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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政治的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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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问题的提起 1937年2月10日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内称：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遍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党代表大会报告： “苏区改变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实行新的民主制度……造成抗日与民主的模范区。” 当然，不是说，在统一战线运动成熟时，我们才强调民主，而是说，我党自产生以来即为建设民主政治而奋斗，当全国全部为反动黑暗所笼罩的时候，共产党单独的举起民主的旗帜，提出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为这口号奋斗了许多年。苏区里面，早已实行了除苏联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未有过的民主。民主的模范是现成的。只须把它调整一下子，便于全国来学样。比如较高度民主的工农民主，改为一般民主制以便人家容易赶上，容易普及。 为什么全国进步人士如潮水般奔向边区？因为边区有民主。全世界进步人士为什么称赞边区，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等于没有到中国？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以来，边区的文化、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进步和动员，为什么为全国所不及？因为边区有民主。边区的确是民主了，全国以至全世界都称赞与欣羡这里的民主：然而处在民主政治下的人和施行民主政治的工作者，却常有“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民主内容包括些什么？为什么定要这样做？颇有些同志回答不出来。因此，有些优良的民主作风，未被发扬，甚至逐渐在打折扣。而旧社会遗毒——封建残余、官僚主义，遂乘着某些空隙侵袭进来，滋长起来。当这全国向往民主，民主可以推进一切的今天，边区人士更加研究与加强民主政治的实际，实为必要。特别是担负政权和民运工作的同志们。 二、革命为的是民主 不论那种革命及革命运动的大小，总是反抗压迫。统治者不许我们自由，不和我们讲平等，不采取我们的意见，一味压迫，——压迫即是不民主，于是我们就要革命，革命是争取民主，推翻反革命是推翻不民主。奴隶革奴隶主的命，因为奴隶主不讲民主；农奴革领主的命，因为领主不讲民主；资产阶级革封建贵族的命，因为封建贵族不讲民主；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因为资产阶级不讲民主。10年前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大革命，全国民众奋起，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勾结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斗争，因为北洋军阀不讲民主。大革命失败我党举行反黑暗统治的10年流血斗争，为的是争民主。今天抗日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拥护民主，一反对民主。民主多争取一分，抗战就多能进展一分。做革命工作的人，如果忽视民主，或者人家不给我民主时，我很愤怒要去争取，及我自己可以民主时，又吝不给予人家民主，不耐烦去推行民主，那是错误，是对革命的罪过。 三、民主是随社会进步而进步的 社会还有阶级——人剥削人的制度存在，不可能有彻底的民主。然阶级社会在进步，民主也在进步。历史上的“周召共和”、“罗马共和”，专制贵族内部讲民主，比“独夫”专制要好。资产阶级民主，那更进步。他在某种程度上容许其他阶级一些民主，虽然不容许其超过资产阶级利益以外。无产阶级革命的苏联，特别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国内阶级不复存在，人剥削人制度成了历史；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界限渐在泯灭，遂出现了人类以来所未有的民主。把已实行了的民主写在宪法上——斯大林宪法。 社会进步到了某种时期，即要求有某种程度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制的实施，能予社会进步以兴奋作用。抗战的中国，20世纪40年代抗战的中国，必须且只能有这样的民主——不是一般资产阶级的民主，也不能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革命汉奸专政的新民主。民主的内容，无疑要比旧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要更丰富更彻底。 四、民主的涵意是怎么 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在大家公认的条件之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全体……等），谁都能发表意见，好的意见一定能被采纳；谁都有出来做事管事的义务与权利。这是民主的实质。要做到这样，就须有许多办法，使人民首先从自己切身利害问题的解决的经验上感到民主的兴味；其次，给人民以民主的诱导，启发、便利。“共产党真好，什么事都替我们想到了”（江西苏区民间流行语）。开始他们没有想到，及替他们想到了一点，以后他们想到的，就会出乎你的预想之外。你才知道所谓“民众不要民主”是混话。这是民主的办法。列宁的苏维埃定义上说：“他（指苏维埃）是先锋队，是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努力最先进部分的组织形式，因为被压迫阶级的全体广大群众直到而今还是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他们的先锋队经过这个机关可以促进他们的教育，训练并领导他们。”民主就是要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查路条》剧里的刘妈妈，是生活在历史之外的，居然负起政治责任来：“朱总司令路过，也要路条子！”“谁告示你的？”“就是朱总司令告示的。”我们如尚不能把所有像刘妈妈这类的人都过问政治，那民主工作还没到家。真正像刘妈妈一样的人都参加了政治，那力量尚可以计量吗？这是民主的效果。 有些同志，以为民主只是官吏由人民选举。当然，这是民主的主要现象。但如没有别的东西，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施行选举吗？人民仍脱不了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 又有人说：民主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当然，这是民主主要权利。但如没有别的东西，那自由也可成为空话，像现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样。 五、直接民主的单位是乡市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市群众大会） “百尺高楼从地起”！不管什么事，动员也好，建设也好，真正做的是乡市与村，上级政权机关，只是计划与传达。乡村市基础不好，上面纵有好设施，沿途打折扣，到直接执行的乡村市，就没有了或走了样了。又人民直接感到要兴要革的，是他切身的利害。离开这，要转几个弯子才能联系他的切身利害的事。他是不感到兴味的。也只有从他切身的事的经验，才能使他懂得与他切身有关系的大者、远者。所以直接民主的单位，应该是乡村与市，而不是所谓“县为自治单位”。 毛泽东同志说： “……封建时代的大省大县大村庄制度，仅仅便利于隔绝民众，苏维埃政府是用不着的。这里应该指出：关于村的划分是重要的一节，因为乡苏维埃之下，执行苏维埃工作的最便利的方法，是以村为单位去动员民众，依靠了村的适当划分，村的民众组织的建立，村的代表与代表主任对于全村的有力的领导，乡村工作才能收到最大的成效。” 陕北人稀地广，乡下还有行政村主任，自然村村长。为着使乡市代表（现称参议员）与当地居民关系密切，应把全体居民适当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发生固定关系。例如某村有两个代表，上屋子一个，下屋子一个，一个代表上屋子的几家，一个代表下屋子的几家，居民数目不必相等。代表对所代表的居民，完全清楚，居民有事，找自己的代表。也可随时撤换自己的代表。由这样名符其实的代表累积上的乡代表会议或行政村代表会议，确实能深入民众代表民众来议事管事。何况还随时可召开全乡或全村民众大会咧！ 这种直接民主的下层组织，我们是建立了。有的做得很好，发扬了民众的积极性，提出了而且解决了许多上级政权机关所没有想到或没有办法的问题，因而其文化经济政治的进步以及抗战动员，表现出出人意想的成绩。过去兴国的长冈乡、上杭的才溪乡等模范乡确是如此。但是有些乡村的代表会议、群众会议，还只形式。庆环某村村民大会，村长报告： “今天开会，讨论两大任务：两个新兵，12石公粮，请发表意见。” 群众听了，莫明其妙。结果还是新兵由指派，公粮由摊派。“大家有意见没有？”“没有，村长讲的都对！”会就这样结束了。有些乡，人民怕乡长特别是自卫军连长，因为乡长、自卫连长，动辄押人，而专员、县长却很好讲话。“阎王易见，小鬼难见”。有些乡，根本没有代表。边区中心区的一些乡代表会、村民大会，虽然运用民主比较纯熟，但亦只是完成动员工作，民众自动提出意见改进本乡各种建设者还少。即是说我们直接民主的乡市村工作，还待努力。 民主政治的支柱，在于广泛的乡村下层。没有这，上层建筑是不会充实与巩固的。同样，正在崩溃的反民主政治，也想从下层找到他的基础。大批训练保甲人员，增加保甲经费，制定密如牛毛的法令，使保甲特务化；另一方面，经过农贷以扶植富农经济，纵容苛捐、摊派、高租、重利以加强封建剥削（有时也略施小惠以作欺骗）。在全国特别在边区周围，正在展开民主与反民主争取下层组织的斗争。这就使得我们更需要研究与努力。 六、经过民众团体来实现民主同时民众团体本身必须是民主的 地域的下层民主，只是一方面。人民生活、利害，各有不同：农民、工人、兵士、商人、自由职业者、青年、儿童、妇女，都有他特殊的要求。因此必须有各别群众自由的组织，研究并满足他们的要求。“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是由各级参议会选出，而各级参议会之议员，则由选民根据生产与区域单位——农村中以村为单位，工厂以厂为单位，学校、机关则以学校为单位，部队以部队为单位等——直接选举出来。这就使群众能够选出自己所知道所爱戴的人来参加政权”。同时，各种民众都有他自己的组织，讨论并解决他自己的利与害问题。两口子吵嘴，家婆虐待媳妇……等属于妇女的，去找妇委会；唱歌、游戏、读书，……等属于青年儿童的，有青救会儿童团；工人的事有工会；农民的事有农会（其实乡代表会村民大会都是农民，许多地方也是农会长兼村长或副区长、保长——如陇东）。那些应兴应革的事，群众团体已讨论烂熟，而各群众团体的领导者又直接参加各级政府委员会，把他们的意见随时反映到实际政治中来。这正如列宁说的：“他（指苏维埃）在各项职业间实现密切联系，所以没有官僚主义而能促进种种深入群众的改良”。 当然，要做到这样，必须群众团体本身有充分的民主作风。经验告诉我们：要使群众觉得团体是自己的，必须团体能注意他们的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吸收他们的意见，才能够包办与统制，把团体搁在群众上面，连群众都不会拢来，哪能谈得上发扬群众的意见。 群众团体的积极活动，是民主的真实基础，反民主的反动分子，也就在这一方面进行他统制民众的勾当，官吏兼后援会主任啦，不立案就不合法哪，无非是怕民主。我党则恰与相反，其所领导的广大区域的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起了空前抗战与民主的作用。然而有些地方：“我们的民众团体，大部分只做了动员工作，而对于自己的经常工作没有认真建立起来；乡村民众团体组织形式过于复杂，大半是形式多于内容”。有些只是抄名册，一个人的名字上几种会册，甚么会，本人不大知道。这样的民众团体，虽然与“统制的”相反，但不能表达民意，发扬民主，则无大差异。党大会报告说：“……大大的发扬群众工作中的民主作风，大大留心群众生活的日常需要，严格尊重群众团体组织上的独立性，彻底肃清动员工作中的强迫方式与命令主义的残余。坚决的反对党政军人员中任何违反群众利益的行为。……明确规定各群众团体自身生活的内容，充实每个群众团体中的经常工作。” 这是急应照这样进行的。挂名的会员不要，一个人加入的主要团体只能一个；群众团体不能只是动员机关，应是群众本身自己的机关；指定的穿军装、骑骏马的群众团体主任，只是日和群众离开，而应是群众自己选举他所爱戴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主政治深入群众，才能使各群众团体起着广泛民主的作用。 七、尊重民众自由 “民众不要民主”，不是不要，而是由于专制统治，从来不把民众当人，民众不自觉的也好像自己不是人。红军初废除打骂时，有些下级军官反对，“说不打骂不能管理”。士兵也有反对的，说“为着军队好，打骂是应该的。”现在呢，谁要打骂人，谁就会遭受群众反对。实际也再不需要打骂了，谁都知道为什么作战，谁都已把自己人格抬高。但是我们某些政权工作者，常常随便押人甚至打人、搜查人。庆环某同志说：“县里打官司的，自动来告的少，多是乡上把两边绑送来，不问是刑事民事。”又某同志说：“押了他，并没有打他骂他，要什么紧！”要知道自由的第一件是“身体自由”，连资产阶级法律形式上也规定，逮捕人犯在24小时内就要审讯。如果拘捕很久而判决无罪，那国家应赔偿被拘者的损失。现随便剥夺人的身体自由，关若干天甚至几个月，结果还是“查无实据”。这怎么成？ 其次，社会的人、阶级各别、习惯不同、程度差异，只要他不是汉奸反革命，就得享有民权自由，而且在发展他们的自由之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于革命的意见与力量。有些同志，以狭隘的模型去看社会千差万别的人，因而不能兼收并蓄，“拒人于千里之外”。又或以领导党的方式去领导群众，“随便”向人提出过高的要求，致使个别羡慕我们民主而来的人感觉我们确有某些地方不民主。 又其次，治国并不是治党。党是所有党员的，国是一切人民的，只要他不是叛国者。我们反对一党专政，现时也不是一个阶级专政。某县开乡长、村长训练班，资格要是忠实党员，非党的乡村长不得召集；某县开区保长会议，无一非党员。这样，非党群众，必然觉得政权与我们无份，我们只是被治者。另一方面，什么都要党员才行，也必然会降低党的作用。有人说，政权机关如果非党员多，怎能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不知党的领导依靠于正确政策和党员模范，而不是依靠于党员在政权机关占多数。今天党的政策正为全国各革命阶级所拥护，党正要求各革命阶级在正确政策之下发挥其革命作用。各个革命阶级都有民主，即是我们党现阶段所主张的民主。我们正可在这样民主下面实现党的领导。 八、政府法令与政治动员的配合 法令规定人民的义务，也规定人民的权利。照法令应该做的，不容你不做，这是义务；如果超过法令或法令所未许的，强我做，我可以拿法令来自卫，这是权利。政治动员则依靠宣传鼓动，依靠人民的积极，不折扣的完成或超过法令上所规定的事。法令是强制的，政治动员是自愿的；法令规定是最低限度，不许不及格；政治动员则越能超过限度越好，但并不能强人超过。拿扩兵征粮说罢，丁多的家必有人应征，独子可不应征，这是法令；须应征的和不须应征的，都踊跃要当兵，如潮样般涌入兵营，这就靠政治动员。看收入粮食多少，规定缴公粮的累进律，这是法令；而超过应缴的比例，这就靠政治动员。某些地方不依据扩兵征粮的法令，民众不知道应该做到怎样才符合法令，过此即为超过。而工作者“提早完成”、“大量超过”的锦标主义，又把“指定”“摊派”的临时命令，代替了政治动员。“摊你公粮4斗，你如推诿，即要8斗，非缴不行”。“独子也可指定要当兵”；“某家3丁应出1人，其实长的18岁，次的12岁，幼的还在抱中”。这就是最近环县酿成事变的导火线。 我们应懂得法令与政治动员的分别及其配合。不能说有法令即不要政治动员，更不能把政治动员成为变相的法令。在抗战动员忙碌的边区，许多事需要政治动员，同时也应有法令规定。比如动员牲口，到底一个牲口每年至多可服务多少日。又某些事可以动员，某些事不许动员，这可使人民知道服务的限度，不会发生恐惧而有变卖牲口的事。卖粮、卖草、卖菜，如果要比市价稍低的话，那也应有明文规定，使数目有定及负担均匀，免得个别采买人员肆意压买，而人民则认为是“发官价”。法令规定最低限度；政治动员发扬最高热忱。两者不容混一。我们需要人民发扬最高热忱，但必有最低限度的规定以防流弊。 九、会议与民主 施行民主，就得开会，除定期的参议会会议、各团体代表会议外，还须有很多会。会是民主制的具体实施。但是，会如开得不好，不仅不能促进民主，反而使人民厌烦。因此要注意： 一、开会是要费时间的，尤其是人稀的乡村。 二、每次会必有新的内容，使与会者有所得。 太白一个同志说：“这里新成立边区县府，群众情绪很高。前些时开全区群众会，六七十里路的人都来了，现在又在开保与甲的群众会。”我问：“保与甲的群众会讲什么？”“还不是复述全区群众会上那些话？前天遇着去领导开保群众会的同志，问他是讨论什么，他答：“到那里再说”。农民赴一次会，要费一天以上的时间。六七十里路外的人来参加的会，一年只能在农闲时开一二次，因此每次会必先有通告，使大家有准备，在会上能够决定并得到一些东西。新成立政权区域，开大会是必要的。但如果连续的开，“开会讨论什么，到那里再说”，那是以“民众奔波”开玩笑。使开会变成群众一种负担，足以妨碍群众对民主的兴趣。 乡村里的各种委员会是必要的。但要记着：是为工作与引进积极分子的必要，而不是为委员会而委员会。 一，各种委员会的组织，在于吸收多数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发挥其专长。委员会的主任，最好不兼他职。如果委员会名义虽多，而翻来覆去，总是这几个人。每个委员会要去开会，为开会忙死了，那还有功夫计划工作？所以他们不能不开“一揽子会”，反正是这几个人，为什么几个委员会的事不可以在一个会上讨论？于是委员会成了形式。 二、有工作才开会。工作完毕了，委员会也可以休会。如果照例有委员会，照例要开会，开会总是那一套，谁都听腻了。所以非得上级来人，他们总是不开会的。开会也就成了形式。 三、开会要有准备、有检查。有工作了：“今天开会讨论某项工作，请大家发表意见！”这样的开场白，不会有结果的。必先指定人准备具体意见，在会上提出互相修改补充，才能得出较好的结论。有了结论，就分配去做。做得怎么样？下次开会，就得根据上次决议来检查，看有无成绩，并研究有成绩或无成绩的原因。 最后，开会就必须当真的开，尽量听取到会人的意见，有不同意见时，举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有些同志根据党的指令，勉强他人服从，或根本不理他人提议。要知道党的决定未被群众采纳时，不是某些地方不合群众的需要，就是群众尚未能根据本身经验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这要求我党重新审查或加紧工作。必须使党的决议变成了广大群众的决议，才能实行。否则不仅说不上民主，也不会做出什么成绩来。 十、根绝强迫命令才能谈到民主 有些同志一口子民主，及其对于民众却说：“三句好话，当不得一马棒。”“要我及时完成任务，我就非强迫不可。”“边区的民主，还不是这么一回事！”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边区群众文化落后，说不进去，不肯耐烦用种种方法去提高群众的政治兴味，而只想用简单方式，求速了事。二是反映封建社会里专制残余，一句话说不通就仗着官势，骂人、押人起来。三是我们同志民主教育不够。 个别地方的强迫命令，发展到逮人、罚人，可不经过司法程序；强买、强借群众的东西，要群众说是“自愿”，象前清打老百姓屁股，还要谢太老爷“恩典”一样。“老百姓不敢讲话……”这与军阀土豪有什不同？群众是不可欺侮的，这样去做必然弄到人民反对，工作坍台。党大会报告说：“彻底肃清动员工作中的强迫方式与命令主义的残余。”怎样彻底肃清呢？要求我们深刻认识这一现象的危险，而研究许多办法以达到转变。 强迫，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即大多数人都愿意，仅少数人不愿意，那就可以用大多数人的力量，对那少数人施行强迫。这样的强迫，不违反民主。因为少数人应服从多数。 十一、不违反群众利益倾听群众呼声 官僚政治，到处和群众利益对立，压抑群众呼声。我们工作者刚从官僚政治社会演化出来，存在着不少官僚残余，尤其是老百姓对官僚的畏惧还很浓厚。假如党军政人员违反群众利益，即是细微，如不立去根究，以后人民就任何话也不敢说了，因为他觉得我们已变成了官。在新开辟的地区，根本只认为是换了官。开初做几件好事说一些好话，他还不敢深信，何况去侵犯他的利益？有人说为着抗战利益，就不能不侵及群众利益，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说法，把群众利益和抗战利益对立起来。不知我们愈拥护群众利益，群众就越有兴趣、有力量来拥护抗战。又有人说，群众生活比工作人员好，侵犯点子，有什要紧？这说法也不对。现在工作人员生活比过去好，是由于社会经济繁荣，而不是由于对老百姓增加剥削。今后当然也是一样。如果容忍侵犯群众利益，像某乡长生产要群众代耕，某乡长强买群众牛羊……等，结果是使工作人员和群众之间，逐渐增加官僚式的距离，工作人员，逐渐变为新官僚。这多么危险！所以我们应时刻站在拥护群众利益的岗位，而和侵犯群众利益者作斗争。 真理是存在群众中间。我们工作好，群众不会说坏。坏，群众不会说好。有人以为群众知识低，说的不一定对；不知话而成为群众的话（原文如此——编者注），总是有理由的。 十二、官民一体廉洁政治是实行民主的保证 党领导的政权，所以能够施行进步的民主，主要是由于党代表着最大多数民众，站在最大多数民众利益上，而不是要造就少数有力的统治者。议员或政府工作人员有不忠实于人民利益的行动，人民有权力罢免他，议员或政府工作人员拥护人民这种权力，因为这于他有益的。人民可随时监督或供献意见于政府，政府不会拒绝，因为这于他有益的。不过，政府进步，须要随时克服各种倾向，旧社会遗留给我们官僚主义的习气，以及现时官僚主义环绕着我们的进攻，可能在我们的政府与人民之间，钻孔进来，慢慢使政府与人民发生隔离。旧政府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机器，它的一切，从它的专政精神直到他的衙署排场、官场应酬、公文程式……等形式，都是便利于隔离群众的。我们不要沾染它。比如说“保持政府威信”吧！记得一本《苏联游记》上说：“苏维埃法庭传一农民来问案，农民说，现是农忙，没有工夫，改期吧！”传票者回去报告，法庭即予改期。如是我们同志，会把他捆起来，说这关系政府威信。不知那所谓威信，是旧政府的威信。我们的威信倒是能听老百姓的话，因为我们政府是老百姓自己的机关，官与民是一体的。 边区的工作人员，上至边区政府主席，下至乡政府乡长，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每月1.5元至5元）。边区政府严禁任何贪污，贪污500元以上的处死刑。这种廉洁作风，是我国政治史上光荣的创举。钱多是坏事的，没有钱，生活不会特殊。在老百姓眼中觉得这是我们一类的。没有钱，不会有人来钻营位置，因此当选的必是好人。然而好舒服的习性，我们也同其他人一样，又有人正以奢侈和金钱引诱我们。3年多的国内和平，已经有个别同志，醉心个人生活，虽然还谈不上奢侈，然已非几元津贴所能够用。于是“揩油”、“挪用”“贪污”……等现象，个别发生。这就要影响到政治，影响到脱离群众，而不是真正廉洁的公仆了。 “党政军工作人员的报酬，不能超过一个熟练工人”，这是定律。群众生活改善了，工作人员生活才能改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古话，我们正在力行。10年内战时，所以能得到广大民众同我们一块儿斗争，我们吃苦比老百姓还多的作风，是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反对喜舒服、爱面子的办法。我不是说我们廉洁政治已不如从前，而是说我们必须防微杜渐。这次我经过边区西南部约六七百里，有些机关，办酒接风，当作上客；某县署却只下碗挂面，炒几个鸡蛋，即是盛餚。这样朴素作风，是值得赞许的，因为我们办公经费很有限。虽然现在已不必像过去一定要带“饭票子”。 边区是全国民主模范区，且已经是模范区。但我们不讳言还有好多没有做好，应该努力；个别不民主的现象还存在，应该警惕，我这里没有谈到选举制度、政权机构、各种自由权等许多关于民主的大问题。只就我所感觉到的陈述一般，引起同志们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与重视。 （载1940年4月第6期《共产党人》，并于6月18日转载于《新中华报》署名：谢觉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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