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为人民“司”法

为人民“司”法

　　谢老重视法制建设，重视培养司法人材，做一个真正为人民“司”法的干部。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央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谢老是负责人之一，除了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起草了《新民主主义宪法》、《民法》、《土地改革法》以及《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法规外，还举办司法训练班，亲自编教材，讲课。在担任华北司法部长时，他经常对主持司法训练班的负责人陈守一讲：“要尽快培养我们的司法干部。”他深知养成人人守法的习惯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极为重要。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在司法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他说：“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守法的习惯很差。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做好。建设一个新社会，定要有人人遵守的规章，即只许这样，不许那样，违犯者必罚。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制，但我们确需要我们的法制。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离的。没有法制，就谈不上什么民主。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不遵守法律，不按法律规章办事，以致随心所欲，乱‘司’其法，这就必然会破坏这个国家的民主生活，并使自己走向反面，成为罪犯。”

　　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期间，他经常强调：“司法人员首先要有守法的观念”。在视察中，发现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守法观念特别薄弱，随便打人，罚人，政法机关也不干涉，他很生气，认为“这是失职”、“知法犯法”、“是一种歪风，必须整掉”。

　　谢老看到有相当一部分的政法工作者对自己的工作理解不全面。譬如只强调专政的一面，忽略保护人民利益的一面；对劳改犯人强调生产多，忽视改造，把我党对劳改犯实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颠倒了。他经常教育大家，共产党是要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我们的政策如执行得好，可以改造很多人。他举特赦溥仪为例说；“溥仪是一个两次被推翻的皇帝，都改造过来了。一九五九年得到特赦，这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他自己说过：‘我的前半生罪恶实在太重了，是一百个死、一千个死也赎不回来的。’并且认为自己脑子已经僵硬，无法改变也不想改变，但在长期关押期间，经过改造教育，经过学习和各地参观，看到了祖国的伟大变化，认识到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逐步认清了自己的罪恶，终于有了改恶从善的转变，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有一次，他见到我，说：‘这是古今中外没有的。’溥仪那样的人都可以改造，普通的罪犯也可以改造。”

　　谢老有着伟大的胸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时，同时分工管司法，他常对人讲：“当一个人犯了法时，叫‘犯人’，但‘犯人’也是人，只不过头上多一个‘犯’字，经过教育改造，帮他去掉‘犯’字，不是就好了嘛。”他对已经改恶从善、转变为新人的人平等相待，寄予希望。

　　一九六〇年的中秋节，皓月当空，碧天如水。全国政协邀请各党派人士赏月，溥仪也去了。席间，溥仪走到谢老身边，恭恭敬敬地自我介绍：“我就是溥仪，您老把我特赦了。”谢老连忙请他坐下，说：“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你特赦的。”溥仪回答：“那当然，那当然，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最高人民法院，我的特赦证书上面盖着最高人民法院的章，我也要感谢您老。”谢老见溥仪有几分紧张，风趣地说：“我还是你的臣民哩。”溥仪一听，笑了，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起来。赏月的人群中也腾起一阵欢乐的笑声。过去的臣民，如今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同一位被特赦的旧“皇上”、新公民平起平坐在一起赏月，这个难得的历史场面立即被新华社记者摄入镜头。

　　回家路上，王定国问谢老：“你刚才对溥仪讲臣民是什么意思？”谢老幽默地回答：“他三岁当皇帝的时候，我考中了秀才，不就是臣民么？”说罢，哈哈大笑。回到家里，他高兴地对秘书说：“赏月的时候，见到溥仪了，我们把皇帝也改造过来了。”神情异常高兴，自豪。

　　谢老认为，要想提高审判质量，首先就要提高审判员的质量，提高他们的审判能力。一个好的审判员应该讲道理，而且很会讲道理，但事实上在各级法院中，不讲道理或不善于讲道理的审判员还不少，这就影响审判质量，应该教他们学会讲道理。一九六一年七月，谢老在法院工作座谈会上专就讲道理这个问题做过一个报告。他说，自古以来，法院这个地方就是被人认为是讲道理的地方。“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既说明旧社会贪官污吏欺压劳动人民，也说明衙门本来是讲道理的地方。一件刑事案子，有的要求这样办，有的要求那样办；一件民事案子，甲方提出这样主张，乙方又提出那样主张，各有各的道理。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法院作出判断。法院是评论道理和决定道理的权威地方，一定要大兴讲道理的作风，以不讲道理为可耻。怎样才能学会讲道理呢？他教给大家三个办法：第一、要学会听道理；第二，要学会想道理；第三，要学会讲道理。作为一个审判员，要懂得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原告的道理要听，被告的道理不能轻易相信，但也要听。此外，证人的道理、辩护人的道理以及其他人的道理也要听，对于发生这个案件的地方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都要听。听来的道理要想，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去想，要使你的道理为群众接受。他认为，司法人员如果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有一定的文学知识，对想是很有帮助的。

　　有一次，他问大家：“桁杨雨润、肺石风清”是什么意思？在场的许多干部都说不知道。谢老就解释“桁杨”是指夹脚及颈的刑具，“肺石”是一个象征。古时候，衙门问案的地方，都竖有一块人肺形的、红颜色的石头。人声发于肺，衙门公堂竖块“肺石”，是表明这里是讲话的地方。这本来是句赞美的话，但他看到江西刘某某的案卷里面有“上有恤刑之主，桁杨雨润，下无冤枉之民，飞石风清”的句子（刘把肺字写错了，写成飞字）。法院竟把它说成是反动词句。谢老劝大家多读点书，最好准备一本字典，遇到不认识或不懂的字句，随时查一查，免得闹出笑话。他用“疱丁解牛”的放事，启发审判人员判案时要善于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有一点心得就把它记下来，一个月记两件，一年就有二十四件，一件一个道理，一年懂得二十四个道理那就不少，“日知其所无，月毋忘其所能。”不要干一年是这样，干两年还是依然故我，那就不好了。这样的司法部门不是庸才就是懒汉。他说：“审判员一定要学会善于总结经验，不要以能判几个案子为能。”这句话是谢老研究多年司法工作，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因为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我们否定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不可能完全适应我国的情况，所以要靠我们自己总结、创造。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向司法干部提出这个要求。

　　谢老体会到纠正一个错案比判一个案子还要难。他常提倡干部要积极参加纠正错案的工作，这对于干部将是很好的锻炼。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就能更有效地提高判案能力。他主张审判员“一案一回头”，自己主动去寻找经验，总结教训。对待判错案件的干部，谢老不是谴责，追究责任，而是着重启发，使干部懂得要树立为人民高度负责的观念，懂得“知过能改即圣贤”的道理。他爱惜人才，包括知过能改的人才。不能要求一个人一生不犯错误，但可以要求一个人要从错误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能随意置他人于死地。他是爱护干部的，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干部，差不多都说：“谢老没有官架子，从来不发脾气，谁都亲近他，同他一起工作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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