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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来战胜灾荒的略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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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 一 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阶级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虽拥有广大、肥沃的土地和热爱劳动的人民，却极少有效的抗御天灾的人工建设。人民经常在灾荒威胁之中。特别是反动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本来已少而简陋的森林、堤防、井、渠、塘、坝等，遭到破坏；农民贫困，连原始的农具都不完全，因而灾荒的发生，更为频繁，更为严重。举几个比较近的死于灾荒的人口数字： 1928—1930年我国因灾荒死亡的人口（下同）达1000万；1931年370万；1932年77900多；1933年28200多；1934年41800多；1935年300万；1936年14万。（邓云特著：《中国灾荒史》143页） 这些数字显然是缩小了的。1931年我亲见到武汉市及江汉等广大地区被淹，反动政府不仅没有做防汛抢救的设备，而且不准灾民逃走。1931年8月22日出版的《生活周刊》——有一段记载当时灾情的文字说：“刹那间洪水汹涌，一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人民于睡梦中惊醒，不及奔避，娘嚎儿哭，惨不忍闻，……一片汪洋，仅见树梢屋顶，及高耸之烟囱，偶露水面，及无数尸身，随波逐浪而已。”因此，估计当时淹死的和冻饿死的人比灾荒史记载的要多得多。 他们不仅不救灾，反而借救灾之名，进行所谓“赈捐”，又从而吞没捐款。1931年洪水之所以猖獗，首先是国民党吞没荆江大堤等岁修款项，致堤防遇水即坏，继而又借赈灾名义搞所谓向美国的“棉麦借款”，大发其救灾财，至于灾民的生死，他们是不管的，也很少谈及。 很清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是中国人民灾荒与贫困和人口消耗的总根源。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开始就面对严重的灾荒，和灾荒作斗争成为政府和人民最迫切与最现实的任务。 最根本的对策应是国家兴办各种防灾建设。几年来我们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筑了许多大的水库、水闸等现代化工程，对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进行了根本治理；长江中游修筑了荆江大堤；黄河也加固了堤防和修筑了蓄洪、滞洪工程。在河流治理的同时，中、小型农田水利，也作了普遍的修建。全国整修与增修的渠道、塘堰840多万处，新凿井90多万眼，增加灌溉面积6100多万亩。有许多中、小型水利，重建到几次。另外，还进行了封山育林、保持水土等工作。这些都在防洪、防旱、防风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这样大的国家、防灾基本建设又这样差的国家，在短时期只能减轻某些自然灾害，还不能有力地控制自然灾害。因此，几年来受灾地亩和人口数字还是相当大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统计：1949年全国受灾地亩有1.2亿亩、受灾人口4000万人；1950年全国受灾地亩有7600万亩、受灾人口有3300万人；1951年全国受灾地亩有5600万亩、受灾人口有3000万人；1952年全国受灾地亩有6600万亩、受灾人口有2700万人；1953年全国受灾地亩有9400万亩、受灾人口有3400万人；1954年只被水灾的地亩就达1.6亿多亩、受灾人口5400万人。上述数字是将不是全部无收的减产地亩和受轻灾而不需要救济的人口包括在内。 我们的救灾政策详见政务院1949年12月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示指出：救灾是严重的政治任务，它“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指出救灾“是要灾区各级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把生产救灾作为工作的中心。……各级人民政府须组织生产救灾委员会，包括民政、财政、工业、农业、贸易、合作、卫生等部门及人民团体代表，由各级人民政府首长直接领导，务使工作领导集中、得到配合，增加效率。”指出1949年“当灾害发生时，各地人民政府发动与组织了群众，进行顽强的斗争。春旱时，发动抗旱抢种、打土井、担水点种；虫灾发生后，即组织群众捕打毒杀；风、雹、冻等灾害发生后，即进行补苗、改种；防汛期间，即领导广大群众抢险堵口，与洪水作斗争。”这是灾来了，克服灾和减少灾的惟一办法。“我们要为自己生存而奋斗。”指出灾已成了，救灾的方法是“因地制宜，恢复与发展副业和手工业”；“开展运输事业，变‘人养牲口’为‘牲口养人’”；“沿海沿河地区组织捕鱼，打涝水产”；“修补农具、准备种籽，恢复农业生产，并多种早熟作物”；“开展节约互助运动”。“灾区逐村逐户订出生产自救计划，并组织起来”，政府为着扶助灾民生产自救，发出尽可能的数目字的救济款和贷款。 几年来我们执行了并发挥了这一指示，得到了很大成绩。我们知道“救灾工作是一系列的，从防旱点种、护堤抢险、排水种麦、组织副业、推销成品、节约互助、急赈救济、以至布置春耕，不可有一环孤立、不可有一时松懈。”知道“各级人民政府要抱着‘救灾如救火’的热情，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并与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均见董必武：《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知道灾荒是一定能战胜的，我们在物质力量较弱时已不止一次战胜灾荒，现在则更能战胜灾荒。 拿水灾说吧：每到汛期，沿江、沿河的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立即上堤，和群众一起，全力抢险，日以继夜与洪水搏斗，务必把水势打下。几年来黄河因为防范得力，没有出险。长江、淮河今年因洪峰太高，次数也太多，不少堤防溃决或漫过，但仍做出了奇迹，保全了许多不易保全的地区（1931年武汉水位在26.94公尺时就被淹了，今年达到29.73公尺，没有出险）。1952年浙江省宁波专区发动20万群众日夜轮流守护海塘和江堤，保护全部海塘、江堤未出险。在防汛中，如干部下水，以身塞住堤的漏洞，或已决口了，干部和人民联成“人墙”挡水、以便抢堵的惊人事例，到处都有。但亦应指出，某些地区因为过去堤防太坏甚至没有，突然遇到大水袭击，如淮河未根治前——1950年遇到的水灾，1953年辽河的水灾，虽然出动船只飞机抢救，仍然遭到人命和财产的部份损失；山洪暴发地区来不及逃避，也常遭受损失。 拿旱灾说吧：1952年湖北省大旱时，全省38县动员起群众336万人、水车128000辆，利用了许多深山幽谷的水源，打井、挖塘、开渠、筑坝近112000处，救出1150多万亩农田，一般可多收3成左右。浙江省1953年的旱灾比1934年重，但1934年因早减产粮食36亿斤，1953年由于深入开展抗旱运动，全省参加抗旱的干部有8000多人，动员民工达8600万工日，因而仍保持了相当于常年的收成。甘肃省是少雨地区，他们把改变干旱地区的自然面貌，当作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动员了大批工作人员帮助群众找水源、挖涝池、开泉井、修渠道，解决群众吃水和用水的困难。其他遇旱的地区，大都克服了群众等天下雨的思想，在“抗旱如抗美（国）”、“保苗如保命”、“人停车不停”的口号下展开抗旱运动。有些地区，在山谷间找到从来未发见的水源；也有的地方创造“水过岗”、“水过沙滩”的方法。 拿虫灾说吧：我国北部、西部是易发生虫灾的地区，我国人民自从进入农业社会就和害虫作斗争，古书上有很多捕害虫、烧害虫的记载。但人民仍无力战胜虫害，致流传有“神虫”的话。现在不同了，一有虫灾，灾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组织的像天罗地网一样，使用药械和人力以及群众经验，进行扑打。1952年全国参加捕灭稻虫、小麦蚜虫的达2060万人；1953年共使用喷雾器14万架，药粉6000吨，并出动了飞机，协助灭虫，使各地虫害很快得到捕灭。 我国不少地区，每逢春末夏初与秋末冬初两个时候，往往发生霜冻。我们普遍采用了燻烟预防和灌溉抢救的办法，大大缩小了它的危害程度。大的霜灾——记载上不常有的霜——1953 年4月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发生了，四省省级机关立即派出干部2300多人，由负责干部率领到灾区督导抢救，受灾地区普遍地开展浇水保苗运动，使霜冻小麦，大部复活，仍获到比常年5成或6成以上的收成；同时，调运大批粮食至灾区并发放了大批救济款，稳定灾民的动荡情绪。 灾来时抢救的情形，就是这样。 紧接着抢救以后，马上领导灾民开展农业、副业生产。农业是根本的，抓紧时间，进行改种、补种，种荞麦、蚕豆、豌豆等“小日月”作物；同时又要不耽误种麦。历年灾区的小麦，不仅做到了及时下种，还超过了原订的播种计划。如1953年遭受水灾的河北省种麦面积超过原计划7.3%；山东省也比往年多种了400万亩。除此以外，灾区把种菜当成弥补缺粮的重要方法。1953年安徽省霜灾地区补种的南瓜，收获22亿斤。恢复灾区的农业生产，须要政府及时帮助解决困难，不仅要发放款项，还须运给灾民以种籽、肥料等物资。只有做好了农业生产，灾民渡荒才有坚实的指望。副业是不受气候限制的，发展副业是灾民渡过困难的最重要的帮助。1953年冬季河北省许多灾区几乎是“村无闲户、户无闲人”，参加副业生产的群众达287万人，获利折粮6亿多斤，45%的灾民有了积蓄，能够支持春耕，41%的灾民解决了生活困难；河南省不少重灾区实现了把灾荒消灭在冬季的要求。我们领导灾民开展副业生产的工作，是掌握生产的计划性、群众性、地区性、季节性，把从生产到推销各个环节结合起来，一方面由国家经济部门大力扶持和帮助，另方面依靠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解决原料、资金、工具、技术等方面的困难，使副业生产的开展步步深入。 在积极领导灾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的同时，我们也注意了教育灾民实行节约渡荒，把生产与节约看的并重。不仅直接受灾的地区要节约，非灾地区和城市也提倡节约，以充实支援灾区的物资。国家工作人员在群众遇到灾荒的时候，也常常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捐献给灾民。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自1949年11月开始，曾经发起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到1951年底，共节约出来的救灾款33亿元，粮食418万斤，衣物77000件。1950年安徽、江苏、河北、河南四省发生水灾，救济总会发动募捐寒衣，全国一共捐出了寒衣670多万套；1951年江苏省的非灾区募集粮食、干菜各千万斤，一船一车的运送到灾区。这不仅物资上对灾区是个很大的支持，而且，灾民的渡荒情绪受到非常有力的鼓舞，政治上也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收获。 总起来说，生产自救与社会互助所得到的物资支援，比政府给的支援要大到若干倍，因而使灾民情绪稳定，把灾荒压在脚底下渡过了。 政府对灾民的粮款救济，是支持灾民生产自救的决定力量。通过它，可以安定灾民的情绪：“毛主席比自己的爹娘还亲”；一有灾，干部来了，粮款来了，办法也来了，“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通过它，可加强灾民生产的信心，如上面说的，灾时也做到“村无闲户，户无闲人”，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能作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准备。通过它，可以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 五年来国家用于支持灾民渡荒的救济款达75000多亿元。此外，还向灾民发放了大批食盐、烧煤、冬衣等。这不仅是国家拿出的救灾粮款，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主要还在于我们救济工作，在使粮款发挥大的效用。各级政府，每当大批粮款下拨的时候，一般都组织了力量，随款下乡，通过群众路线进行发放。需要多的多发，需要少的少发，不需要的不发。我们把款发给灾民，解决他们的口粮，同时支持他们的生产，避免养成他们靠救济过活的懒惰习惯。不少灾民说：“我们必须搞好生产，才对得住政府，对得住毛主席”。 在灾区的各项大小水利工程及其他建设，对灾民起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但不用以工代赈的名字，因为建设工作，不是因灾才举办的。我们规定：“水利、交通、农林等部门在灾区兴办各项建设工程时，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原则下应组织有劳动力的灾民参加，但所付工资不得太低，更不应动员灾民做义务工。”（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决议） 政府救济和使灾民参加建设的情形，就是如此。 整个说来，几年我们对自然灾害的斗争——政府和人民在一起作斗争，我们充分利用了开始有的现代化的防灾设备，更大更广的是充分利用了落后的设备，依靠干部和人民的广泛的组织，从艰苦的斗争中获得了成绩。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威胁虽然还没有解除，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将还有成千万的受灾地亩和成千万的受灾人口；但另一方面由于防灾建设的积极进行，国家的经济的增长，人民生产上互助合作的发展，人民受灾的面与受灾的深度是减轻了，抗灾的力量是加强了。如果把现在的情况和一九四九——五〇年情况比，那就改善得很多了。 三 同志们：你们一定很关心我们今年的水灾吧！今年我国气候反常、雨量之大、雨时之早、雨季之长为百年来所未有，造成长江、淮河流域异常严重的水灾，淹地面积和被灾人口超过解放以来任何一年。如果不是国家几年来进行了许多巨大的水利建设，以及广大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几个月来与洪水的不懈搏斗，其后果很难设想。今年投入防汛抢险的人力、物力：各省直接参加防汛抢险的政府工作人员10万多人，民工在700万人以上。各级党政负责同志均亲自上堤指挥抢救，工作人员、驻军和群众，在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了无可比拟的积极性、顽强性、崇高的忘我精神和团结互助精神。湖北省嘉鱼县四邑公堤出险时，防汛人员身背芦席，手挽手的结成了一条2华里长的人堤，抵挡风浪，坚持了3个多小时，终于使堤防转危为安；石首县县长原有发同志，在人民大堤鲁家台溃口时，为了抢堵漏洞，光荣牺牲。安徽省许多防汛抢险的工作人员疲劳成病，不下防线；宿松县李家湖副区长两个脚掌都烂了，仍旧跪爬上堤，领导抢救。在防汛斗争中，工作人员和群众的热情勇敢与严整细密的组织相结合，像打仗一样，前方和后方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前方需要人力，后方就马上增拨；前方需要物资，后方就及时供应。各地赶运防汛器材和物资，不仅调动了火车、轮船，而且还出动了飞机。堤防线上，政府工作人员、部队战士、水利专家、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学生，都统一调配、科学分工，井然有序；防守、巡逻、食宿、卫生、供应等，都有周密的安排和配合。在这样严重的洪水面前，做到了“水长堤高”，甚至铁路路基跟着提高；做到了坚持近3个月，秩序一点不乱，情绪非常高涨，因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保住了武汉、南京、蚌埠、天津等重要城市和苏北平原、淮北平原、荆江大堤的安全，减轻了广大农田的受灾程度。 在不可抗御的情况下发生溃决的时候，防汛队伍马上转向抢救人民的生命财物，划分抢救区域，配备抢救工具，都做到了及时和有效：先救人、后救耕畜、粮食和衣物——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对抢救出来的灾民，作了规模巨大的转移安置。除安置在附近地区者外，转移到较远距离的，有1300万人。“灾民到哪里，干部到哪里”，“负责带出去，负责带回来”。“灾民到哪里，经济部门的收购供应站也到哪里”。转移的灾民，按原行政组织为单位、以互助合作组织为核心，把灾民编成大队、中队、小队，集体行动。沿途设有转移站、接待站、茶水站，饮食、住宿，都先已安排好。灾民到达安置的地方，动员群众腾房、借地，并组织欢迎。医疗卫生工作，不少地区也做得很好。群众普遍反映：人民政府的力量真是伟大，毛主席提倡互助合作、“组织起来”的方针，真是正确；不然的话，我们不能想像能经得起这样大的灾难。有的说：“今年大水中死亡的牲畜，比1931年大水中死亡的人还少得多”。 虽然如此，今后的任务还很重。今年的水灾不仅受灾面广、受灾人多、农产物减产大（计：粮食减产约258亿多斤，棉花减产仅河北、湖南两省即有1.24亿斤，虽然全国棉、粮总产量不比去年低，但这些地区的减产是严重的），而且房屋倒塌、家具、农具、牲畜、衣物等损失的数量相当多，堤防、水利工程的破坏相当大，许多群众灾后一无所有。到现在止，还有一部份农田浸在水中，转移出去的灾民未能还乡。已经回乡的灾民，在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上存在着很多困难。如果轻视了这些严重情况，做不好今后的工作，其损失可能比大水来时还要大。 比如复堤堵口工作，必须在明年春耕前做好，才能保证明年农业生产。目下各省正在紧张的动员，从多方面准备各项物资供应。动工较早的安徽省，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淮河干支流的132个溃口，已经基本上堵复；长江干支堤需要抢堵的144个溃口，目前除个别堤段尚在积极抢堵外，绝大部分已经完成或将完成。但是整个的堵口复堤工程很大，据粗略的估计，今冬明春须修复的堤线长度约25000公里，土方3亿多公方。不论是劳动力的调配或者器材的供应，都是极费筹划的。 一千几百万转移的灾民回乡（目下已经返乡的灾民有800多万人），口粮、住房、冬衣等，各省正在帮助他们解决。据报告：安徽省已拨出修房补助费820亿元，生活贷款1000亿元，从外地采购调拨毛竹300万斤、房笆160万斤，帮助灾民修盖房屋80万间。湖北省拨出救济款230亿元，赶制冬衣46万件，再加上募集的60万件，解决了灾民过冬生产的困难。在医疗卫生方面，对解决灾民无钱治病或有钱无处治病的困难，也做了一些安排。 为了帮助灾区人民战胜灾荒，国家已投下或将投下大量的救济款和各种贷款。灾民得到这些款子，即需购买他们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何使物资供应与灾民的实际需要相适合，如何使这些款子以次使用下去与各项物资的以次调配相适合，是一个很大问题，是实行计划供应的一个巨大试验。我们已在这方面进行工作，极力避免有钱无物、市场混乱的现象。 灾区的国家工作人员，在领导灾民恢复农业生产上，已经获得很大成绩。截至10月底，河北省脱地3200多万亩，已种小麦3100多万亩；河南省除积水未退的26万亩农田尚未播种外，全省已种麦5400万亩。就灾区的全面来看，能种麦和该种麦的地区，一般都种上了。副业方面，河北省灾区已开展起大小副业60余种，投入生产的灾民117万人。今年副业生产的大宗是治鱼，估计有灾省份可产鱼9亿多斤。目前安徽省已组织起80万人捕鱼，湖北省孝感专区也组织起42万人。关于鱼的加工、推销，还存有很多问题，11月15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说：安徽省凤台、颍上等县最近每日捕鱼57万斤，而收购数量相差很远，因而使鱼跌价。这现象不止安徽有，其他省也有，也不止鱼产如此，这都是当前急需克服的问题。 上面只是举出灾区几项主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的经验：一是灾区要把生产救灾工作列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要健全省、县生产救灾工作的领导组织，把各部门、各方面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时是这样做的，今后仍须这样做。二是工作人员要深入灾区，高级干部带头下乡，发现问题，立予解决；和群众在一起工作、表扬积极生产、劳动有法的群众；表扬积极肯干、领导有方的工作人员。三是提倡在救灾工作中依靠互助合作并巩固发展互助合作，这样不仅能使灾区的各项任务同时做好，能使灾民的生产困难得到解决，还能促进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救灾工作，必须依靠群众，有领导地依靠群众。灾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应以讨论生产救灾工作为中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使救灾的政策和各项工作为人民直接掌握，这样，政府工作和人民的实际才不脱节，才能发挥无限力量。 四 除自然灾害外，在我们的国家里，农村中还有少数农户，虽在丰收的情况下，生活也很困难。特别是革命老根据地、贫苦的少数民族区、贫瘠山区，由于出产的粮食太少，又因交通不便、特产或其他产品运不出去，加上过去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太甚、解放以后还未完全苏复过来，这些地方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微小土地，虽然随着互助合作的发展，已经使困难得到部份解决或基本解决，但困难户还多，须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救济。沿海的渔民、盐民，在淡产季节，或者遭了台风袭击，生产生活上有许多困难，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骚扰，更加重了他们的困难。对这些渔民、盐民须进行救济。牧区中某些牧民生活也有困难，也须要救济，以支持其牧业生产。此外，城市里的贫民、失去工作能力的某些份子，须予救济。城市因为经济的改变而产生某些须转业而未转业的人员，须予以暂时救济。这些救济，已因国家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增多而逐渐减轻，但仍然是救济工作中的一部份。 五 几年来我们在灾荒救济工作上，虽然作出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成就，但还有很多缺点。主要是：掌握灾情不够，检查工作不够，因而，在许多方面不能作出预见性的指导；因而政府各部门对救灾工作的措施尚时有“不合拍”的现象；因而某些地区常有对救济粮款发放不及时、不适当，以及“挪用”“积压”，甚至还有贪污的现象发生。由于执行群众路线、组织群众不够，有不少群众防灾渡荒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对于这些缺点，虽时刻在注意、在纠正，但救灾是关系人民的生命与安全的，工作疏忽一分，人民就要多受损失一分。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有效的克服，并教育所有做救济工作的人员，力戒官僚主义，发扬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精神。 （根据谢觉哉手稿原件整理） (1)这是谢觉哉的一次讲话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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