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摘要）|谢觉哉

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摘要）

　　（一九四九年一月）

　　我的讲话，如要有个题目，就是《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我不想用课程表上的《马列主义的法律观》，我对马列主义的研究有限，说不上来，且我讲的内容，只是对解放区施行的司法工作的实际，加以一般地阐述。

　　我们知道，要正确了解国家的概念，才能正确了解法律的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法律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一个工具。那个阶级当权，就有那个阶级体现本阶级利益的一套法律。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就得有我们的一套新的法律。

　　国家是阶级的产物，法律是国家表现权力的工具，法律自然也是阶级的产物了。奴隶社会的国家和法律，是替奴隶主服务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和法律，是替地主贵族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和法律，是替资本家服务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和法律，就是为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应该看到，社会已经大变。由于掌握政权的阶级变了，而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我们的法律观，也必然要随之改变。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要废除旧法律及其司法制度，建立崭新的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我们不要落后于时代。眼睛要向前看，要面对着现实。

　　我们的司法，是新的司法。原因是当权的阶级换了，过去的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这一变化，反映在司法问题上究竟有些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了或尚未看到，或虽已看到了但没有把握住，或已经把握了的是些什么？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现在可以说的，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已经把旧统治者的最复杂的精巧的作为镇压人民的工具——法庭，变为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镇压反动阶级和教育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的法庭，以达到镇压为目的，而我们的法庭，则以达到教育改造为目的。我们不是要把那一种人永远踏在我们的脚下，而是镇压和惩办为着教育，为着改造成为新人。

　　进行这样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一般的刑事罪犯，因为恶习的关系，转变不易，要想很多的方法去改造他们。我们要犯人从事生产劳动，主要的目的是为在劳动过程中来改造他们。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不杀人，对反革命和破坏社会秩序的重大犯，不能不给以镇压。但随着革命的胜利，法庭判处死刑，会逐渐减少。我们杀一个人，为的是使更多的人不会被杀，是用来教育别的人。

　　第二，我们的法律是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的，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了解和掌握的。我们社会的主人是人民大众，主要是工农群众。因此我们的法律是人民大众的，人民大众已在实际上掌握了。法庭是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掌握在自己手里，群众自己也必须执行。

　　群众创造出来的法，我们没有把这些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研究，成为一种有系统的东西。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司法工作者主观努力不够，另方面，也是忙着打仗，忙着各方面的社会改造，来不及搞，同时，也有些法律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已经在创造的过程中。法律是革命群众为着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只须加以理论指导，整理出来，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就成法律。

　　有的同志说：“没学过法律，是外行。”这是受了资产阶级学者的毒。法律是需要学习的，过去学法律的4年毕业，而我们的不少同志，做司法工作好几个4年了，学的东西也应该比人家的多吧。

　　“法律是专家的事”，这种说法也要分析。不是说人人能懂的东西，就不要专门家，而是专门家应该把人民的很多具体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上加以整理，成为成文的法律，这是专门家的作用。站在人民之外，或站在人民头上的法律专门家，不是专门家，而是外行。我们用不着他。

　　第三，我们的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没有离开政治而独立的法律。政治要求什么，法律就规定什么。当法律还没有制成条文的时候，就依据政策行事。这一点，从来就是这样。地主资产阶级的法律，是照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制定的。他们有意隐蔽他们统治的阶级实质，于是说他们的法律是神圣的超阶级的，不和现行的事相干的。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他们的法律，是他们政治上压迫人民的工具。他们的政治需要什么，法律就有什么。所谓司法独立，是说制订出了的法律，大家要遵守，法官应照法律办案。资产阶级学者，有意把法律与行政对立起来，是有意蒙混视听。如果说还有点意义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的行政官吏惯于枉法营私，妨碍司法的“公正”。其实，独立于行政权，也只能妨碍他们的小营私，至于大营私，则正是他们阶级的目的。而我们的行政机关，决不应有叫司法机关做违法的事，相反的，我们的行政机关，应该帮助司法机关使审判搞得更好。

　　我们的司法工作者一定要懂政治，不懂得政治决不会懂得法律。我们看资产阶级的法律书，要看破它的背景，它表面上说得很好，实质上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学过旧法律的人，要改变观点。只要把旧社会与新社会的政治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旧法律是为谁服务，新法律又应该为谁服务。记得《六法全书》的民法第一条，有“无成文法者依习惯，无习惯依法理”的话。什么是习惯？那是指地主资产阶级行惯了的习惯。那么它的“法理”，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推出的法理，我们进行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没收地主土地，子女婚姻自主，以前那有这样的习惯？

　　我在多年以前，翻过《六法全书》，觉得还不错，但现在再一看，觉得全不对。这是由于我的思想上起了变化。所以说，法律是服从政治的。学过法律的人，把新旧政治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如何创造法律。没有学过法律的人，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也可以知道怎样创造出法律。

　　司法独立问题，前已说过，我们的现行司法制度，不是形式上的独立，而是审判只服从法律的独立。行政机关对于司法，只有帮助而没有干涉，帮助他判案，而不是干涉他判案。顺便讲讲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问题。戳穿说：三权分立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握有全权，所谓分立是假装的，是用来稳定它的统治。我们不采取这种制度，而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它选出执行机关——政府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除选举国家行政机关之外，还要选举司法机关。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的政权是统一的，统一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它是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它是实实在在代表人民的。因此，由它选举的司法机关，自然也是代表人民的。

　　我们的政策的制定，是依据人民的意见与要求，叫做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是集中了人民的意见，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样立法的群众路线，也必须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

　　司法形式与手续，目前还不完备，这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我们所要的形式与手续，不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不是那种主观臆造、故弄玄虚、烦琐不堪而又不便利于人民。我们要去掉那些与人民隔离的、于人民无利的东西。比如硬说刑事不能调解，有些轻微的刑事，彼此已经和解不愿告状，又何必硬要拉他们上法庭？石家庄法院，每天有值班的，小事来告的即予解决，使其不予立案，三个月解决了三百六十余案，这是很好的。我们对这些创造的经验，应该加以重视，因为它便利于人民。

　　有一位搞司法工作的同志说：我是司法的，你们是立法的，你们立了法，我就来司。在旧社会，司法工作者确是这样的：手拿着《六法全书》，学的时候，一条一条地念，用的时候，一条一条地套。这种方法，在我们今天已经不适用了。不是等立好了法叫我们来司，而是要我们在司法的过程中，去分析社会状况，积累司法经验，作为立法的依据和准备。有很多同志常常请求颁布法律，这当然是对的，现在法制委员会和华北人民法院、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应该做这项工作。根据什么来做呢？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这些实际情况，虽不全靠司法工作者反映，但大部分要靠司法工作者。如诉讼法，就要依靠司法工作者的实际经验，才能够写出来。民法、刑法，也只有司法工作者在判案中，经过充分分析和考虑的意见，较靠得住。毛主席提倡调查研究，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司法工作者问的案子，这是可靠的社会现实。比如一件案子，内容怎样？为什么发生在这个地方和这个时代？了解案子的情况，是调查；加以分析，提出解决的方案，是研究。法庭得到的情况比访问的情况可靠，因为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因此，研究所得，比较切实，可以做为立法的来源。要知道，法不是从人的脑子里想出来的，不是先有法律而后有法律行为，而是有了只许这样不许那样的社会行为而后才有法律。社会上有了现实问题，要怎样解决才好，然后用法律来规定。

　　法律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基础产生并积极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现在我们社会的经济关系，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的道德、文化、法律，等等，也必然要相应地改变。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应该了解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案子？这样的案子为什么在今天只能这样解决，而不应该那样解决？不断深入研究，还可以知道，哪一种案子的现象是普遍的现象，我们的法应该这样立；哪一些现象是偶然的，我们的法不能这样立。这都是司法工作者的脑筋中，应该天天想的事。这就是为我们立法搜集大量的资料和依据。比如最近看到冀中太行的城市房屋处理办法，冀南的清理案犯办法，就是总结一般的司法实践经验而写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创造出法律来。过去旧中国请外国人来编写法律，虽然很快写好了，而且也颁布了，可是中国人民不要。不仅阶级观点不对，就是条文和名词，老百姓也根本不懂。我们的法，要从实际出发，即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和经验中，摸索出规律来。

　　从政治上了解现实问题，从政治上解决现实问题，即是从政治上来司法，又从政治上来立法。比如我们的司法政策，有镇压与宽大两面，镇压一个人是为了教育改造一批人，而不是为镇压而镇压的。又如政策上规定，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要走群众路线，但不能做群众尾巴，等等，都是我们解决案件的准绳。解决的案例，即是我们写法律的依据。

　　有了法律以后又怎样呢？我们的司法工作者，可以不可以同旧社会的司法人员一样，只坐在那里翻本本呢？不行。新的人民的法律，不是一个圈圈，把司法工作者套住，束手束脚，动弹不得，而是一个标准，要司法工作者遵循这一标准去做。因此，司法工作者，若不懂政治，有法也不会司。这又是说，要从政治上来“立”，又要从政治上来“司”。

　　前面的“立”，是没有法，后面的“司”，是有了法。没有法，用政治来司；有了法，也要用政治来司。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事情，在这个地方是个别的，可以强迫制止；在那个地方则是普遍的，成为社会问题，不是单纯强制所能办得到的。比如买卖婚姻，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但它是个社会问题，就必须经过妇女运动，经过广泛的深入的社会教育，才能改正。又如某种同样的行为，因为量的不同，而引起质的不同。他偷了一枝粉笔不算犯罪，但他偷的多了就算犯罪。听说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漏了一钱国税，照法要办罪，被告的律师说：一钱对于人的生活不发生问题。原告的律师说：财是一钱一钱积起来的，如一钱不算犯罪，那么千钱万钱也不能算犯罪。这是资产阶级把法律当作一个圈子，把司法官圈住。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审判案子，要把案子联系到各方面来看，这就必须要有政治认识才行。我们的政治在前进，法律也在前进。司法人员不要把自己看得特殊，认为司法工作者可以不懂政治。同样，行政人员也不要说我可以不懂司法。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把行政与司法，机械地对立起来看待，是不对的。

　　司法工作者一面办案，一面要考虑案件的社会原因。有些司法工作者，在一个地方做了相当时期的工作，对那个地方存在些什么问题，其原因如何？应如何解决？答不出来。这不是我们的司法工作者应有的态度。我们不但要办理案子，而且要把那案子发生的原因，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加以注意和研究，求出诊治社会的方法。

　　社会上的事，没有一件是孤立的，总是千丝万缕地牵连的。现在社会上抢劫、偷盗的治安案子，都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因此，我们一面办案子，一面要考查社会原因，就可得出那是治标的，那是治本的。

　　前面说过，法律是人民自己的，因此，司法一定要讲群众路线。一是办案时听听群众的意见，当一个案件弄不清楚的时候，可以到当地去问群众，或群众团体，他们的意见常常是正确的。一是说法律是从群众中来的，把群众意见，加以洗炼，洗去不好的，炼出好的，用法律形式固定起来。司法工作者，作好一件事，对自己是教育，对群众也是教育。所以，司法工作者不要关起门来工作，应当经常同群众商量。群众路线，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搞司法工作的同志，在这一点上，务必仔细考虑，狠下工夫。

　　如何养成大家守法的观念，是今后一件大事。我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守法的习惯很差。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做好。但首先是工作人员，要守法，要以身作则。要知道，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定要有人人遵守的规章，即只许这样，不许那样，违犯者必罚。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制，但我们确需要我们的法制。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离的。没有法制，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因此，对于破坏法制的现象，必须严肃对待。这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如果不遵守法律，不按法律规章办事，以至随心所欲，乱“司”其法，这就必然会破坏这个国家的民主生活，从而使自己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少见。所以，民主和法制，对于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或是衰败灭亡，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起决定性因素的。

　　这就是司法与守法的重大意义。

　　（载1949年第3期《人民司法》署名：谢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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