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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甘肃下级政治机构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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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二月) 一 甘肃省政府为着抗战,早就注意到下级政治机构的整理,大批的训练区长、巡长人员;严惩贪污敲诈的命令;派员到各县考察。然而其效果如何?下层吏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怪象百出。 赵清正先生自靖远回来说:自护路队下乡代替县署原有筑路会,人民简直不得了,故意歪曲路线,说某屋子要拆,某坟墓要迁,以敲诈人民的钱。一70余老人报告:护路队要拆他屋,出了20多元才免。过几天把老人吊打一顿,说他破坏名誉,说护路队要了钱,勒令具张并无需索的结状。老人不怨出钱,只怨吊打。愤急了,才来喊冤。当调护路队组长对质,组长承认吊打不承认得钱,然而事实已经明显,该组长愿把钱退出。这是一。其次,老百姓愿意修路,可是人来了,监工老爷没到,不准动工;老爷走了,也不准动,一天截去早晚两段。又路面要铲平,铲平了,又要弓背。农民耕作要紧,想早些把路修好而不可得。 杨集瀛先生说:征兵全是买兵,壮丁愿去的不要,要钱。富人因和区乡长接近,可以不出或少出,贫人则非出不可。收了钱雇丁应征,区乡长当中可大发其财。陇南方面已发现人贩子。天水60元可雇一丁,秦安则要120元。从天水贩人到秦安出售,可得1倍利息。被卖的人中途逃回,可再度出卖。人逃了须补雇,又要摊钱,区乡长可再度发财。 杨先生又说:农民种大烟,10亩烟田,征税60元,下种时缴一半。农民那时没有钱,于是有“撒帐”的人来了,借给他30元。收成好,10亩烟田收烟300两,值洋300元。“撒帐”的人来收帐,连本带利最低要110元,又缴去半税30元,剩下来农民所得的仅60元。农民穷到这样,只好卖儿女,男孩价比女孩贱,男孩1岁5角,女孩1岁1元。 赵、杨先生是党部负责人,说的当然可靠。至于外传征来壮丁,穿的衣被剥了,带的钱被搜,有些冻饿死了。河西某招待站,吃了老百姓几十只羊、10多只牛不给钱。某些地方的居民快要逃光,某些地方的人民铤而走险,啸集山林。那多得很。当然也无法否认其不是事实。 二 为什么下层政治机构,经过三令五申而依然这样堕落呢?我以为不是不能整顿,而是所取的整顿方针,容有未善。 第一,谁都知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勾结一气,在上级政府与广大民众中间,筑成一道坚墙,上有善政,经过这道坚墙就变了质,甚至变成相反的质。怎样才能摧毁这道坚墙呢?应该是上级法令的威严和下层民众的力量,两面夹攻,使他来不及招架。总理说:“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又说:“国民党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这就是“夹攻”的战术。事实上广西政治所以较为清明,目下山西政治渐上轨道,无不是对政治障碍采用“夹攻”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办法尚不免忽视民权,不信任民众的力量,甚或惧怕民众,因此,不欲“努力于赞助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使能监督区乡政治机构,逐渐使区乡政治机构变为民众组织的基础。相反的,区乡政治机构和民众对立(即统治)的观点,一点不变,而欲以“选择好官”、“好官去裁制劣绅”的方法,达到某种限度的改良。然而包龙图世间少有,而“做官”为的是“发财”,以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做官秘诀,深中人心,这道贪污土劣筑成的坚墙,并没因此发生破绽,反而趁国家抗战多事而猖獗起来。 第二、改革政治,须有改革的纲领。纲领的原则是三民主义,是军委第六部的二十条。然而怎样才能把这些原则在西北实现,那就要根据西北实际情形,定出更具体的办法。比如西北高利贷是骇人的,应规定不得超过若干,违此处罚。摊派也是骇人的,应规定摊派须由人民开会决定,违法的准任何人告发。西北民众是没组织的,规定怎样扶植民运?西北教育是落后的,规定怎样推进战时教育?(当然不是更换几个校长的事。)边疆少数民族是复杂的,应规定一些怎样才是民族平等的纲领(不是拉拢上层就够的)……在规定这些纲领时,虽然不能开什么代表大会,但必须听取各团体的意见,各先进分子的意见,参酌各方考察所得的实际材料,以求纲领的尽善,且可能见之施行。 第三、政治刷新,要有了刷新的纲领,尤其要有能执行纲领的人。白健生先生说得好:“社会上的老年人,多半是土劣,至少是富于保守的,同这些人谈改革,等于对牛弹琴。必须训练青年担任县区乡工作。有人说青年没有经验不能办事,不知一次做事没经验,第二次就有经验了。广西是这样干的,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自然,推翻土劣,土劣是要挣扎的,但土劣始终是土劣,禁不起上面一纸文书的“镇压”。总理十三年改组党的时候,吸收大批积极青年入党,尤其是青年学生,党的工作,遂如日中天。但是,西北似乎一切还把持在顽旧人物手里,拿省城讲吧!几个委员会、训练班,总是那些人兜圈子,不能拉进新的成份。下层组织没建立,上层乃恰如沙漠上的宝塔。青年没有事做,没有满足他要求的教育,有的向某一角落里跑,有的消沉了,跑下乡去避敌机。抗战半年了,敌人已向宁夏威胁,而兰州市面仍如往时。县长区长人选仍是往时一套:夤缘哪,资格哪,外面带来的哪,总之,并没做到“为事择人”。我想,应该照白先生说的:立刻办一象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一样的政训班,招收青年学生,给以几个月前进的训练(象空洞的“精神训话”是用不着)派去负担下层政治机构工作,是最扼要不过的办法。 三 介绍几个具体例子。 关于民众组织的: 军委第六部布告的纲领第八条:“健全保甲组织,以树立民众组织之基础,以求民主政治之实现。”这个最重要的原则,怎样才能实现?李宗仁在五战区约法七章第五条:“在不违反抗日救国原则下,人民得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请愿之自由,政府不得妄加干涉。”山西总动员委员会纲领:“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是基本权利,没有这个,谈不到组织与动员。 至于要使保甲成为民众组织的基础,须使保甲为民众所有而后可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拟的抗战后方农村工作方案第四条说:“(一)区长保长甲长须由农民直接选出,以防止贪污发生。(二)提高甲长会议职权,使甲长会议成为村政最高机关,俾中央一切命令有效实施而免上下隔膜。”山西各地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其职权为执行战时动员一切工作,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省级动员会有省政府代表,战地军队代表,民众团体代表;县区级动委会有县政府区公所代表,民众团体代表。村动委会应有民众选举之过半数代表参加。把党政军民集合在一起,意见汇合了,磨擦消除了,而一以民意为依归,所以其动员工作做得更好。 关于改善民生的: 一、惩贪污。军委六部纲领第十条:“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李宗仁约法七章第二条:“公务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一经查实,军法处置”。 二、实行合理负担。李宗仁约法七章第六条:“派粮捐款,须向殷实富户摊派,不得向自耕农及佃农强征。”第七条:“本战区征用民力,须酌给伙食并禁止拉夫”。山西战地总动委会,以有钱出钱大家拚命为原则(有钱有力的出了钱也要出力),减租减息,免除过去的一切摊派,剔除中饱。本来中国人民有很大负担力量的,因为负担不合理,有钱出钱的口号,变成有钱的不出钱,没有钱的出钱,人民怨气冲天,钱也筹不到。 三、安定人民生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提的方案中有:(一)切实办理二五减租和保障永佃权。(二)将汉奸不在土地和公有土地,免租分给农民耕种。(三)切实执行全年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的规定。(四)改进税捐制度,实行统一的累进税。(五)救济灾荒,组织难民从事屯垦工作。(六)保障抗战士兵家属生活,并免除其一切摊派。(七)改善军需供应之机构,禁止一切直接征发,征发民物应以给价为原则。这些都是党部决议或中央法令已规定了的,某些地方已在充分执行。 关于武装民众的:民众的仇敌(贪污土劣)去了,民生相当改善了,抗敌情绪自然高涨。军委第六部纲领第六条:“加紧壮丁训练,充实民众武力。”李宗仁约法七章第四条:“禁止擅征民枪,以自卫为原则,速由县府编队训练增厚地方自卫力量。”最值得效法的还是山西的人民自卫军,所有壮丁都参加自卫军受到半军事训练,由这中间而产生游击队,产生正规军,换句话说,强力的正规军,是由不脱离生产的地方自卫军生长起来的,不仅比召募制强,也比征兵制强。以上举的,不过一端,但真的要动员民众,保卫西北,定要根据这些原则去做,才有可能。 四 最后,我还要提到一件事: 从杨先生口里发现“借30元钱,经过几个月,连本带利最低为210元”。70%的利息,还是“最低”!记得大清律上:“年久月深对本相还。”不管契约上利率怎样,欠的年岁好久,利息总只能与本相等。民国十五年国民党省市党部联席会议,决定利率不能超过全年20%。为甚么西北这样混帐的高利贷者,社会也不惊奇,政府也不取缔?有人说:“取缔”怕引起“阶级斗争”。只容许放帐的阶级向欠帐的阶级贪酷的斗,却不容许替欠帐阶级说话。老虎在食羊,羊不能反抗,旁人也不肯去救护羊,说怕引起阶级斗争,岂不是大笑话。我以为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事,而是说这话的人,太固执他以自己为本位的阶级斗争了。 (1938年2月) (根据谢觉哉手稿原件整理) (1)谢觉哉手稿中,此文原题为《下级政治机构的整理》。本题为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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