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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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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有些人不明白国民革命同世界革命的连锁关系，犹是闭关独治之局近的眼光，等我革命成功再同列强算账罢。明白的，仿效国际纵横捭阖的手段，谁宜敌，谁宜友，但是于革命的共同对象和真确的基础，仍只模糊认识。因此，在当真的革命进程上，站脚不住，容易为谣言邪说所动摇，聪明的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研究系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得乘机而入，拆散我国内（各阶级）国外（以平等待我的——如苏俄）的联合战线，摇动革命的真实基础，被骗惑的人，心虽无他，无奈其行动已给予帝国主义以极大助力。 某老国民党员说，“革命军到武汉，调打高了，骇跑了有资本的商人，致筹不到饷，财政无办法，武汉号称繁富，我得之几如石田”。又说“革命军在前方苦战，共产党在后方捣乱。”这些话不好深思，无革命常识的国人听了，并且自老革命家的口里，很容易恫骇群众，不向前进，甚或杀起家当来，又在革命势力和反革命争斗时候，——两种势力递嬗的时候，纠纷自所不免，应付这纠纷的政府，感觉困难，因革命者的态度和方策的幼稚，辄对于革命根本怀疑，若是环境偶然弛懈，即有右倾乃至有回复封建政治的可能，吾人研究这些情形的来原，就是未深切认识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所致。 大家都知道自产业革命，世界经济已由自由竞争发展至于独登垄断，由一国的垄断至于世界的垄断，世界人类划分为两大对垒，一是压迫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达最高时之现象），一是被压迫者——帝国主义国度之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弱小民族，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野。因此，第一在革命的理论上，是以经济为基点，革命民众夺取政权，不是目的，是用来改造经济组织，增进经济分量的手段，又大家都明白社会的构成，经济为其主要条件，道德法律习惯，都缘此而生，换句话说，我们的革命，虽所取方式与西欧不同，然总理所标举的民生主义，自然是立于帝国主义之基础条件的反面，又总理所主张的民权主义，与宗法社会遗下之阶级制度，绝不相容，宗法社会是军阀政治所由产生，亦即帝国主义所托足，自然对现社会要为根本的改变，世界如此，中国何能例外，许多人不明此理，抱着维持现状的成见，偶然农工阶级发一声喊，或者反革命方面造一句谣，就心惊起来，不知革命是打破现状的，是随世界大革命潮流而前进的，不容你初开步即打倒车，第二，在革命的事实上，我们既是革命战垒的一员，去和有国际联合的敌人作战，除非投降敌人，绝没有匹马单枪可以致胜的道理。 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本党总理，说革命是解放世界的，中国革命若仅以解放中国为满足，不去解放世界，那革命为无意义，并且在中国也得不到成功，所以建立联俄政策，遗嘱尤郑重说明“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苏联民族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先生，遗下的政策，在东方扶助弱小民族为国民革命，在西方扶助无产阶级为社会革命，世界革命领袖完全是立在一个革命观点上，东方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西方的社会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不是谁帮助谁，谁要求谁援助。与其说苏联援助我，不如说中国革命成功，即是巩固苏联革命的胜利，总理致苏联书：“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这表示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何等密切，我们不要滑口读过。 我们懂到世界革命的理论，自然不至为谣言所惊，我们知道世界革命的事实，那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同是向帝国主义进攻，方式自然各异，一个共产主义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里，自然要努力国民革命，反则就是为反革命效劳，犹之一个三民主义者，跑入帝国主义国度，而谈国民革命，岂不笑话。 同志们，在这革命紧张，敌人环伺之时，我们应放大眼光，看到世界，同时要在事实上是否适应民众需要，来判断革命同志之是否真实，切不要信口开河，淆惑闻听。 （载《孙中山先生诞生六十一周年纪念册》署名：觉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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