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性质的研究|谢觉哉

政权性质的研究

　　——在延安第一次政权问题研究会上的报告（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日）

　　一、政权性质，决定政权的政策。不明白性质，必影响到政策把握不定。

　　二、政权在未完成其历史阶段的任务时，其性质不会变，明白其性质时，就不会因某种事变而对政策发生动摇。

　　问题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政权，其政权性质是不是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答：政权的性质，不决定于领导的阶级，而决定于任务。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专横，障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帝反封建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这个任务，自清末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那时没有无产阶级参加。

　　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有无产阶级参加。

　　十年内战时期，资产阶级反革命，无产阶级（共产党）单独撑持革命局面。

　　抗日战争开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国共合作）共同革命。

　　历史虽有这些变迁，但革命性质没有变，因而政权性质也不能变。

　　六次大会(1)决议说：“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因为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并没有推翻，一切封建余孽并没有崩溃。……”

　　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党大会上说：“我们过去苏维埃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资产阶级既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变为人民的敌人，革命任务没有完成而遭受了失败。则革命的成份，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党派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责任，便不得不落在共产党单独一个党派的肩上。仅仅共产党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保持了革命的传统，提出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且为此口号而艰苦奋斗了许多年。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个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在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动力，有时还有资产阶级的参加，即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切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与封建独占，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共产党人》第五期）

　　如上述几个文献，说明不管参加与领导革命的阶级及其政党有何变动，而在这革命的历史任务未完成时，革命的政权性质，没有改更。因而知道今后不论有何突然事变，我们的政权，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是统一战线的，也仍是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不要因某种事变而发生政策上的动摇。

　　问题二：马克思说过：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其他阶级的工具，我们既是资产阶级性的政权为什么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而应该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答：这也是由历史的革命任务来决定的。反帝反封建，不是那一阶级单独要求，而是各个阶级的共同要求，虽然各阶级的革命彻底性和革命力量不能一致。

　　拿中国社会各阶级来分析罢：

　　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动力。

　　买办阶级决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当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下的买办阶级有可能在极小程度上与极短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阵线。

　　民族资产阶级是两重性的阶级，有时是革命动力之一，有时又叛变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区别。

　　小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之一。

　　农民阶级——富农一般不能把它当作革命的动力，但也不能把它看成与地主无分别的阶层；中农是很好的革命动力之一；贫农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

　　因为中国阶级有这样复杂，参加革命的阶级，因时局变动而有广狭的不同。因此说到各个阶级，必须冠以“革命”二字。毛泽东同志说：

　　“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曾经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1／3，而使其他党派人士占2／3。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与活动之权”（《解放》一一一期《团结到底》）。

　　从消极方面规定革命，不投降不反共即能参加政权。这和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上说的是一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详言之，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卖国罔民的人即是现在投降反共的人，这些人应该除外，但并不妨碍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1928年的六次大会决议说：“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进行彻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这不是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在那时已经反革命。

　　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党大会上说：“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口号下，他所包括的成份是什么呢？他是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与民主革命的份子，他是这些阶级的民族与民主革命的联盟。这里的特点，就因为资产阶级在今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又有重新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不拒绝他们，而应该极力招致他们与之恢复斗争的联盟，利于中国革命转向前进……。

　　反革命的滚开；不反革命、革命的拢来，这是今日中国政权的特点。

　　因为反帝反封建是各个阶级的共同要求，所以反革命即叛逆，总不会是大多数。革命政权总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我们过去是如此主张，现在和今后也是如此主张。

　　因为有共同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所以不同利益的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能够联合专政。

　　因为中国各阶级有了10多年革命与反革命的痛苦经验，绝不会再有“革命的成份只剩了无产阶级，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不得不落在共产党单独一个党的肩上”重复十年内战时的情况的事，无论如何必然仍是较广泛的统一战线直到这个革命阶段任务的完成。

　　问题三：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那末到底那个阶级那个党是领导的，据说领导权不可有二，如果一个阶级及其党要站上风，那岂不又要分裂吗？

　　答：“领导就是带路的意思”（毛泽东）。如走一个方向路，一个人带路固然好，两个以上的人带路更有商量，这是一。共走在一条路上，两个带路等于一个带路的，只有在发生分歧时才有争执，解决分歧靠真理，毛泽东同志：“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独立性与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独立性与批评自由，对于朋友并没有什么坏处，这是二。领导还决定于力量，力量不是为着对付朋友，而是开路。现在要走的是抗日胜利，建立共和民主国。这条路要有极大的力量来开，带路的国共两党应该相互帮助扩大力量，而不应彼此嫉忌。

　　联合政府，即是共同领导。共同领导的办法：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曾提出三种组织形式，其第二种为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这是说共同领导的总的形式。又如我党不在各友党中、各友军中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我党军队只在敌战区、战区活动，打击敌伪，这又是共同领导下避免磨擦的办法。

　　以上是说明“共同领导”是可能的应该的。虽然现在这工作并没有做好。

　　附笔说到三三制问题。如上所述，第一，是由革命的任务决定的，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各个阶级求解放，所以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第二，是由各阶级参加革命来决定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出力，其他阶级党派也在出力，尽管出力有多少不同。第三，党的领导在于政策正确与党员的工作模范，如只靠人多，那是“押送”，不是“带路”。由政府下令“非党员不得公务员”的，并不见得领导加强，只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反感。至于如何能实现三三制：我以为第一，真正实行民主，各个革命阶级民众，自然能选出他所要选的人，而不会只属于某一党派。其次，在于有实力的党，眼光远，气度大，不去包办，不去保证，相反，诱导与帮助无党派及他党派的人士充分发展其参政权利。这里要不得明的或暗的一党专政。也不要是拉些人来配像。“奉行故事”。

　　“共同领导”，能否长久？这要看环境变化而定。甲，带路发生错误；乙，带路的给予纠正，这是乙的领导帮助了甲，这是独立性与批评自由的好处，如果甲定要走错路，不回头，那乙带路的只好单独领导向前走去。

　　问题四：由苏维埃改为边区政府，是不是政权性质改变，是策略改变？还是战略改变？

　　答：苏维埃改边区政府，不只是形式的变，而且是实质的变，但并没有改变其政权阶级的性质，因为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阶段。我们的苏维埃和十月革命的苏维埃不同，那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那是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我们是工农民主专政。也不同于二月革命的苏维埃，那是两个政权并存，我们不是。至于和现在各个革命阶级联合政权不同，那不是我们不同他们联合，而是他们要离开革命。

　　至于说，是否战略或策略的改变，党中央已有了定义：

　　“……在这个阶段上放弃中国苏维埃化的口号，愿意为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在我们同志中间曾引起一种理论的争论，有的说这是一种策略的改变，有的说这是一种战略的改变。到底我们应当怎样了解这个问题呢？……什么是革命的战略呢？

　　“战略就是根据当时的革命阶段来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规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及次要的后备军）底相当怖置计划，在这个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什么是革命的策略呢？“策略就是无产阶级在比较短促的时期内，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时期，在革命高涨或低落时期内，行动路线的决定，就是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来代替旧的斗争和组织形式等等方法，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

　　战略与策略的相互关系怎样呢？“策略是战略一部份，是服从于战略和服务于战略的。”（均见《列宁主义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的阶段上，革命要推翻的目标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和本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权。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阶段上，革命要推翻的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参加这个民族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抗日力量。革命的直接目标，是要建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阶层和党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现在革命阶段上实行一个战略的改变，即是大的革命力量布置计划的基本改变，而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改变。当然既战略有了改变，策略更应随着战略改变而为战略服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指南》第四册）。

　　必须明了这不只是策略改变而是战略改变，然后对于目前政策能有明确的把握。

　　问题五：统一战线的政权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政权有何分别？

　　答：第一，旧民主主义政权是一党专政，新民主主义政权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因而他的民主内容更丰富更彻底。第二，旧民主主义认为他那个政治是很好的，不须要进步。新民主主义政治，则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建立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同时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问题六：那么对于这个政权的前途将怎样？是否有由现政权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

　　答：“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份子与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一切都是这个政权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保证，也即是将来和平转变的保证。当然，还须要我们全部政策的正确。

　　至于何时转变，那要看转变的全部条件的具备与否而定。冒失是失败的，时期没有成熟，性急是不可以的。

　　（载《延安第一次政权问题研究会的报告》署名：谢觉哉）

　　(1)指中共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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