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远书城 > 恽代英 > 恽代英文集① | 上页 下页 |
| 爱澜阁读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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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 晏子春秋外篇 晏子学问道德，斐然可观，孔子亟称之，孟子亦无间然。（观公孙丑章，孟子于管仲，深致其不满意。无一语及晏子，可知孟子固许之矣）。今读其书，观其立言行事，折衷至当，俨然儒者。其为孔孟之所称许，固无怪也。惟外篇第八所记，多与孔子相龃龉。且晏子最重礼乐。内篇谓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与儒字之说无异。而外篇之说礼乐，乃一易而作墨子声口，似全与前言相悖，刘向疑为后世辩士所为，后儒多信其说。盖参前后而观之，亦似近然也。 外篇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伤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不问其道。孔子乃行。 按，此文又见于墨子非儒篇。世儒疑为墨子之徒所臆造。孔丛子曰：蔡传记晏子之所行，未有以异于儒焉。若能以口非之，躬行之，晏子所勿为。然则以为墨子之徒臆造者，盖是也。今考其言所讥于孔子者，亦初无一当。孔子在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惟谨尔。如此安有所谓浩裾（史记作倨傲）自顺者哉。孔子行于季孙，三月不违，而鲁大治，四方则之。此亦不能谓不可亲众守职矣。孔子之教丧礼，谓有无过礼，苟无矣、敛手足形，旋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安有所谓破民贫国之事乎。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而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又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安有所谓久伤（应作丧）费日之事乎？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又论语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安得以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黄以周谓当读妩）其外讥孔子哉。孔子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荀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贾不豫买，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负戴。非法之所能致也。（淮南子）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谋，邻境之患，疆臣变节而忠顺，故季柏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盐铁论）夫其效既显然如此矣，安可以口头无稽之言抹煞之，强以为营君淫民，不可示世不可导民乎？使晏子果为此说，景公果听此说，其愚而拙，亦可笑矣。晏子外篇，犹称孔子为圣相。岂有忽而目之为圣相，忽而又谓为营君淫民者。此语之不可信明矣。 成谓晏子沮尔稽之封，此数语不过假托以见意，实则如子西沮书社七百里之封。（事见说苑）惧以孔子之圣，而子路宰予子贡佐之，将如文武之伐上杀生，立为天子，非齐社稷之利耳。此心在他人或不能免，然晏子固非子西之流。观外篇第七，景公坐于路寝，曰：“美哉其室，将谁有此乎？”晏子对曰：“其田氏乎！田无宇为垾矣。”公曰：“然则奈何？”晏子对曰：“为善者，君上之所劝也，岂可禁哉。”云云。使晏子虑孔子之害齐国，而沮其封，则必亦竭力劝公禁田氏为善，或如纣囚文王于羑里之故智，取田无宇而囚戮之。惟晏子以道事君，非权诈之士者比，故明知田氏之将有齐国，而仍以不可禁之理诏公。若而人者，岂若彼哉之子西，以沮封为善谋国哉。 此篇晏子所讥固无当于孔子，然墨者臆造之说，而托之于晏子者，亦初非无因。晏子虽无讥于孔子，至于繁饰邪术，盛为声乐者，固不能无讥。故内篇曰：古之明君，非不知繁乐也，以为乐淫则哀，此盖晏子见到之语，即孔孟之精义，而墨者不察，反因以造为诬蔑孔子之语，妄也。外篇晏子曰：古者圣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礼，制规矩之节，行表缀之数，以教民。以为烦人留日，故制礼不羡于便事。非不知能扬干戚钟鼓竽瑟以劝众也，以为费财留工，故制乐不羡于和民。非不知累世殚国以奉死，哭泣处哀以持久也，而不为者，知其无益于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导民。按此数语，虽亦本于墨子。（孔丛子引墨子，惟今本墨子无此文）意实得晏子之微意，且亦孔孟之微意。孔孟之学，传久而失其真。名为孔门者，恒不免有繁饰邪术盛为声乐之弊。墨者盖因所见之名为儒者，而讥于孔子，不悟孔子固非此类也。 柳子厚谓晏子春秋，墨氏之徒为之。考全书几粹然儒家言。即言制乐不羡于和民，亦非墨氏非乐之旨。谓不累世殚国以奉死，哭泣处哀以持久，亦未见即如墨氏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之制。何况晏子居晏桓子之丧，斩衰枕草，遂丧三年，未有以异于儒者乎。孙星衍谓柳宗元文人无学，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承其误，可谓无识信也。 朱养纯管子序 管子天下才，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其经济治迹，焕然在史册，迥非后世口说儒者之比，此人人所知也。后儒虽讥管子功业之卑，而管子之功业，且非后儒之所可及，无诸己而非诸人，不亦甚乎！朱养纯管子序，王霸之辨，孟氏始发之。乃井田之制，则既行之矣。至筑薛之问，而后其技穷矣。故曰，得王而王者周公，得霸而霸者管子；能王而不得至者孔子，不能王而欲王者孟轲。朱氏此言，若以律之后世空疏之学者，固可谓甚恰当也。 顾朱氏此言，非所论于孟子。孟子平生不为世用，其功业可以自见者甚希。虽然，即就其细微者觇之，可决朱氏之说为不然矣。滕文公用孟子之言，行三年之丧，而吊者大悦。行井田之制，而四方归之。其见于孟子书者，许行及其徒数十人，自楚来；陈相与其弟辛，自宋来，皆愿受廛为氓者也。夫许行陈相，偶以事有关于孟子，故孟子涉及之。其他归滕之人，不为孟子所涉及者，必尚不可偻计。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岂虚语哉。夫滕绝长补短，方五十里耳，孟子用之，成效果如其言。说苑载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曰，贫不能使富。桓公与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治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夫齐之大，不虑较滕十倍也，管仲为之，贱则不能治，贫则不能治，疏则不能治。比之孟子，果何如者？吾谓使管仲居孟子之地，将坐视滕之亡而已耳，何待筑薛之问而后技穷哉！ 当是时，海内大国六七，各带甲百万，以鱼肉弱小，此如太王之有獯鬻，非小国所能御也。语云：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管仲之齐，枯朽也。孟子之滕，金石也。太王之徙岐，自不得不徙，不能谓太王技穷。文王之德，百年未治于天下，不敢不以服事殷，亦自有其不得已之道，不能以为文王技穷。乃筑薛之问，而以为孟子技穷乎。时滕内政未修，国本未固。虽有小国之侵伐，犹恐不可当。况齐欲以万钧之力压之，滕其如之何。然孟子犹语以战守之道，以励其爱国之心，坚其自立之志，此亦终异于庸人苟且之谋，非管子之敢望，更非朱氏之所知矣。 凡观人，达者于其显行，穷者于其见端。管子有桓公信任之专，以成其业，此固幸矣。若孔孟不得其时，奔走以没世，此固非管子之俦，安可以管子之功责之孔孟乎。且以见端言之。孔子之治中都，与孟子在滕相仿佛。谓孔子能王，则不应孟子不能王。以显行言之。孔子东周之志，徒托于空言，亦如孟子而已，又不应以孔子之不王，而谓之能王；以孟子之不王，而谓之不能王，强为分别于其间也。 孟子之于管仲，深以为不足伍。此自王霸之辨，不能不尔。管仲得君如彼其专，功业如彼其卑。此数语者，固非后世空疏学者所应道。然若孟子，固无愧于此言。朱氏欲尊管仲，易耳。何为抑孟子于其所不当抑，徒令人笑为不智之言耶。 阳侯杀缪侯而窃其夫人 说者谓礼坊记阳侯杀缪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为吾国古代男女，本有交际之证。男女之应否有交际，乃又一问题。至以此为吾国古代男女本有交际之证，则有未可。晏子春秋，古之为政者，男女有别而不通。坊记亦明言，非祭、男女不交爵。祭之交爵，不过主妇献尸，尸酢主妇而已，此不可以为寻常之交际也。大飨未废夫人之礼时，似近于男女交际。然礼正义云，王飨诸侯，及诸侯自相飨，必同姓则后夫人亲献，异姓使人摄献。自缪侯阳侯以同姓而遭此变后，凡同姓亦摄之。张文楚曰，飨礼则周礼内宰职，凡宾客之裸献瑶爵皆賛。注谓王同姓入觐，王以爵鬯礼之，后以瑶爵亚献，正其事也。若宗伯职云，大宾客则摄而载裸，指异姓言。然则大飨夫人之礼，亦仅及于同姓，如后世天子与宗族行家人之礼，故后夫人得以周旋于其间，不得指此为男女之交际也。 朱子注子见南子云，古者任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毛西河四书改错云，遍考礼文及汉晋唐儒言礼者，并无此说。大全载，朱子自言，是于礼无所见。穀梁子以为大夫不见其夫人，而何休独有郊迎执贽之说，不知何所考。按此言庄二十四年哀姜始至，大夫宗妇入觌之传。此觌礼非见礼也。又宗妇觌至，大夫不觌至，诸儒聚讼，三传不合。（杜预云，礼小君至，大夫执贽以见。）何休云，礼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妇皆见。刘敞曰，君祭于庙，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勿见乎。）大夫宗妇，言大夫之宗妇，非大夫亦同入也。祭而交爵，大夫亦不以此妄行见礼。然则大夫无见小君之礼，以为古时男女固有交际非矣。胡宁谓若大夫不觌，只书宗妇觌足矣。按大夫宗妇，毛氏已解之。宗妇，何休以为大夫妻，以大夫皆为宗子也。然大夫妾固皆宗妇，而宗妇不必皆为大夫妻，犹大夫皆宗子，而宗子不必皆大夫。今异宗妇于大夫，将举国凡为宗子之妇者，皆入觌耶。宗妇原有二解，一为宗子之妇。如礼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妇是也。一为宗人之妇。如仪礼宗妇执笾户外坐是也。此云大夫宗妇，盖言大夫中为宗人者之妇。杜预以为宗妇，同姓大夫之妇是也。安得以此加大夫二字，而疑大夫亦同入乎。 又有以阳侯杀缪侯而窃其夫人，为古代劫掠成婚之例者，亦非。即以阳侯缪侯为二国之君，其事亦与楚人灭息相类，非古代劫掠之比。且阳侯缪侯，当系先后篡弑之君。阳侯当本为同姓之大夫，见君夫人美，而因弑君自立，窃夫人而有之，此与劫掠之蛮俗了无涉也。郑君言大飨为飨诸侯来朝者。义疏疑之，以为一身在外，杀人君而窃其夫人，缪之臣民，安然听之，一国之众，不敌一夫，非情也。如阳侯归国而后，始杀缪侯，则必先灭缪侯之国，然后君可杀，夫人可窃。此又非飨之罪矣。至庙中大飨，古未有同为国君，而来朝助祭者。设有是，必强弱不敌，而后屈体事之。杀与窃，乌乎敢。今按义疑之疏是也。惟义疏不悟阳侯缪侯本非二国之君，乃以为此小说家不经语，未免过当。阳（即煬）、缪是谥，而非国，孔颖达已言之。孔氏又云，谓篡其君而自立，盖亦非安于郑君之说。疑阳侯为大夫，而非诸侯来朝者也。 荀子法后王 说者谓荀子言性恶，而法后王，皆大悖于儒家之旨。荀子而为儒家，非必儒家之正脉也，今考其书言性恶而法后王，事诚有之，然亦何至如说者所云，大悖于儒家之旨哉。其言性恶者不论，兹论其言法后王者。其书不苟篇云，君子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也？则操术然也。故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其非相篇云，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儒效篇云，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又云言道德之求，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故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夫是之谓君子。（王制篇略同）案此数篇，荀子皆揭法后王之主义以立说。世儒谓荀子法后王由此。然荀子所谓法后王，果如世儒之所解说耶。不苟篇又言，君子治治，非治乱也。国乱而治之，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故去乱而非治乱也。荀子之为此言，所以示治天下有本，非敷衍现状，苟安旦夕所可致。夫既不敷衍现状，苟安旦夕矣。荀子言法后王，后王果何人哉。若以为时主，非昏愚即凶很[狠]，固绝无可法。无可法而法之，但使乱者益乱，虽谓之治，乱尚不可更，无论其非去乱而被之以治之道矣。且不苟篇又曰，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儒效篇又曰，法先王，统礼义，以古持今，是大儒者也。均见荀子之称先王，初与诸儒无异。其言法后王，自当另作一解。世儒以荀子法后王，为法时主，此自误耳。 儒效篇注，先王当为后王；以古持今，当为以今持古，皆传写误也。按此言纯出臆断，恐未可信。且王制篇云，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器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此节首言法后王，而继言复古，若以世儒之解解之，显然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夫作者而自相矛盾，本非奇事，然于一节中，首尾乃不相应，若荀子此文，则希有之事，吾意此自荀子本意，决不可以为矛盾，亦决不可以为是。又有传写之误，即儒效篇所疑为传写之误者。亦可观此节而释其疑。荀子固明明谓法后王与复古，皆王者之制。法后王即所谓复古，复古即所谓法后王。是一事而无所谓矛盾也。 荀子每以三代与后王并提。盖荀子所谓后王，即三代圣君，即孔孟所称之先王，亦即荀子不苟篇凡言不合先王，儒效篇法先王之所谓先王，决非指时主也。荀子何以谓先王为后王，吾意必以当时学者。好言先王。又失儒家之本旨。不言三代。而远及上古。如许行老庄辈。接踵以出。故荀子唱此说以矫之。夫古今与先王后王。本非一定之名词。以三代对时主。则为古为先王。以三代对上古。则为今为后王。故荀子所谓古也今也。先王也后王也。皆指三代之王。初与孔孟无异，至其既以三代为今为后王，而又谓之古谓之先王者，以古与先王，乃世俗通用之名词。而今与后王，则荀子之所特定，以自明其说者。荀子虽故立异名以提撕世人，而不知觉，间仍袭用世人通用之名词，故全书不能一致，此亦人情，无足异也。 荀子法后王，即孔子今用之、吾从周之意。详言之，有三种理由：一以推知古代。所谓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是也；一以求合时用。所谓舍后王而道上古，譬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是也；一以统一制度。所谓法后王而一制度是也。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文中子不言二帝三王，而言两汉，亦不言魏晋六朝，而言两汉。荀子而后，能得荀子法后王之心传者，莫能过之者矣。 或曰，说固近似矣。然非相篇，明言后王天下之君，不以为时主，盖不可欤。窃谓天下之君，当指共主之明王，决非时君而已。荀子之时，时君非昏愚，即凶很[狠]，安有可法之理。果使法后王，又安能以此论于百王之前，或一天下之制度乎。荀子反以此为圣王之迹迹粲然者，吾以为虽不智不至于此也。 近世曲学阿世之士，每多托于荀子法后王之说，不知荀子正士，非所可妄托也。吾故详述而驳论之，俾有志者，不为所惑焉。 诗小序 朱子论诗经，完全抹煞小序，以为不足信。今观其所持理由，均极单薄。而吹毛求疵，徒凭客气，甚非学者所宜也。考其失则有四焉：小序旧传，源出子夏。毛诗鲁诗，每多同文。则其书即非子夏旧本，亦出世甚早矣。夫去古未远，传闻较真，而朱子必一一故为驳论以为一无可信，其失一也；毛诗后出，序说多与孟子、左、国，可以参证。时孟子、左、国，尚未为世所知。迨至魏晋，世人始取以相证，而毛诗始盛。朱子谓小序有意牵合国语（抑）左传，（褰裳）岂作序者预知此数书必流行于世，而取以自证耶。其失二也；诗人有作，每不能明著时事。而其所以作，必有时事可指。今朱子于诗之无明文者，概不肯信序说。如甫田云未见其为襄公之诗，式微云诗中无黎侯字。如此解诗，岂不固哉。且使燕燕无远送于南之句，株林无从夏南之句，硕人黄鸟无他书以为之据，朱子必亦不信序说矣。吾不知朱子何于序说如此之难信，而其自己所臆断之淫诗，又何以如彼之易信之。此其失三也；（大东，朱子云谭大夫，未有考，恐或有传耳。然则他诗即必无所传耶。）诗为闾里歌唱，匹夫匹妇，抒情写怀之作，不可陈义太高，以为此中含何等大道理。此自然之道也。朱子又好以其一己之思想律诗人。如无衣美晋武公而以为陋，狡童刺忽而以为非。彼诗人非圣贤，安能斟酌情理如此。而以此疑序说，自矜其能以意逆志，岂不过哉。此其失四也；宋儒学诗，本未注重诗经自身之价值，朱子之不知小序，初不足怪。惟有意争毁，未免已甚。然犹以为尽去小序，便自可通，尽涤旧说，诗意方活。通则通矣，活则活矣，独奈非诗人之诗何。 宋人说诗最大误点，即在不信古说，古说非必即皆可信。然若两汉儒者，师法之严，其中所说，多有所受，固较后世之说可信者甚多。小序虽未必出于于夏，亦为最古说诗之书。在说诗者欲得诗人本意，无有不以为参考之课，而朱子竟抹煞之，岂求学之方哉。 载《光华学报》第二年第一期 署名：恽代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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