。人类需要装饰品，与需要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一样出于自然的天性，这个话是很可信的。但是人总要有了基本的生活资料，才能讲到装饰品上面。有些人要说文化是人类所以超出于禽兽的一点。这话亦许是不错。但是人先要求能满足他那饮食男女的禽兽生活，才有功夫讲到超出禽兽的文化。现在不顾一般人没有生路的苦楚，一天只是讲什么哲学文学，谁能够理会他？还有些人以为哲学文学实在有使中国起死回生的力量。我想这怕是一些白面书生自抬声价的话罢！亦许用得很恰当，而且遇着了俾士麦，伊藤博文这些人，可以使斐斯的吉田松阴之辈，成就个好名声。倘若不然，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未尝转移希腊的国运。欧根、杜里舒眼望着德国分崩离析，亦与我国章太炎、欧阳竟无眼望着麻乱的时局，一筹莫展的一个样子。靠文化救国真像一句痴话啊！

　　至于说到中国没有专门人才，这至多亦只有一半的真理。中国一面是患的没有人才，然而一面亦是患的是人才过剩。全国农工商业的学生，何曾是一个很少的数目。但是这些学生不能希望都在农工商界找得事做。他每每仍然转到教育界、政界、军界中去。东西洋留学的专门学生，哪里有这多的职业给他们，使他们出面问事。所以有许多人学成便留在外国工厂为他服务了，亦有许多人回国后在外国人所组织的工厂商店为他服务了。我们天天闹没有专门人才，辛辛苦苦养些专门人才，却这样糟蹋，或这样送给外国人用。这可以救国么？有些人说，这只怪这些专门人才不能忍耐，不能自己创造机会，但这总之是无聊的废话而已。现在工商凋弊[敝]，百业不兴，专门养一些专门人才来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至于谈到创造机会，这话更缥缈不可捉摸了。

　　一国的人都颠倒迷惑于这些论调之中。今天创办大学专门学校，明天派遣欧美留学生。一个学校举行卒业，人人都以为教育有了成效。一个人能为学校筹捐一点款子，人人都恭维他提倡教育，有益世道人心。乃至于风闻各国因要仿效美国文化侵略政策，有退还赔款之议，便争先恐后的要攫取此款，怎样扩展教育。当真以为教育可以救中国么？二十余年的创办学校，几千万的国内外卒业学生，我们试看教育的功效在哪里？临城通牒的屈服，是教育的功效么？护路案，金佛郞案的任人家宣传劫制，是教育的功效么？再像这样办十年教育，亡了国，灭了种，然后是教育的功效么？大家醒醒罢！

　　五

　　实在根本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发达实业。许多人谈起中国的问题，只知道把教育和实业并举，而且每每把教育看得比实业更重要。这种错误是必须矫正的。中国的扰乱，根本由于工商凋弊[敝]，百业不兴，所以许多人找不着正当的生活。这种情形不改，只顾去办教育，受了教育的人仍是找不着正当生活的。给找不着正当生活的人以教育，他所得的知识，一定要成为帮他作恶的工具。所以这种教育只有助长中国扰乱的。我们只看这几年的事实，总不能说我这是不可靠的话罢。

　　最要紧是发达实业，使农工商界都呈一番生动气象，使他们都需要人工，使一切的人都有正业可务。这样中国的问题才可以根本解决。有人说我的思想太偏于惟物一方面了。但是我要申辩，这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显然陈列于我们面前的事实。总要大家先有饭吃，再说别的话。我亦不是说有饭吃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过要解决别的问题，总要大家先有饭吃了才可以说得上来。

　　我不是说中国今天便没有抱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硬脊梁君子。但真能饿死首阳山之下的，千万人中总只一个，至多两三个，至多十个，至多一百个。再决不能更多了。千万人中除了一百个人以外，其余都是免不了要吃饭。这一百个人饿死了，何曾能改变这个问题的要点？所以因为有一百个人可以饿死，（其实无论如何不能有一百个这样的人）便忽略了为千万人发达实业的重要，这是没有道理的。

　　六

　　我们谈到发达实业，还要纠正一个误点。便是以为发达实业既是救中国的根本要计，所以我们不必问他政治界是个什么情形。

　　其实今天谈到实业，是与政治界息息相关的。兵事的纷扰，执政的暴横，使原料商品的运输受了损害，使人民的购买力低弱，使产业界的财政受直接的剥夺，这是许多人知道的。又加以我们今天是世界商场中的一员。我们的产业界，与横过太平洋的日本美国，乃至再横过大西洋的欧洲各国，他们的产业界发生许多不可避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大资本压倒小资本。我们试看财产百余万的中国邮船公司，经美国航务间轮船的竞争，且宣告破产，这便可知非私人企业所能与他们抗衡。又看中国的纱业，因为美国抬高生棉价格，明看着国内需要很多的棉货，终不能不减少工作时间，以限制出品，这更可知一般企业与各国所采用商业政策亦很有关系。在现在谈发达产业，以为可以不问政治，是做不到的事。

　　第一，我们要发达实业以压倒外资，必须注意国营的大生产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我们中国一般人民的企业心薄弱，而集股合营的事业对国人尤无好的信用。若是我们靠私人来发达实业，以与人家动以几万万大资本的生产相互争竞，其失败自可以预卜。要求不失败，必须靠国家集合大资本，以从事经营。国家集合这种大资本的法子，一方面可靠不丧主权的外债，一方面可靠改良税则，从人民不劳而获的利得中间征收不能转嫁的直接税。做这种事，自然先要一种好政府。但是有了好政府，最急要的还是靠他做这种事。这比靠私人资本家来发达中国为有把握。

　　第二，我们要发达实业以消弭游民，必须于发达实业之中，带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精神。一般人只知道大的实业可以养许多人在里面做工，不知道大的实业用了更进步更有效率的工具，从前要一二十个人做的工，现在一两个人便做了。我们在一个通商口岸看见一个纱厂里容了三四千工人，我们却忘了周围乡村里纺织的手工人因而失业的，总在万数以上。所以我们要知道像今天这样去发达实业，大工厂越多，因而失业的人将要越多。发达实业是不能消弭游民的。要发达实业以消弭游民，必须注意带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精神。那便是说发达实业是不能以利用劳工榨取利润为目的，必须注意人人有工作的机会，工作的人有他相当的好生活。现在的实业家有了进步有效率的工具，不因为用了这种工具减少工人作工时间，或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反借以要工人作从前一样或更久的工作，而减少工人数目，以自己图取剩余价值。这是所以实业发达，而失业者越多的缘故。我们为消弭游民而发达实业，所以决不能这样做。这亦可见发达实业是国家应办的事情，不能希望只知为自己殖货财的私人资本家。

　　第三，我们要使国内实业可以发达，必须利用政治的力量，收回关税的完全主权。我们的国际贸易，自从《金陵条约》、《天津条约》以协定关税之权授之外人，课税之率，乃至进口货价均须以一定年限，得外人同意，乃能规定有效。因货价之增长，税则表之粗疏，于是外货输入，抽税常至不敌百之二三。而他们复有于进口关税外，再加半税，其货即可通行内地，纵货包拆开分作零件，亦不再加税捐等的种种便利。至于本国的商人，每一货物须经各处厘卡，平均计算，自内地输送至海口，须纳税二十七成。我们试将两者一加比较，可知华商货物成本每易较外国高昂。这如何能在市场上争得胜利？各国提倡本国产业，每于可与本国货物竞争的入口货，加以重税。去年美国修改税则，花边入口值百抽七十五，地毯入口值百抽五十五。这所以能遏抑外货，使无妨害本国产业的发展。我国关税既因外人利用前清政府的愚弱，弄到这步田地。非借政治力量争回完全主权，将在商场上永让外人立在上风，一切发达实业只是空谈。

　　第四，我们要发达实业，须看清轻重缓急，立定进行的步骤。这尤其是在政治家的事情。我们许多人只知道说中国要发达实业。究竟以中国的能力，中国的机会，中国的需要，这发达实业的事应当从哪一件事做起来，而且应当怎样做，这岂是可以漫无计划的事情？譬如我们说要盖房子，砖头亦要，木料亦要，土亦要，灰亦要，这都是真的。但是不是任便的拿了土来，或者灰来，房子便可以盖成的。亦不是把砖头、木料、土灰，一并都拿来，房子便可以盖成的。做房子的人要分出他建筑的步骤。各种实业都是要发达的。但是这岂可以便不分出步骤来么？由此可见中国要发达实业，不是靠几个目光只知专注一方面的实业家所能有效的。必须要靠有眼光的政治家立定步骤去做，然后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们试想一想，凡说到发展一种实业，便牵连到别种实业上面，便牵连到政治上面，便牵连到国际贸易上面。举个例说罢：要发展纱业，便会感到中国产棉不够用，不合用，便会感到中国产棉因运输不便而运费太贵了，便会感到兵祸匪乱阻滞了棉或纱运输的道路，便会感到美国棉业或日本纱业资本家操纵压迫的苦。可知发展实业，不是局部的问题，不是一个技术家所能够单独解决的。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去求这个问题的总解决。一般人因为看重了实业，反看轻了政治，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谬误。

　　几年以来，我们要矫正一般人浮夸的风气，而极力推重技术学科。许多青年都以能学实业自矜高尚；而鄙夷政治，以为不足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风气还得大大矫正一番。技术人才只是一种机械，我们还须要运用这机械的人。中国有了运用机械的人，必须仍要机械，这是不错的。但是真有运用机械的人，中国没有可用的机械，尽可在外国人中间去找可用的机械。倘若没有运用机械的人，专养成一般机械，决不能救国。结果恐怕只好给外国运用机械的人去用罢了。民国八年六月《字林西报》载日本待遇高丽之法，有云：“高丽学生之求学日本者，亦只令其学工艺，而法律历史政治等不得学焉。”我们听罢！日本所以待高丽，旁人看得代为之不平的，我们反自矜以此为可以免于浮夸的风气。然则有一天日本人用这种法子待我们，岂非我们还要送他一块“力挽颓风”的匾额么？

　　我亦知道几年以来，习法政经济的多系庸愚而有官迷的青年。他们的脑筋不能学英算，他们的体力不能任农工，于是遁而入一种法政学堂。他们在校之时，受课自修，本是具文，考试卒业，亦只是时候到了的自然结果。而出校以后，结纳奔竞，无所不为。以此大受一般社会诟病。但是综括这一切理由，果可以证明法政经济为不应学习的学科了么？

　　要说管理工业农业的技术人才要紧，那管理社会进行的政治家便更要紧。我们不能相信管理社会不需要曾经有研究的人才。所以我们要希望有实心，有实力的青年，去投身这种研究。我们亦希望有研究的人，能引导中国的政治在正轨里走，然后实业有发达的希望。

　　七

　　我们有了政治界的技术人才，他可以引导中国的政治在轨道上走了，然而还是不够。中国的政治现在并未入轨道。政治家可以使已入轨的政治不出轨，然而还不一定能奈那未入轨的政治何。所以怎样使未入轨的政治入轨，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许多人说，要未入轨的政治入轨，少不了一番革命，这话在我想是不错的。我们所说的要革命，便是说要打倒军阀，军阀不打倒，他们决不容好的政治家站得住；便令好的政治家站得住，因为他们的专横残暴，决不让这种政治家任何正当有益的计划能够实施出来。所以要打倒军阀，好让这种政治家实施他的计划，这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不过许多人谈到打倒军阀，亦颇有许多错误。许多人以为中国的患，便是在军阀。军阀倒了，一切的事便完了。军阀自然是不能不打倒的。但是所以要打倒军阀，只是为可以使好的政治家得势，以便于发达实业的缘故。若军阀纵能打倒，究竟没有好的政治家，究竟不知道发达实业，结果那些饿肚子的流氓盗匪，为他的生存的缘故，必然会拥戴出第二批第三批军阀来。民国以来，被打倒的军阀亦不少了。张勋、段祺瑞、王占元、龙济光不都打倒了么？然而中国从此好了没有？唐继尧、陆荣廷、熊克武、吕超，不亦打倒了的么？居然现在又爬起来了。我们可知没有目的的打倒军阀，结果只是徒劳无功。要长治久安，必需另要有一种人才，行一种计划。打倒军阀，只是除去进行障碍中的一个必要步骤而已。

　　从来破坏与建设，总被人看成两撅，这是很不妥当的。譬如打倒军阀是所谓破坏，组织良善政府、发达实业是所谓建设。不知道必须经过了破坏，才可以谈建设。而只知道在这种政治之下，做些条陈式的文章，或者发表些零碎片段的计划，这是无意思的。但是不知道为了建设所以才要破坏，因为进行破坏的事情，反妨害一切建设技术的研究，认为是不急之务，这亦是很错的。我国的革命党，每只知道跟着他的领袖去革命。革命成功了，反转怀疑那个领袖怀抱的所以要革命的主张，以为是高远而不可行，这实在是辛亥革命完全不生功效的一个主要缘故。我们须知道非把建设的事业看得一样重要，便是破坏事业成功了，亦是没有益处。中国没有好政治家，不能发达实业，想打倒几个军阀便可以得救，岂有这容易的事情？

　　再则我觉得现在我国人所谓打倒军阀的法子，亦似乎太可笑了。现在所谓打倒军阀，只是做几篇诅咒的文章，发几次詈骂的传单，在旗帜上写四个“打倒军阀”的大字，再不然便是现在上海新发明的什么国民裁判院，来缺席裁判这些军阀的死刑。我要问大家，我们这样办了，这些军阀便会头昏，便会心痛，便会七窍流血的死了么？有些人被我们越骂越高升了。有些人被我们越骂越有势力了。再骂几年，中国的历史或者可以告一个总结束了。这便是中国光荣的结局么？有人心的人想啊！自然我们奈何不了一个人的时候，只好给他一顿臭骂，但是我们真到了奈何不了这些人的时候了么？我们怎样不想出个什么别的切实办法来？

　　最令我不解的，是一般人甘于这样无意义的乱骂，却多半不肯大家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有纪律的革命团体。我听见许多人说，他们不愿意听纪律两个字。他们为中国做事，是顺着他们的良心而做的。他们不要什么人的指挥，更讨厌无论什么人的命令。不错，这样一个爱自由的人，是很可以敬重的。不过长此的办下去，究竟有什么自由可以夸人呢？是受逮捕，或者服从治安警察法，可以有选择的自由么？是饿死或者卖身子给赏饭吃的东家，可以有选择的自由么？一个大的运动，一个有力的计划，少不了要很多人很齐整的步伐，向前进行，兵士在战场上，因为这样，所以能克敌致果。我们便是对军阀作战的兵士。我们这样爱自由，能希望有很多人很齐整的步伐么？要得自由，必须有代价。我们要把服从于我们所组织的团体的纪律，做我们求自由的代价才好。

　　有人说，我们若是服从了团体的纪律，不有时候与我们本心不相合的事情，亦得因团体的意思而去做么？我们不能完全都做与我们本心相合的事，我以为在一定限度中，这是应当的。一个人的本心，与别一个人，总有些大同小异的地方。人人要求与他本心相合然后肯做事，我们可以希望有两三个人协力的做事么？我们必须舍小异以就大同，然后我们可以有团结，然后我们可以有势力较大的活动。我们在大目的相互一致的团体中，有时把在比较无关的事，便做得与本心不甚相合，这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至于若说要服从团体，必须做很重大的不合本心的事，那是团体根本与我不一致了，我自然是退出团体，而另行加入或组织与我比较一致的团体。然总之团体总是不可不有的。纪律总是应相当服从的。只有这样国民运动才会有力量。

　　还有些人动辄骂人家有党派，受利用，这话实在太笼统了。党派并不是坏名辞。魔鬼有党派，打魔鬼的人仍是要有党派。譬如说打仗要军队，党派便是部勒严肃的军队，这岂可以反对么？至于利用，说宽泛一点，人为人家做事都可以说是受了利用的。你从井里救了一个人，你不是被那掉在井里的人利用了么？你得了薪俸为人家作教师或办事人，你不是受了那出薪俸的人利用了么？人不彼此互相利用，那便人与人之间生不出关系来。人谁能不利用人？亦谁能不受人利用？我们只能看人家利用我们做什么。人家利用我们去自己升官发财，我们自然不答应。他若是利用我们去救国家，我们怎能以笼统的“利用”两个字便骂倒人家呢？

　　我们必须不问党派不党派，利用不利用，亦不问是不是人家的命令，或者人家的命令与我们的本心相合不相合，我们只应问这样一件事为中国是不是当做。或者是不是绝对的不当做。我们总要尽量的牺牲自己可牺牲的意见，以与可联合的人联合起来，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向前进行，然后可以打倒军阀。

　　八

　　亦不只是我们这些人联合起来了，便可打倒军阀的。这几年军阀所以终究不倒，固然因为我们不联合不组织没有计划的缘故。然而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人民的实力，敌不过他们。

　　有些热心的社会运动家，他们说人民只要联合起来，反抗军阀，人民的真力量不是枪炮弹子所敌得过的。但是这是过于热心了的话。人民有时候热狂的愤怒，实在非武力所能压服。但这只是一时的，不能希望他持久。朝鲜在一九一九年独立大示威运动，各地民众蜂起，不能说是他不壮烈的。然而结果被囚三万二千人，重伤十万人，仍为日本武力之所镇压，不能弹动。今年法国强占鲁尔，德国人民实行消极抵抗，罢工、怠工、示威、暗杀、破坏交通，凡可以破坏法人的，无所不至。当时德国报纸说誓不使法国得一点的煤，然而占领后本年三月虽只运往法国煤九九○车箱，到了四月已运往九四九七车箱，五月运往之数又超过四月一倍，至于今日，德国仍只有取消消极抵抗之一法。看这种趋势，亦可知纵不明文取消消极抵抗，亦不能为法人的害了。由这看来，可知凡以赤手空拳欲胜过枪炮子弹的，终只是一种空想。我们闹了几年打倒军阀，而军阀势力反日益增大的，正坐这种空想的病。

　　我们如何能敌得过军阀的枪炮子弹，以打倒军阀呢？在这一点我要请大家注意，军阀的权威，都立根基于兵的身上。兵若是帮军阀，我们自然无法可想。兵若是帮我们，军阀还是无如[奈]我们何。可惜这样浅显的一件事情，许多人竟然忽略过去了。

　　一般人因为恨军阀便恨到兵的身上，甚至于有时候看见兵的横暴还要想到兵是比他的官长还更可恨些。所以这些人他常想打倒军阀，便是说以无枪阶级的平民，来打倒有枪阶级的官长士兵。咳！这真是再错没有了的意见了。海内热心谈裁兵的，莫过于蒋百里，然而蒋百里便说，前十年的兵防之惟恐其私逃，而今日的兵，裁遣之惟恐其不去。大家想这是由于什么缘故呢？兵的生活岂有什么可以贪恋的？然而在今天除了兵又有何事可做？他既以无事可做而为兵，自然他不愿轻易被人裁遣。现今的兵人人都知常不免有欠饷，亦都知常不免有冲锋陷阵的战事，然而大家不能丢了不做。那便兵的生活境遇，可想而知。我们只知兵的横暴为可恨的事情，我们忘记了兵营残酷枯燥的环境，处处养成他那种性格。你怎能怪他？总而言之，兵是一种可怜的被剥夺的人。他拿什么可以与那剥夺他的长官相提并论。从一方面说，他的长官剥夺他，亦剥夺人民。从别一方面说，他始终与人民一样是被剥夺者，他纵然横暴，但是他可能因为横暴了有好一点的生活，或得着任何的利益？一般人民如何不怜悯他，反笼统把他看做与他的长官一样。

　　严格的说，有枪阶级，是不成一句话的。兵应当与人民一样感觉，有打倒军阀的必要。兵并不能靠做今天的兵来解决生活，今天的兵，纵然为长官做了许多违反良心的事情，仍然得不着稍好生活的，所以兵应当与人民联合起来，以打倒军阀。打倒了军阀然后可以建设善良政府，发达实业。到了这个时候，兵的生活才可以解决得了。人民要打倒军阀，不与同利害的兵相联合，而反把兵作为人民的仇敌看待，真是再错没有了的事。

　　自然亦有些兵受了军阀的剥夺，他自己并不知道，反觉得打倒军阀是一种违法叛上的事情。但这种兵尤其可怜，我们试想这种兵生长于贫苦的家庭，从小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到了军队里面，只听见人家宣传大帅的功德，与绝对服从的迷信教义，你怎能怪他有些冥顽不灵的地方？我们总当把一切憎恶兵的观念完全改过来，纵然兵不是能完全与人民合作打倒军阀的，但是可以合作的兵，总要与之合作，或者诱导之以相合作。没有隔绝了兵而谈打倒军阀的道理。

　　我们要有眼光与手腕的政治领袖，以引导全国的民众。全国的民众，亦要联合起来，跟随着这种领袖，以从事解决中国问题的战争。我们绝对不容许把民众分为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特别是有枪阶级的民众，将要做革命军的主干，然后可以有把握的使我们的仇敌战慄扑倒。

　　凯末尔将军的军队，救了将亡国的土耳其。中国亦需要一个凯末尔将军，亦需要一个凯末尔将军的军队啊！中国若不是永远走错路，中国一定有得救的希望。

　　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二十二号

　　署名：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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