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王光祈|恽代英

致王光祈

　　（一九一九年九月九日）

　　接着我的朋友刘养初[1]君的信，同他寄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四册，又学会规约一纸。他告诉我，他已经入了会，并劝我亦入会。还说，他已把我同我们的朋友魏希葛（君謩）介绍于你。我读了他的信，又细看会务报告同规约，我觉得很感动。以我平日所知道，你们中间很是有能实际为社会做事的人，而且，我看你们的会员通讯，亦觉得真是充满了新中国的新精神。假如我配得上做你们的朋友，我实在诚心的愿做一个会员。

　　你们的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已经是我两三年来的信条了。我对于这信条实践的经过，刘养初君有好多事可以告诉你。我自知我有几种缺点，如晏起晏睡，不整洁，好自炫，不能守精密时刻。但是我自信很富于奋斗、实践的精神同能力，我就了职业满一年，有很好的成绩，我很信这是中国同世界未来的希望。现在看了你们的事业，觉得亦是很有希望，所以愿意加入，帮助你们的进行，而且鼓励我们大家的勇气。

　　章太炎先生说：“现在青年第二个弱点，就是妄想凭借已成势力。”这话同我平日的感想一样。我们中国已成的势力，没有一种可以靠得住。因为他们是由几千年谬误的教育学说、风俗习惯传下来的，你凭借他，他便利用你。所以南北军阀，新旧议员，以做官为营业的官僚同留学生，以闹场面为惟一目的的政客同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以出风头为惟一主义的国粹学者同新思想家，我们只好把他们看作一丘之貉。不是说他们便没有一个可以为国家、人类做一点事情的人，他们多少亦有些有用的地方，但是不能把他们做一个切实可靠的希望。惟一可靠的希望，只有清白纯洁懂得劳动同互助的少年，用委曲合宜的法子，斩钉截铁的手段，向前面做去。我从前就是本这个见地，同好些朋友结好些小团体，互相监督，互相策励。自从去年从本校的学生做本校的职员，得同志的同事及同学（便是说中学部的学生）的帮助，到今天，学校中渐渐养成了一个劳动而互助的风气。我很信要做事是少不了一种势力的，我已往、现在、将来，便都是以养成一种善势力为目的。我觉得，好多好人都不以为有养成什么势力之必要，不知道你怎样想？但是，我以为这是错了的。养成势力同凭借势力是两件事，养成善势力同养成恶势力方法亦有些不同。中国的好人向来是独立的、保守的、消极的。这样的好人自然用不着什么势力，但是这种好人是没有用的。我们不是要做这样的好人。现在有些好人知道要做事，但是不知道做事要审慎、要委曲、要慎防失败。所以，他们不管什么叫做势力。这样好人亦不能于社会有什么用处。我敢说民国元二年，同盟会及社会党的健全分子，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好人，后来都被恶势力压服了，吞灭了。所以我想，若没有善势力，我们是不能扑灭恶势力的。自然，善势力应当用正当方法养成功，而且时时要谨慎这种势力的错用。我从前在《青年进步》上面，做了一篇《一国善势力之养成》（见去年×月号）[2]，自己便照所说的实践了。现在自信，多少是养了些善势力。这里同学能知道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而且实践他的渐渐多了。

　　我想，恶势力没有经久而不失败的。我们看见的恶势力，清室、袁世凯、张勋都失败了。便段祺瑞亦失败了。几次中国的事不坏于恶势力不失败，而坏于恶势力失败的时候，没有善势力代他起来，所以仍旧被别种恶势力占住了。政界是这景象，工商学界又何曾不是这样？即如学生联合会，应该可称为新起的势力了，然而这种势力，好学生没有那胆子，所以不敢运用；没有那志愿，所以不肯运用；平日修养又多缺欠，所以亦不会运用。至于敢运用的，或者是胆大心粗的人；肯运用的，会运用的，或者是另有作用的人。总而言之，这不配称为善势力，实在并不配称做势力。我说这些话，不是我对学生联合会有什么恶意，我亦知道，有些地方，学生联合会很能为社会做事，有些会里的代表，亦很纯洁，有能力。不过就大多部分说，我可以断定说，许多地方这势力是糟了的。这便是不注意善势力的养成，好人的修养，不注意教他做顶有用人的毛病。我自信我的职业是最便于养成善势力的事业。我很信靠我同我的朋友的力量，一定可以养成更大的善势力。很信这善势力是中国各方面欢迎的，很信中国一定可以靠他们得救。我总说很信，我实在仿佛同看见了一样，仿佛同

　　JohnofArc（贞德）[3]看见法国要靠她得救一样。我很喜欢我自己现在有如此深切的信心，明确的觉悟。因为这加增了我极多的勇气同兴味。我现在在奋斗的中间，明明看见我们是一定得胜的。纵然我在得胜以前死了，我亦没一毫懊悔。因为世界究竟被善势力战胜了。

　　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但是我更喜欢看见你们的会务报告，因为你们是身体力行的团体，是虚心研究的朋友。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但是，我不同不知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因为说了除挑起辩难同惊疑以外，没有什么好处。我信只要一个人有了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精神，他自然有日会懂得安那其的。我亦不同主张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因为他们多半是激烈的，急进的，严格的说起来，还怕是空谈的，似是而非的。所以同他们说了，除了惹些批驳同嘲骂以外，亦没有什么好处。我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我的修养方针：我对人家至少把待人的道理待我，人家对我至多教他把待人的道理待我。因为要减少社会的反感，所以把这些真理只当做我应尽的义务，不当做我应争的权利。但是，我所以要减少社会反感的原故，依我想，是为社会做事的正法，或者不纯然由于我的胆怯。而且，我在这里没有一天敢不向前做。现在亦居然有人加我过激党的头衔，只是我无论如何总是要向前做的，总是要谨慎的向前做的。我不怕失败。但是我极不愿失败。我自信失败了不是我的不幸，是社会的不幸。

　　我很可惜看见许多有志的少年，多是太不怕失败了。他们或者不免骄傲，不免孤僻，不免圆滑，不免浮躁，我亦不敢说我没有那个毛病，但是我现在可以说完全改了。以我就业一年的经验，觉得幸亏改了，不然便完全在新社会还要站不住脚，若还要从旧社会打到新社会，那可第一步便要失败了。我觉得，我们少年不是主张新学说的难，能真有奋斗、改造的志愿同能力的难。刘申叔、何海鸣[4]不都是前十年的社会主义家吗？现在那里去了？无品格的社会主义家，同无品格的孔教徒是一样的不值钱！谁是有品格的呢？你们说要身体力行。这实在最不错了。阎锡山[5]的孔子教育，有人说他是毒蛇猛兽，然而说亦是无用的。他真算能做的一个人，我们若不做，你能怪阎锡山吗？我们若肯做，你用得着怕阎锡山吗？一个阎锡山，可以抵得住一万个只知道说话的新思想家。一个身体力行的新思想家，亦可以抵得住一万个只知说话的孔教徒。事既如此，我们要胜利，只有身体力行一法。

　　选自恽代英一九一九年日记

　　注释

　　[1]刘养初即刘仁静，湖北应城人。在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参加了互助社。时为北京大学学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2]刊于《青年进步》第十六期，一九一八年十月出版。

　　[3]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1431年5月30日在鲁昂广场英勇就义。

　　[4]刘申叔（即刘师培）、何海鸣均是我国早年无政府主义者。

　　[5]阎锡山（1883—1960），地方军阀。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从此长期担任此职。

　　(1)王光祈即若愚（1891—1936），四川温江人。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以后留学德国，专攻中国音乐史，有创见。日记中的标题为《致若愚（王光祈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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