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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和革命熔为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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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杰出的新闻战士 新闻和革命熔为一体 谢老一生同新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从参加革命到晚年，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秘密地或公开地办过多种报刊。一九二〇年主编《湖南通俗报》，一九二六年任《湖南民报》总编辑；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曾在汉口办过《大江报》；一九二八年在上海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一九二九年主编《上海报》；一九三一年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主编《工农日报》。一九三三年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担负工农政府的重要职务，不办报了，但他仍然十分关心新闻事业，继续在井冈山的《红色中华》、陕北的《新中华报》、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重要文章。他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并用他那支战斗的笔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六十岁诞辰时，董老赠诗祝贺，诗中写道：“传家绝业诗千首，报国多方笔一枝；屡有文章惊海内，从无渣滓扰襟期。”这首诗也可以说是对谢老几十年工作包括新闻工作的高度评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谢老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那时，刚进城，政务非常繁忙。但谢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是十分热情地为《人民日报》等报刊写文章，和新闻界有着密切的来往。 从进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里，每逢节日，报刊上常有谢老的文章。在谢老家里，经常是几家报刊的记者碰在一起。不论大报、小报的记者，或刊物杂志，出版社的编辑，他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在京的编辑记者常打电话来约稿，秘书接了电话后转告他，他总是说：“我记得这件事，有时间一定写。”外地的记者来约稿，他更是热情，几乎不让人空手而归。他常说：“感君远道来。”不给人家写，怕人家回去交不了差，完成不了任务。有时他外出视察，有些报刊的记者“跟踪”而去，在视察中，他不顾疲劳，常常在深夜写了文章寄去。每次视察回来，在一大堆人民来信中，往往有一些是青年请他解决思想问题或请他介绍写作经验的，也有把自己的作品寄来征求意见的。他经常亲笔答复。如：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给有淦、生义、晓光的回信：“关于写作经验，我的体会是：要勤于观察事物，要会想，没有好的意思，不会有好文章，有了好意思，还要会写，要经常写、认真地写，一次一次地改进，久之，自然能写得出好的或较好的文章来，写时也不大吃力。” 湖南许抱凡写了一部《宁乡打史》，寄给谢老，并要求为其作序推荐，谢老在百忙中阅后给他复信，并探讨文章的写作问题。信上说“短，短得有劲，为能解决问题，是一般人所爱好的，我前嘲笑过某报，说你们要求人家写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但你们登出的文章是‘长些长些再长些’，某报无以应。事实上有些政治论文很难写得短，而报上又必须登载，这是编者的苦处，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宜于‘短小精悍’的必须短小精悍，使能解决问题又引起兴趣，在阅者的脑子里打上深刻的烙印。你的文字简洁明了，一针见血，只不知你于党政方面新的东西能很快知道否？又你的追忆文字或有地方性的限制，自以在湖南报上发表为好。只要货好，顾主自多。要我作一次曹邱生，①也无不可……” 谢老还选出在青年中带有普遍性的来信和复信，交给报上发表。《心病须得心药医》就是其中一例。《人民日报》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发表时加编者按说：“张启文同志是一个复员军人，原在陕西洋县供销社工作，现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几年来，张启文同志一直背着一个包袱：总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没有学到专门的业务技能，埋怨领导上对他政治上、业务上不关心，不培养。因为钻进了个人主义的牛角尖，他甚至退出了共青团，现在，他已觉悟到背着思想包袱是无法赶上时代的，因而写信给谢觉哉同志，希望帮助解决问题。谢觉哉同志在下面这封复信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张启文同志的思想问题是‘心病’，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我们认为这封信有普遍教育意义，值得大家仔细阅读。” 谢老在回这封信时，语气亲切、循循善诱。信的最后一段说：“你想和陈昌奉同志叫我一声老师。告诉你，陈昌奉同志的文化是自己学的，可能当时我说过一些话，说的人是随便，听的人用了心，因而他就受用不尽。我不能说我的信每句话都合你的口味，但如有几句你觉得有益，把它远用到你具体的行动里，那我是很高兴的。”“否定自己狭隘的、偏私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进到高一步的地方去，是最愉快不过的事。” 一九五二年谢老在休养期间，给内务部写了—些信，谈的内容对干部工作很有启发，写得也很有情趣，内务部的同志摘录了一部份抄在壁报上。《新观察》的编辑看到了，觉得这些信件登在刊物上，对读者是有益的，征得谢老同意，在刊物上以《信言摘录》为总题发表了，并加了小标题。后来，谢老对此曾经谈到过：“《新观察》的编者思想比较活跃，刊物上书信也可以刊登，不一定都要大块文章。”他常给《新观察》写小品文，《新观察》约谢老为特约记者，谢老拒绝了。他回信说：“我因年老脑弱、眼花；加以还有些事，偶然捉住点印象，想写，因为没有写，跑掉了，就是写，没功夫推敲，也写不好。”“近来，给报或杂志写的小文，都是逼出来的，为着不愿受逼，我可以给《新观察》写稿，但不愿负特邀撰稿之名，‘约’而且‘特’，爽约是不好的。” 谢老只要有时间，他是乐意为报刊写文章的，他给姜国仁的信就说过：“得闲就写点短篇，发表在一些刊物上（如：《新观察》、《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及其他），虽是被人逼稿，有时也由于喜好。”他的文章多从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出发，谈思想修养、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等，方面很广，文笔朴素流畅、说理透彻、深入浅出，很受读者欢迎。 他没有架子，待人亲切，记者到他那里，无拘无束。有一次《中国妇女》杂志社有位女同志去约稿，谢老说现在没有时间，过些日子再写。那位女同志半开玩笑地说：“谢老，您老就是不关心我们妇女。”谢老风趣地回答：“不关心可不对呵，妇女半边天哩！”说罢，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以后，《中国妇女》杂志的编辑、记者常去谢老处。一九五六年《中国妇女》开展“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的讨论，谢老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并对如何讨论提出具体建议，还写了文章《看了“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的讨论以后》一文，文章开头说：《中国妇女》编辑同志要我对“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的讨论说几句话，我说：不只要讨论“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还要讨论“我们夫妇关系怎样建立”和“我们夫妇关系又怎样恢复”，才能看出问题的全面，能使人得到深刻的教育和适当处理夫妇关系的法子。可见他对报刊的关心。 一九六一年，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在《北京晚报》开辟专栏《学语集锦》，意在引导青年辩证地看待形势，要在困难中看到光明，文章富于哲理，有些青年把它作为座右铭，勉励、鞭策自己。他结合有些青年不肯赡养父母的错误意识与做法，写了《爱父母》一文。一九六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前夕，他正在西安视察，在百忙中接见了《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记者，结合实际专门谈了有关青年们成长的问题，谈到青年人第一要有志气，搞各行各业都需要树雄心立大志，有了志气才会随时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还要勇于向困难作斗争，同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要吃苦耐劳，要努力学习等重要问题。《中国青年》杂志社把谈话记录整理成文《青年人怎样锻炼自己》，发表后对青年很有影响。 一九六三年二月，他在北京医院住院，病中阅读了《雷锋日记》，深感老年人、青年人都应向雷锋学习。二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写了《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是进城以来最长的一篇日记。写完后，他抄给《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后来为《解放军文艺》等刊物转载。文中许多语句非常精练，思想深邃而富有哲理，令人读后久久难忘。如最好一段： 雷锋同志每天写自己的历史，要在自己历史里放进新的东西， 所有革命的青年人、中年人都应该在每天的历史里放进新的东西， 雷锋同志是平凡的，任何人都可学到， 雷锋同志是伟大的，任何人都要努力才能学到。 沾染过旧社会遗留下坏思想坏习惯尚未清洗清净的人在雷锋同志面前应感到惭愧。 向雷锋同志学习，用句老话讲： 闻雷锋之风者应该“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谢老在解放后写的文章，很多是立足于教育青年一代要努力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奋发图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 他在各个革命阶段都很重视报刊，总是把新闻和革命熔为一体，并为此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不断地在自己的历史里放进新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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