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2)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2)

　　十一月十日

　　昨夜致电林、伍报毛、洛。

　　民众运动与汉奸活动（登《大众论坛》）

　　这个问题，我想不多说，只抄录一些事实就可以“触目惊心”，也就懂得要怎样办才对。

　　某报南昌通信：

　　“南昌虽有几个官办的抗敌救亡团体，但除做了一点募捐（实际只能说是派捐）和伤兵慰劳工作（由妇女生活改进会主持）之外，其他还在‘计划’、‘审核’之中。”

　　“南昌的大人先生，一部分人对于抗战前途非常悲观。他们说打败了固然完全送给日本，打胜了也会是某某党天下。所以他们对战争胜败不复关心。因为他们自己承认对于民众运动已经没有领导力量，民众运动的发展，会使他们失去领导地位，所以他们对于民众救亡运动就不得不消极怠工。”

　　“这里很难看到上海出的任何救亡刊物，也看不到一份比较好的报，本地报纸没有副刊，没有社论，连中央社发表的消息，都有一部分被隐蔽起来。”

　　“相反方面，汉奸的活跃，却在一般人意料之外。在敌机初次来袭时候，据说在四乡放信号的汉奸，在一千以上，甚至成群结队拦劫被捕汉奸，虽然杀了几十个，但还没停止活动。”

　　英国工党机关报驻华记者说：

　　“中国抗战已经一百余日，全国军队已经全部动员参加战争，为甚么前方将领与士兵这样不满意后方群众动员的不够？难道后方群众没有前线将士的勇敢吗？”

　　美国某名记者说：

　　“我很诧异，号称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只有军队活动，看不见民众和军队打成一片共同兴奋的现象。我从华北到上海，只在陕北地方看到过军民合作的热烈状况，军队出发时男女老幼热烈欢送。军队驻的地方，人民热烈予以各种帮助、各种鼓励与合作。这类现象，其他地方完全没有。反而日军所到之处，利用欺骗宣传，在组织他们所谓‘民众’，即汉奸活动与所谓‘维持会’之类。”

　　够了。从这些事实上面，可以发见极浅近又极实际的真理，即：

　　（一）没有民众运动，不能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

　　（二）不是民众落后，不肯起来参加战争，而是大人先生骇怕民众，对民众运动怠工甚至加以阻碍。

　　（三）民众运动与汉奸活动为反比例的消长，民众运动的消沉，汉奸活动扩大，一部分落后群众反被敌人利用起来。

　　这是历史的关头，这样做必胜，那样做必败；这样做是功臣，那样做是贼子。警惕起来吧！抛弃以前所为，大胆地走上胜利的大道。

　　接西安汇来五百元。

　　十一月十一日

　　昨夜风颇厉害，晨起见微雪。

　　昨日接情报云，上海华军退，系接英美调停，上海市为中立区也，传日提条件为承认满洲国、蒙古国、华北自治、上海设立日租界、扩大自治区。上海工部局已开始对救亡运动取压迫。

　　严防“不良分子”（寄《大众论坛》十七日登出有修改）

　　九日，田厅长召见甘肃青年抗战队负责人罗伟、魏晋贤等，指示说：“自家要认识目前的一切，严防不良分子加入破坏。”这是非常必要的。

　　“不良分子”与“汉奸”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客观上常常是“汉奸”的帮手，所以要严防；因为他与“汉奸”有差别，所以非有“认识”不易“严防”。

　　兹推广田厅长之意如左：

　　（一）要“认识”目前是全民战，要广泛的组织与训练人民，充分发展人民的抗战力量。如有企图缩小并限制民运的，即是“不良分子”；

　　（二）要“认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凡过去有何嫌怨，甚至现在也有何利害不同，都应抛弃而服从于抗战的总利益。如有不明白此点，企图以私害公的，即是“不良分子”；

　　（三）要“认识”总理遗教：“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只要他不是反革命，在今天只要他是抗日的。如果企图限制抗日的言论自由，即是“不良分子”；

　　（四）对于国际的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应有深刻的认识，而后能判断那持似是而非的汉奸理论与准汉奸理论的，都是“不良分子”。

　　（五）总括一句，要严防“不良分子”，只有一件法宝，即总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宣言和政策，临终的遗嘱，蒋委员长在庐山的谈话，凡企图抹杀或曲解总理与蒋委员长主张的，都可以不良分子看待，要严防他。

　　往会田炯锦谈，一、急须训练做民运及组织与运用游击战之人才；二、青年要往外的多，宜有以满足其要求，使不发生离心倾向。田炯锦说：“整个办法没有，只训练一部分学生有啥用。”

　　夜，伊斯兰学会安文蔚（清华小学教员）、马明德二君来谈颇洽，安、马均青年，可造之姿也。

　　闻苏联汽车来四十辆内外，系载军火，苏联同志自己站岗，据说将有千辆来此。

　　素兰送来义务戏券二张，并说韩立民被人诬控事。

　　十一月十二日晴

　　抄鲁迅的一段（寄《西北公园》十八日发表）

　　读鲁迅文集，有这么几句话：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欺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

　　鲁迅所痛恨的现象，在这抗战中，不仅报纸上充满着，许多大人先生的嘴里也充满着，可惜鲁迅死了，不能再用他那枪样的笔锋，一一来剖视他们骨子里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介绍乡师学生何明渊、周新民，兰师学生周世俊往陕北公学，又介绍夏桪往陕北公学。

　　接西安电称，迪化皮衣首批三千六百套，汽车十辆已起运。

　　夜同定国往新舞台观剧，所谓募款慰劳前方将士义务戏，戏券系素兰赠者。

　　十一月十三日晴

　　接西安转来博(29)电，朱绍良不日来兰。

　　祝妇女旬刊的诞生（觉斋）

　　日寇大举进攻中国，甘肃已经站在火线上了。甘肃人民要不做亡国奴，就得自己起来拚命。甘肃六百多万人民中的三百多万女同胞，同样要参加抗战。《妇女旬刊》的任务就是为此。

　　旬刊编者问我要稿，我对妇女运动，了解太少。但是，我觉得：

　　号称全民战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假如没有二万二千五百万的女同胞参加，不仅是个损失，而且战争的彻底胜利将不可能。这是一。

　　第二，女同胞的革命坚决性，不比男子弱，有时且赛过男子，因为女子受的压迫比男子更深一重。虽说沉沦太久太深，不容易振作起来，但一起来，其勇气其决心，常常出人意料之外。事实告诉我们，党国先进最坚守总理遗教，“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不是宋庆龄、何香凝两女同志吗？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有许多事实，证明女同胞的勇敢与能力，即据我个人所见到、听到的，也可写上一大本。华北问题发生后，平津女学生的努力，比男学生还来得纯洁。一些文弱女生，居然草鞋包袱、偷关冒险到陕北抗日大学来求学，这不能不使人感动。

　　一些人把女子抗战力量估量得小，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妇女的境遇与心性，甚至他自己即是对抗战没决心的。

　　不过女子运动和男子一样，须要有政治上的保障，即一切民主自由与夫生活改善，没有这，三百多万的甘肃女同胞，就不易把她兴奋起来、组织起来，一同走上抗战大道。

　　我对甘肃妇运领导者和旬刊主编人斐君女士表示敬意，因为斐君女士不畏难，不避谤，使得无妇运的甘肃，而妇女的组织与宣传并不后于男子，相信在她的努力之下，妇运干部必然层出不穷，妇女组织必然深入普遍，甘肃三百多万妇女贡献其力量于抗战，同时也会解放自己。祝《妇女旬刊》在三百多万女同胞中起领导的作用，胜利的成功。如果不弃葑菲，我将次第贡献其一隅之见。

　　有姬少峰者来谈，姬长安人，为贡华朋友，人尚开明。

　　晨，包道平来谈甚久。

　　夜，杨某来谈，杨过去是在浙江工作的。

　　十一月十四日晴

　　得捷电，我军克复满城、赞皇两县。

　　贺其燊来谈，见解尚对，贺住昆仑饭店。

　　重来一次认识（忠理）（批斥《西北日报》十四日署名“婴”的论文）（登《西北日报》）

　　《四书》上说：“天视自我民视，天聪自我民聪”；又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书经》上说：“应顾畏于民岩。”封建时代，虽没有民权规定，但人主决不敢忽视民意，民意对政府实际操监督与督促之权。

　　由封建社会进到民主国家，民意乃成为国家主体，政府人员是为民服务，所以叫公务员，又叫公仆。总理是现代民权主义之最进步者，他说：

　　“民权国者为人民共治之国家，故亦曰众民政治。试以经营商业为例，有东家生意与公司生意两种。东家生意者由东家一人主持之，公司生意者由股东多数人主持之。君权国即如东家生意，权在君主一人，民权国即如公司生意，权在股东多数人。今日之中华民国，故一民权也，既曰民权国，则宜为四万万共治之国家。治之方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可分为四：一曰选举权，凡为中华民国人民，皆有此权，由人民选举官吏，担任国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机关各事务，此官吏即为公仆。二、罢官权，人民对官吏有选举之权，亦须有罢免之权，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东选任，也可由股东废除也。三、创制权，由人民以公意创制一种法律，此则异于专制时代，非天子不议礼不制乐也。四、复决权，即废法权。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废止或修正之。……”

　　有人说这些办法是好，但须是宪法公布了以后的事，现在还谈不到。不过，宪法是确定行使民权，不是说民权须待宪法公布才有。总理十三年在上海发起的国民会议，曾说：

　　“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人民为主，要人民能够讲话。……现在是人民讲话之好机会，我们人民应该不错过这机会。……我发起这个会议，一定要人民能够讲话，……如果用军人资格，在会议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

　　翻开《中山全集》一看，这类遗训，烔烔照人。人民是股东，政府是经理，不待说股东对经理有监督与督促的权利，经理对股东会议有服从的义务。当然，经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意见，取得股东的赞许，但绝不能说股东不应该出来监督与督促。

　　另一方面，人民对政府有所督促，是不是和政府对立呢？这完全是两件事。正如股东督促经理不是对立的一样。相反的，历史上只有不顾民意、不愿接受广大民众好意的建议的政府，才常常酿成政府与人民事实上的隔绝，弄到后来不可收拾。

　　抗战时期的政府，谁都是总理忠实信徒，绝不会有对民权主义认识不够的发生。但为要达到真正的“全民抗战”，却不妨把总理的话，再来温习一遍。

　　嘉伦昨日回，云蒋表示很好。

　　盛因皮衣不易运，电贺借五万套给八路军。贺称军政部要兰州办三十万套，只能办到三万套，还须十二月才能齐全，就是要借三、五千，也需有军政部命令，兰州不能多买，因为青马怠工。

　　十一月十五日

　　致贺信（未发）

　　贵严(30)主席勋右

　　台端称，看我的一次信，受一次刺激，然止于刺激而已，徒麻烦。达者台端之神经，无补国事于实际，是以不欲多所刺之。然而仍有不能已于言者。

　　危险一天天紧迫到来，无论怎样钝拙的人，总不能不有所感觉，首先自然还是稍有知识的青年。侧闻一部分党政中年以上的人，不能启导青年而待其自发，应该惭愧。然而颇闻有人见青年之不可遏抑而企图有以分化之、限制之，凿穿说，即是不欲其发生革命作用。此不独违反总理主张，充其极必然给抗日工作以损失。

　　青年欲往延安求学，弟早已告知台端，建议在此设立能满足青年要求的训练所，理由是：一、西北需要培养大批救亡人员；二、到延安需往返旅费百元，那里仍要膳费、书籍费，非富家子弟莫办。（以下缺——编者注）

　　草《从开城门想到做工事》（十六日登出）《所谓危险思想》两短文（寄《西北公园》）

　　晨往会贺其燊于昆仑饭店，谈颇久，贺对合作虽清楚，但书生气尚多，恐不能有大帮助。据贺谈此间当局说，红军拒绝派副师长及参谋等，又行军不全服上级指挥，疑合作非诚意。

　　西安来二做回民工作的同志。

　　今天有学生示威，闻系学校当局所领导。

　　接贺信称，原红军人员不能补充给第八路军。

　　夜同嘉伦往会马志超，马意气尚好，同往看戏，至十一时始归。

　　十一月十六日阴

　　晨，董季舒来谈，持有必武(31)介绍信。董系必武学生，其妻孔祥璠在瑞金工作过，现寓李少陵处。

　　同嘉伦往省党部，会了杨集瀛、马焕文两特派员，谈外间对共党误会事，马言共党作群众活动，国党不加阻碍，大概已得到国党中央命令，可以组织各种抗战团了。

　　夜往省府晤周介陶，周言进行工作，滞碍甚多，当劝其只做就是，不要提及延安如何、谢觉哉怎样说，就不会有反感。谈次，李少陵来，约后日到他寓谈话。

　　拟写一篇关于征兵的文字，因精神不快，只写了一个起头。

　　夜写《猎手宜于游击战》短文，投《西北公园》。十七日刊出。

　　李长卿来谈，伊已就省府法制室职，并对贺谈应独立干，不要只照令办事，贺颇有转机。李云汽车现到有一百四十多辆，明日可到百多辆，闻系分八批来，贺尚未与阿克母夫详谈，因中央没有叫他接洽，他就不敢。

　　十一月十七日阴

　　草《征兵问题的研究》（投《政治与社会》）

　　《冷！赶办皮衣！》（投《西北公园》十八日发表）

　　王德明来谈过去言论受压迫之苦。报署“婴”的《民众与政府》文，系省府较负责的人写的。登八路军胜利消息，也有人来质问消息从何而来。王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思想，现尚存在于若干人的脑中。

　　贺迫剑华辞职，说他在省府议席上唐突了兰州绅士张维，这话也苦他能说。我意此是托词，大概是剑华太接近八路军人员之故，而又不能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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