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凌波同志|谢觉哉

哭凌波同志

　　一

　　革命者的追悼，用不着哭，我于凌波，却非哭不可，且将较长时期地哭下去！

　　不好从哪里话起！

　　四十一年前在叫做“小金陀馆”的私塾看到凌波：短短的辫子，没封尾——凌波同父亲住在县城，城里孩子十一二岁才蓄发，编辫子不封尾；我们乡里孩子就不这样——。相貌和以后差不多，我如能画的话，现在还能画得出。他是由父亲处来上学的，已读完五经，看过《袁了凡纲鉴》，并且从他父亲学过算术。

　　那时，我十八岁，算是大学生；凌波十三岁，是小学生。凌波性急，有点“莽撞”。夜读，伏案睡，醒则冒失地向宿舍冲去。宿舍在楼上，有几位大同学欺侮他，在经过的门坎下，放竹筒或水，或把楼门关上：“凌波！睡去！”案上一拍，凌波醒，即冲去，过门跌翻，或上楼碰痛脑壳。凌波哭骂，那儿位大学生即因此得到愉快。我和梦周反对欺侮他，看见他们作弄的设备，即为之移去。有一次，几位大同学说：“凌波！去买只鸭子来，我们‘平伙’吧！”凌波去买来，几位大同学又说：“谁叫你买来？我们不吃。”凌波骂，闻于塾师，塾师不责备大学生，反骂凌波“好吃”。我们在旁深抱不平。凌波不会说假话，也不懂人家的话假，然而他的文字与知识，已不下且超过那欺侮他的几位大同学了。

　　不久，看到凌波的父亲——恕轩先生：温厚的长者，善医，戴着老花镜在研究《梅氏丛书》，及《无师自通英语录》。他对他的少子——凌波，期望很大。又经过十多年，看到了凌波的哥哥——凌霄：老农民，不大说话，有能干，似乎并不期望他的弟弟做官发财，而期望做个好人。证据就是凌波判处长期徒刑关在苏州监狱，凌霄携了幼侄——凌波儿子去看过，说：“后会的期恐难有了，我不怨你，我相信你们做的没有错！你没有辜负我父亲。”凌霄也曾为党案牵连入过狱，现已七十多岁，听说还在一个乡间小学里负责。

　　凌波是在这样的家庭养大的。

　　我家离凌波家有五十里，山阻着，没有到过他家，除同事时，过从很少，然而不论在何地，总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不论何事业或斗争，总是志同道合。大革命时，叔衡、梦周、凌波、我，都在长沙，合拍一照，要我题字，我题四字：“宁乡四髯”。因为我四人的前期工作，多在本县，本县士绅目为大不道；而又都留了须。四人中，叔衡长于领导，年又最长；梦周是个无条件的好人，凡属苦差，总是他干；凌波有梦周苦干的精神而才过之。这些地方，我是自愧不及他们的，直到现在还是不及他们。

　　二

　　对极熟识的人，每觉得无话可说，因为：（一）不好从哪里说起；（二）看惯了，一切都觉得平常。然而，极熟识的人，也易变为不完全识得。比如：

　　李涛同志在送殡会上说：

　　我不熟识凌波同志的生平，只讲几件小事。第一件：我初次会见他，问他的眼疾，他说：写过钢版，且写得颇久。不是有些人不高兴做技术工作吗？以凌波同志这样有学问又曾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当党需要他做什么就毫不迟疑地做什么，这可见凌波同志党性的纯洁。第二件：长沙大火后，凌波同志和徐老迁到衡阳乡下，反共分子迫害他俩，甚至阴谋纵火；然而他俩得到群众掩护，得免于祸。可见凌波同志接近群众，到一地即能在群众中取得信仰。第三件：凌波同志被武装押送离湘时，押送的兵被凌波同志所感动，不愿监视，因而凌波同志又感动了同车的人，车到桂林即替他向八路军驻桂办事处报信，可见凌波同志在蒙难时的镇静和有为的风度。第四件：当我以中央调他来延的电报给他，他说：“中央如只是怕我遇险，那可不必，我想我在外边还可以做点事。”凌波同志的为国亡身是这样。……

　　第二第三件事我听凌波同志说过，然而并没刺起我的反应，因为这在凌波同志说来是平常了。第一第四件还是初听到，只一次他说：“帝国主义的巡捕真野蛮，我被捕时被打了几个大耳光，几乎眼睛都打瞎了。”凌波同志第二次被捕是在中央技术部工作，一共做了两年多，自然，每天拭着眼水在刻蜡纸，然而凌波同志以为值不得说。

　　余修同志——行政学院教务处长——说：

　　……王院长在整风学习中，学生教职员的笔记都看了，改了，批了，且亲自个别地找来谈话；对于学校生活，亲自取尝学生和教职员的饭菜，亲自教导炊事员怎样煮饭，要他们竞赛。逝世那天的早晨，王院长叫我去谈教员与课程的配备，因为秋季开课快到了，谈不几分钟，王院长说：“我脑有点晕，你等下再来。”旋发现早晨学生吃的饭不好，王院长又叫院务处长来谈，谈不几句，病突发了……

　　教与养是相成的，当教员必须注意到学生们的生活，尤其是小学生，穿衣、洗澡、夜晚盖被、撒尿，都要去管。其次，仅在教室讲了不够，看课本改课本不够，还要个别地解释、告诫，这叫做“耳提面命”。更次，“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要学生好，必须教师的言行能做模范。我们过去教书是这样，凌波更做得好。我知道凌波在行政学院是辛苦的，但还没注意他衰老的时候，比少壮时候还殷勤。

　　我很悔恨对凌波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更悔恨没有注意到他的身体，劝其节劳；没有帮助他解决困难，致使他从教学直管到米盐。——不是他定要管，而是人力和物力的缺乏，使他非管不可。

　　写了一首挽联：

　　回也克己，由也兼人；奋厉直前，才与命搏。
　　治事太勤，求学太勇；积劳到死，我负君多。

　　三

　　值得我们学习的，是：

　　“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这在凌波同志的身上是找不到影子的。相反，他是个只做不说的人。比如：他的文字很有根柢，信手挥来，字斟句酌，然而从不肯发表文章；他是高等学堂高材生，尤长英文，现恐很少人知道他是于科学及外国文有素养的；在会议或大会上他用心听，少发言，更不轻上台演说。不是和他相处久，不易知道他的底细，因为他处处谦虚，若无所有。有人疑他太看自己不起，实则他是认为在共产主义事业的大海中，个人所做和能做的实在太少，至对于流俗，凌波同志固是鄙视一切的。现抄录凌波同志自传最后一段如下：

　　我二十八岁以前，受了家庭学校社会上所谓“读书人做官”的影响，想做一个好官（高等学堂毕业，照章奖给举人，可做知州知县等官）。民四，开始当科长，初以为走上了做官的路，矢勤矢慎，襄助老友张干青当县长，署内事多我负责，当时河源有“好个张青天，无奈周剥皮”之称。自民七化州之役，鉴于殉名殉利的友朋多死于非命，从此不想做官，只想做好人了。

　　距我家不远的云山学校原为书院改设，邑中俊秀，多出于此。我自民七回乡，被推为该校校长以后，与在省之老友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诸人以道义相切磋，领导本县青年及前进人士，反对旧派恶劣势力，颇得地方群众的信仰，自以为开始做上了好人。

　　自加入本党后，才知道单是做个好人，还不够真正做人的意义，从此，便想努力做一个为大众服务的革命者。老实说，当时还没有什么阶级意识。在此十余年中，虽然坚定地认清了走的道路始终没有错。然而年龄日长，脑力日衰，尤其目力昏花，戴四百五十度的老花镜（俗称七十光）看五号字报纸，还很吃力；又前年在衡阳跌伤右腿，九越月始愈，现遇气候寒冷或多走山路，便感疼痛。有此种种原因，不能很好地为党工作，又不能很好地加强自己学习，对党所给我的一部分任务，自问很难很好的完成，思念及此，不禁慨然。

　　伯渠同志说：“旧的学问和革命学问相结合，和最新的革命学问——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蔚然发出奇光。湖南自谭嗣同、唐才常……等以来，不乏其人。凌波同志即是其中之一。”凌波同志没有个人，不肯自炫，不肯自息，是近于墨者一流的。

　　其次，凌波同志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爱护，除李涛说的外，我还想举几个例子：他做云山校长，校内外的劳动者无不爱戴他，事隔十年多，他自苏州出狱，校旁一位轿夫，还很远道去看他。马日事变后，凌波化名在湘西某团部当上尉书记，被叛徒告密，那位团长（该团长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要他走，愿以性命保护。凌波说：“我不愿连累你。”后来那位团长按月给凌波寄钱，直到那位团长的死。在上海开酒店，马上取得酒店帮的信仰，推为会首。凌波之所以得此，没有别的：没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无名大众的细胞资格”的意识，浸透了他的全部；对人都采取“恭谨勤劳号同志的态度”，他不是站在群众之外口喊“到群众中去”，而是随地随时都溶解于群众的中间。

　　又次：凌波同志疾恶很严，对付恶人，手段明快，警惕性很高。马日事变后敌人屡次跟踪追捕，都扑了空。对于革命队伍里犯错误和幼稚的同志，又任何都可以原谅，教之以义，动之以诚，一次不效，来第二次，二次不效，来无数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凌波有焉。

　　最后，做事不分彼我，不怕堆在一身；不相信有难事，总是干下去。伯渠同志说：“行政学院初开办，困难很多，我挂名正院长，凌波同志从没推过责，也不肯告苦。”凌波同志一生就是这样的人。

　　其他一般的品质，不用说了。

　　凌波同志是中华民族的最优秀人物，即在我党，也是不可多得的。然而，竟死了！写到这里，不禁又放声一哭！

　　四

　　凌波同志毕业于清末湖南高等学堂，当了几年教员，民四至民七，充广东县署、高雷镇守使署、高雷道尹公署科长等职，民八至民十四服务本县教育，充云山学校校长最久。十三年加入国民党，十四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时充湖南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兼党团副书记。马日事变后离开长沙，在乡下作秘密活动。十七年到上海，未找到党，往天津北平。十八年春回上海找到党，以开酒店为掩护。十九年主持上海秘密印刷厂，九月被捕，判徒刑年半，二十一年四月出狱。旋大病，自此后，身体不如前健强。旋调中央技术部工作，二十四年二月机关破坏被捕，解龙华警备司令部，判徒刑七年。抗战后由苏州出狱，到延安，随即同徐老往长沙，充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长沙大火后，新四军驻湘办事处名义撤销；平江惨案后八路军通讯处名义也撤销；徐老离湘后，薛岳用武装押送凌波同志离湘赴桂，旋奉电调回延，任行政学院副院长。二十八年十二月到院，三十一年九月三日晨中风，急治无效，于是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逝世，葬延安南城外光华农场。

　　凌波同志第二次被捕，正是统治阶级奖励变节自首的时候，凌波同志经过特务分子威胁利诱达十二次，毅然不为所屈。

　　凌波同志受过良好的旧道德薰陶，认识了真理，即为真理奋斗到底。劳苦、饥冻、金钱、斧钺，在他看来，若无其事。笃于情义，对一切卑污薄情的行为，他都痛恶。

　　凌波同志，在行政学院经常为改善学生的伙食忙，而对于自己，说：“只要有点油盐吃就够。”

　　凌波同志在任何危难中，都能镇静；任何繁复的事体中，都能井井有条，而且一肩担承，绝不旁贷。他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任书记长时，我是常务委员，一切事务，都是他办好。

　　凌波同志清光绪十五年生，享年五十四岁。女警吾、男燮权均在此工作，次女燮寅在家念书。警吾、燮权年尚稚，中学未毕业，似应补受中等教育。继妻姜国仁。

　　1942年9月1日凌波同志殁后十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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