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编辑记者的良师益友

编辑记者的良师益友

　　谢老对青年新闻工作者满怀热情，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过：“当新闻记者，就要打算在新闻事业上有所成就，要深刻了解和研究社会备方面的情况，使你们的工作真正起到推动社会前进。”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就是党的宣传者，党性原则要强，又要具备较好的业务能力，才能担负起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他说过，当一个新闻战士是很光荣的。

　　一九六一、六二年间，新闻界讨论记者基本功很热烈，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一位记者为此专门请教谢老，问谢老：记者的基本功就是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这对不对？谢老说，记者是要能够写出一手好文章的。但是，要写出好文章，第一必须要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第二是要善于作调查研究，再就是文字的表达能力。这些可以算作记者的基本修养。

　　谢老说，文章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内容。好的内容必定是有思想有见解的，至少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点上能给人以启发，所谓有独到的见解，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是别人没有看到，或看到了但没有着重分析而你却看到了、分析了的。一篇文章人云亦云，没有独到的见解，没有比较深刻的思想，不能叫作好文章。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学会调查研究，作为记者的基本修养的理由。有好几次谈起修养问题时，谢老都强调要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特别是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他常说，要熟读毛主席的著作，要选若干篇精读，作出笔记，反复钻研，体会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谢老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每次去常看见他在学习《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许多文章、许多段落、句子在谈话中谢老都很熟悉。还见到谢老读过的毛主席的著作，上面写有小注，在那种早期草纸土印的版本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划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圆圈，新的笔划过的圆圈，又压上了已经褪了色的钢笔的圆圈。可见，他已经读过不知多少遍了。每看到这些书，心里就受到一次鞭策。谢老说：三十到四十是一个人的成热时期，成熟时期要打下一个好基础。这基础中最重要的—块基石就是思想修养。要好好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这个时代，形势变化得很快，青年人要以跑步的姿态赶上去。毛主席说，未来是你们的，不赶快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怎么去但负这个重大的责任呢！

　　谈到调查研究，谢老讲了一件自己的事情。他说：一九三三年，我到中央苏区工作。有一次拟了一个开会的通知，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全改了，一字未留。那是召开“查田”会议的通知。我初到苏区，情况了解不多，对这次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没有仔细研究，不加调查，就动起笔来，可谓冒失。这是一。再者，来开会的都是农民，写一份通知不仅要他们看得懂，还要他们能听得懂；而我从前写的文章却多是给知识分子看的。第三，这里是正在被“围剿”的苏区，物资困难，来开会的人要自带碗筷、被单。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样，写成的通知自然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的。“物”是什么，就是一篇文章中所要讲的事实、道理、办法；“对题”就是要使看的人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谢老谈这件事，可以说明就是写个简单的通知也不能没有调查研究，写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理论修养的问题；调查研究，解决联系实际的问题。有了这两条，才能说具有了基本的思想修养。

　　因此，谢老常常嘱咐编辑记者，要学习理论，也要学习实际。他说，你们当文教记者的，搞副刊编辑的，不要只在文化圈子里跑，有机会也要去农村、工厂跑跑，到基层去看看，增加些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实际知识。他认为，办副刊的人如果缺乏这两种实际知识，办出来的副刊，不仅会脱离群众，也会犯错误。

　　什么是记者工作作风中最主要的呢？谢老说：谦虚和认真这两点最为重要。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文章发表后，他常问该报的记者：“读者有什么反应吗？”有时约他写诗或文章，写成以后，他叫记者读一遍，然后说：“你看得要不得？”临走时还一再嘱咐：“你先拿回编辑部去看看，看能不能用。”有时候在诗稿或文稿的后面，或在附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话：“送你看看，不算投稿。”“写了几句不大象样的诗，如不适用，就扔掉。”等等。一九六二年六月，谢老从内蒙古回来，《北京晚报》记者知道他写了不少诗，想抄几首来发表，谢老说：“要登就登一首吧，不要一下子登那么多。你们报纸小，少占篇幅，多腾点版面，登别的文章。方面多，看的人就多了。”

　　谢老认为，光抱着谦虚的态度还是不够的。他说，真正谦虚和好学是分不开的。记者不能有单纯任务观点，拿到稿子就走，以为完成任务了。记者请人写稿子，对自己也是个学习。有人把作者的诗拿到编辑部去就交卷了，其实这首诗他还没懂，有时候连字也不认识。结果发表出来常常出错误。应该自己先看懂，如有不懂之处，应马上向作者请教，然后再发表。记者是使人进步最快的职业之一，而谦虚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谦虚和认真是分不开的。谦虚的人，在大事小事上都是非常认真的。谢老说，人最怕认真，做到认真是很难的。能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工作就不容易出错。报纸工作特别需要认真，一张报纸一印出来千百万人看，错了就会使许多人跟着错。虽一字之差，不可轻视。有一次，一家报纸的记者抄了谢老一首诗；其中两个字抄错了。见报以后，谢老的秘书打电话来指出了这个错误。过两天，谢老亲自抄了一份原诗寄来，并请秘书转告编辑：错了两个字，再抄一份原诗给你们，对照看看，看错在哪里。也不要更正了。谢老没有责备，也不要求更正，但是亲自又抄了一份让编辑知道错在哪里，这种一字不苟的态度，很使人感动。它使人自然会想到今后工作一定要仔细，不能粗疏。

　　谢老对于一字一句都是严肃的。一篇文章，他总要改了又改才拿来发表。他写的诗，凡是用了典故，都在信中指明出处，要编辑去查，有时候，谢老也喜欢指出一些不常见的字来考考来约稿的同志，或者给他们讲一些有关的故事，以求把某一字某一词彻底搞懂。他说，碰到不懂或一时查不到的字、词，不要放过了事，要决心搞通。你们记者常看戏，字幕上的字有不认识或不懂的，就要记下来回去翻字典，直到弄懂为止，工作、写文章也是这样，遇见拦路虎就要消灭它，不要绕过去。

　　谢老很喜欢用下面两句话问来访的记者：“你最近读了哪些书，自学的时间多不多？”“你写了文章没有？”在日常的接触中，谢老是很关心记者的学习和练笔的。

　　谢老认为，记者一定要能写文章，不然为什么叫记者呢？写文章也无非是把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用文字记下来。他说：“记者不会写文章，就象战士不会放枪，不是个好战士。”谢老说，有一次他问一位记者为什么不写文章。记者解释说：有时候想写，但是写不好或写不出来，有时则因为组织来的文章很多，自己不写也过得去。谢老觉得这个理由不充分。他说，写不好可以“学”，组织别人写文章，也不能放松自己的“练”。不“学”不“练”，就永远也写不出来。

　　关于“学”，他又讲起一九三三年毛主席改通知的事情。当时谢老问毛主席：“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呢？”毛主席停了一会意味深长地说：“你学！”谢老说：“‘你学’这两个字给我的启发很大。想写文章而又写不好，写不出就应该学。学正面的经验，也学反面的经验。学正面的经验，使自己有信心，敢于写；学反面的经验，使自己不骄傲，勤于写。能这样学，就会有把文章写好的一天。”

　　关于“练”，谢老说，文章不一定专是为发表才写的。写文章主要是因为有意见要发表，为稿费而写文章是写不好的；古代的封建社会，文人写文章写诗是没有稿费的，但他们却写了很多很多文章，因为他们有感慨、有意见要抒发，不写不行。我们今天写文章是为了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发展，要通过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因此，想写而又写不出就应该练，应该自己逼自己。常写多写，笔杆子就能练出来。过去的拳师是很能下功夫的，据说能练到这种地步：一拳将你打死，一拳又将你打活。写文章也一样，关键在一个“练”字。

　　下面是谢老日常谈到写文章的一些见解：

　　写文章第一要事实清楚，第二要观点清楚，第三要文字清楚。

　　写文章要语必惊人。惊人也就是语言犀利。一句话说出来要使人记住，印象深刻，不要一溜就过。

　　文章不一定写得很多，主要在于写得好，有用。文章不一定要长，能几句话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就不要贪多。

　　要锻炼到这种地步：想得到就说得出，说得出就写得出。

　　写出来的文章，首先要自己认为好，过一个时期自己又认为不好，那是你已有了进步。

　　用语言要严谨，因此必须反复修改。每句话都应该经过推敲。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文章要多写，熟能生巧。最初你用了很多时间，写出来的是这些东西；写久了，用很少的时间，写出来的也是这些东西。

　　文章没有文章的架子，就是最好。

　　除此之外，谢老还谈到要学习群众语言、学习古人的语言，提高文字水平和写作能力。学习群众语言，能使文章写得有文采；学一点古文，有助于文章写得简练。他认为，群众的语言，新鲜活泼，能给文章带来生气。至于读古文，主要在于玩味，不要死背。

　　当然，写好文章还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因此谢老劝编辑记者每天都要抽一点子时间读书，抽半个小时也好。书不妨读得杂一些，古今中外都要读，要象古人说的那样“涉猎”。许多人文章写得很从容，很丰富，就因为他们书看的多，知识丰富。知识多了，写起来就不费力。读书还要有重点，要弄懂，用脑子想。读书主要是为了获得基本知识，不是为了你写文章的时候好去抄。

　　有人说，记者太忙，学习时间都给挤掉了。谢老不这样看。他以为时间总是有的，主要在于学习的态度。他提出两点：第一，要善于向自己提问题；第二，对于学习上的“难关”要有进攻的精神。

　　谢老认为，善于学习的人，会给自己提问题。有些东西往往是过去学得很马虎，似懂未懂，或者不懂装懂。这就需要自己“盘”一下，自己考自己。他说，编辑记者请人写诗词，就要先问自己，新诗和旧诗有什么区别，什么是诗的基本格律，词牌子是怎么一回事？请人写杂文，也要问问自己：什么是杂文，为什么叫杂文？多向自己提这样的问题，想方设法去找答案，就能提高自己。

　　学习要有进攻的精神，非常重要。谢老说：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有一次听毛主席说，学习要“攻书”，把书本上最艰难的东西当作是敌人的堡垒，坚决攻下来。谢老认为，所谓“攻书”，就是读书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书中不对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不要走马观花，走马观花，书中的好东西是学不到的。有了这种精神，每天哪怕认真读半小时，有个把月时间，词牌子也好，诗词格律也好，其他别的什么问题也好，都能攻下来。

　　《北京晚报》的一位记者，把谢老这些论述，记录整理成文章，题为《谢老谈记者的思想作风和学习》，于一九六三年在《新闻业务》刊物发表后，许多报社相继把它翻印，供编辑记者以及广大通讯员作为学习材料。

　　谢老常常通过采访交谈、稿件书信的来往，启发青年新闻工作者要认识自己光荣的职责，具备无产阶级新闻记者应有的品德和作风。他讲得最多的是要走出社会，深入到群众中间做调查研究，刻苦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凭道听途说就写文章，报道一定要讲真话，不要弄虚作假；平时要勤奋地积累知识，不断地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分析能力，这样，写出的文章才会有独到的见解，至少内容会深刻一些；记者容易出名，但他希望要真正做到名副其实，不是虚有其名；编辑工作要细致，留心易被忽略的问题，虚心热情对待来稿、处理来信，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在同行中要以诚相见、以礼待人、切忌文人相轻等等。

　　谢老每天看报，发现有什么问题，常利用记者采访的机会提出来，以便引起注意。有一阵，报上有的文章有些字句说得太满、太绝对，不符合实际，便对来访的记者说：“这个问题不可小看，报纸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党的某个时期的某一项方针政策能否被广大人民群众准确地领会，报纸的作用很重要。报纸宣传得好，人民群众就领会得好。宣传得好的标准一个是准确，一个是生动。两者比较，第一是要准确，首先要在准确二字下功夫。怎样才能做到准确，很重要一条又在于新闻工作者头脑里要有辩证法。”

　　他谈到，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善于看到事物的这一面，也要善于看到事物的那一面，生活本身充满着辩证法，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学会按生活的客观规律去认识问题、发现问题。报纸的批评、表扬稿子一定要慎重，要防止片面。怎样防止片面呢，最好一条就是说话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得太满，把事情看得太死，好就一好百好，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坏就是自来坏，看不出发展过程，记者采写表扬稿，不能光听拥护这个人的话，还要想办法知道反对这个人或是曾经反对过这个人的看法，表扬文章要给反对者看看，批评文章要给本人看看，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免得话说过头。

　　有时，谢老也把视察时看到的一些情况，同编辑记者谈，帮助他们了解民情。一次，他收到一位农村基层干部的信，信中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受浮夸风、共产风影响，深切感到实事求是之重要。谢老把信给一位年轻的编辑看，问她每年有多少时间下去做社会调查？那位编辑回答，报社工作忙，一般都是通过采访约稿顺便做调查，很难有机会专门去做社会调查的。谢老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他叫编辑把信带回报社给同志们看看，说明如不下去调查研究，光浮在上面编稿，容易上当。并叫她向领导反映一下他的建议：一是编辑记者争取每年作一次社会调查，不带组稿任务，就是专门做社会调查的；二是编辑记者最好轮流做信访工作，通过接待群众来访，处理群众来信了解社会情况。谢老认为这两项措施可以培养编辑、记者的观察能力，是提高新闻工作干部水平的好办法。他希望新闻界不要染上官气，要大力发扬我们党新闻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

　　身教重于言教，同谢老接触过的编辑记者，都几乎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他严肃的写作态度和谦虚的品德。谢老一生几乎都是搞文字工作，写了许多堪传后世的诗文，但他在《六十自讼》中却是这样地估价自己的：“我具有中等资质，但学到的能耐，非常有限。学问呢，不仅没有实际知识，就是旧学问也是东涂西抹，没有系统；事业呢，没有可言，有也是因人成事；文字呢，笔杆子拿了几十年，只能说有很小的成就。”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诗词，但报刊来索取，他经常却是这句话：“诗不好，登了没人看，要来干什么？”“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一本《十老诗选》，请他选些诗词，他总是说：“别的老的多选，我的诗不好，不要选那么多。”人家选了他又给勾掉。一九六〇年他曾应约给《新观察》几首诗，并附去一信，从这封信里很能说明谢老发表作品是非常严肃的。信上说：

　　暑期中不能写文，写几首诗，抄送你处。编者同志如认为那一首有点诗意，读来顺口，可以发表，那就发表罢，因为至少已得到一个读者即编者同志自己。

　　如认为虽有点意思，但意思不多，可发表可不发，那就不要发表，因为只得了半个读者即编者同志本人的一半。

　　至于编者同志认为不好的不感到兴趣的，那绝不要发表，不要夹有别的意思如作者的面子等，那是不严肃的。

　　他对待写作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九六一年春天，《中国青年》编辑访问了谢老，写了篇访问记，他不大满意，拟改为诗。当时，他正在湖南视察，又累又忙，还是重写了一首长诗代替。那年，他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老人了。白天视察、参观、调查研究，只有夜里才能抽点时间来写。这首写延安作风的一百二十多行的长诗用了三天才写完，这已经够不容易的了，但他并不为此就满意。他在给《中国青年》杂志的信上说：

　　记者来，要我谈延安作风。延安作风即党的作风，毛主席的作风，包括很广，不好从那里谈起，又这个作风，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延安只是其中一段或者较为集中的一段。

　　我荣幸地在延安住了十多年，只是做的工作少，只是看的也少或者不全面。还有很多好事情，我的诗里都没提及，这篇诗只能给青年一点启发。

　　说延安作风，免不了提到“艰苦奋斗”字样，我和一些延安工作过的同志谈，都回忆到那时的生活是甜滋滋的，当时不感到苦，现在更忆不起苦来，这不是说当时的条件不艰苦，而是说乐的到来，并不要等到艰苦已经克服，而在克服的过程中已经都是欣欣歌唱了。

　　这首诗内容与字句都不大好，你社如要用，请编辑部好好审查，并加以修改。

　　如听到读者对他的诗、文提出意见，他却是由衷的高兴，有一件事情非常感人。一九五二年他写了一篇小品文《明知山有虎》，在《新观察》第三期发表后，有三个读者提出文中有个比喻不恰当，编辑将信转给谢老，谢老亲笔复信，对他们表示感谢，信是这样写的：

　　感谢你们指出我在《新观察》上写的《明知山有虎》小品上“狐鼠还可恕，老虎必不能让它幸存”的意义不当，很对。写的时候，三反运动还没把重点转到大贪污分子上去，“成亿元、几十亿元……的大贪污……老虎捕获尚少”，重狐鼠而轻老虎，是不好的，但不料因此闹出语病。照来信改为“狐鼠尚不可轻易放过，而老虎尤更不能让它幸存”，是好一些，但不如索性涂去此二句为好。

　　在这里，我感到：

　　一、读文章的人比写文章的人仔细，因而也就引起写的人不能容许其不仔细。

　　二、小品的好处在“短”、“开门见山”，能给人以一定的印象；但也正因为“短”，常不免说明了一面，同时又模糊了另一面，写得短，比写得长常要难一些。

　　三、叫贪污分子为虎，反贪污分子叫打虎，是个比喻。这比喻切实而又通俗，马上通行全国。但比喻还是比喻——正式文件上不这样写，就比喻写文章的好处，是生动、易感人，但老就比喻写文章，也就易出毛病，《明知山有虎》上语句用得不当，就出在这里。

　　你们如此用心，并写信来，可佩之至。

　　过了若干年后，谢老还对别的报刊记者谈起此事，称赞《新观察》的做法。他认为报刊编辑能够打破情面，不为私人关系左右，按原则办事，对作者一视同仁，报刊就一定办得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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