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人民法院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谢觉哉

在最高人民法院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

　　同志们，董老已经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他现在要去领导全国的各项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的事要我来接手。我对于这项工作，既缺乏学识，也缺乏经验。我脱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工作已10年了，很少注意司法方面的工作，甚至法院组织法、刑法草案等，都没有仔细阅读。所以，现在要我来做这项工作，都要重新学起。好在董老在这里已几年了，已经有成规可循，还有在座的各位同志——副院长、审判庭长、审判员，以及其他同志，都是在法院工作有年，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董老虽然离开这里，不当院长了，他还要管法院的工作（因为管全国的工作，法院工作也包括在内嘛），还可以得到他的指示。所以，我相信，今后的工作不仅可以做好，而且还是可以开展的。

　　今后最高人民法院不只管审判了，司法部撤销以后，司法行政也并到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来了。司法行政到底搞些什么事，需要研究；但是有一点，就是要训练司法干部，虽然学校不一定法院直接去办，但是学校里所教的东西，不外乎我们中国人民司法实践中近年的许多经验，教本来源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在各级人民法院。所以今后工作还是很多哩！

　　我们人民司法工作，过去一个时期，遭受某些工作人员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的侵蚀，经过几次斗争，大概现在被扫清或扫清的差不多了。法律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旧的司法工作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我们的是社会主义司法，与它根本不同，有本质的区别，即令有某些问题，某些词句有的还可以引用的话，但是在意义上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了。我们现在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司法经验，只是不一定都总结了或写成书了。比如说，在镇压反革命方面，我们是创造了一套的，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在我们国家里发生了很大作用。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其所以障碍比较少，就是肃反工作做得相当的彻底。没有这一条，今天要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恐怕反抗、破坏的事情就不会少的。我们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宽与严是相适应的，没有出大的偏差。这就是说我们社会主义司法在这方面已得到很大的成功。我们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又做了许多具体的事，这个原则已经适用到具体工作中去了，这些工作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具体的经验，也就是董老所说的要总结的经验。虽然今后反革命不会象以前那样多了，反革命案子会少些；但是这些经验今后还是有用的。至于镇压反革命这件事，不是那一天就没有了，帝国主义完全消灭了的时候，还有一个时期有这件事，正如资产阶级已经被打倒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要清算也需一个长时期一样。

　　此外，我们社会主义司法，不只是镇压反革命，也有人民内部的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它不是反革命），人民相互之间的纠纷。今后这方面的事情还相当多的，在今天生产关系改变，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关系的改变，反映到人与人中间的纠纷，这就和以前大不相同。我们也可以叫它什么刑事案子，什么民事案子；但是这种刑事、民事一定与以前的刑事、民事不同了。比如在民事方面的合同纠纷，各个工业、农业、商业方面都订有合同。违反合同，就要罚款，过去现在都要这样做。但是现在这个罚款与以前的那个关系就不同了，因为它不是个人与个人而是集体与集体。刑事方面如某些人员的违法乱纪，危害公共集体的事业，损害公共财产等这些事件，告到法院，法院要管，没有告到法院的，法院也要管。我们要搞出一套适合于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的司法工作经验出来，当然不是一下子搞得出来的，什么时候搞出来呢？只要你去搞，总有一天会搞出来的。搞出来的时候开始可能还不大好，但总有一些好的。要打破过去某些人所要求的“样子”。什么叫样子呢？我们有我们的样子。我们中国革命有些新样子，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出来好多新样子吗？那些新样子开始出来的时候，也受到过反对，但是它适合中国具体情况。所以我们今后的法院要搞审判，要监督全国的审判，又要管司法行政方面的许多事，我们的任务是比以前更大了。而社会上的各方面情况也要求我们，几年内，一个五年计划或者两个五年计划，总要搞出一点名堂来。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管这些事，还有全国的法院，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计划来做这些工作，使我们的工作适合于社会主义的生长，一直到共产主义的时代；适合于我们人类的进步，人类的团结。我相信，我们大家一致努力，就可做得到的。希望今天在座的同志大家努力，至于具体的办法，一下子说不清楚，将来慢慢谈吧，今天我的话就是这些。

　　（载1959年5月5日第9期《人民司法》署名：谢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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