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

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

　　一九四七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各解放区都进行着土地改革运动，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谢老和法委会人员转移到山西临县后，这里的土改运动已逐步发动起来，但是有些地方却不顾党的政策，以过“左”的做法对待地主富农，以至伤害中农，造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坏影响。谢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同“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有一次斗争大会上，群众将一名区级干部打了一顿。会后土改工作团在总结时，谢老说：“工作团任务不仅在于发动群众斗争，而且要告诉群众进行斗争的方式。干部坏要斗争，目的在使之改悔，不是要他挨打。打，是群众太愤激时所为，但也应相当劝止。况且，工作团没有掌握材料，对他们犯的错误事实没有做具体分析，还只是一些听来的材料。这样即交群众大会去斗，去打，是错误的。”谢老据理制止了斗争大会上打人的现象。王明在一次会议上讲所谓“贫雇农路线问题”时，谢老旗帜鲜明地指出：“贫雇农为农村中最革命的，应该依靠他们，满足他们的利益。但凡事都由贫雇农去决定，贫雇农说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叫‘贫雇农路线’的话，那很易使贫雇农从群众中孤立起来。”事后，他在河北平山曾说过：“把成立了若干年做了若干革命工作的政权不要，以农会或贫农会代之，叫篡政，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他认为，培养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在于使他们能联系群众（中农及正当的富农在内），能掌握政策，能运用民主，这样的干部才是骨干，才是有血肉的骨干。谢老的看法，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因而致使所谓“贫雇农路线”没有肆意发展起来。

　　谢老对于“交群众处理”的做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是自下报上常见的话。所谓群众处理的方法，不止是来自群众的朴素的方法，而且是经过领导方面的洗炼又得到群众承认的周密的方法。至于满足贫雇农要求的问题，主要是分给他们土地、工具及暂缺的口粮，而不是看见人家有东西就斗。中农有一点，富农多一点。但是，这些都是不能伤害的，因为“我们要求都富”，“不是要求都贫”。谢老早在这时，即鲜明地提出了“都富”而不是“都贫”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对富农政策如不妥，也可使中农不安。“中农目前是农村生产的主力，要使他们不怕发财，且容易发财，贫雇农是土改中的骨干，要使他们很快赶上中农。”谢老坚持党的保护中农利益的政策，使农业生产能够正常发展。

　　谢老为了深入研究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他亲自到临县五区南庄村调查了解这里的土改情况。他发现存在着几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一是果实分配重于土地分配，因而斗争果实和分配果实用的力量特别大，而又把主要力量放在消灭地财——埋藏土中的银洋、粮食、衣物等上面。为了搞底财，则不顾政策和政治影响，采用什么软硬兼施，捆绑吊打、扫地出门等错误的做法。谢老对于这种现象，严肃指出：我们以为主要应是消灭地主赖以剥削的土地，而不是这些底财。谢老对土改干部讲解说：使被斗者有出路，丢下地主皮，还可以做人，可以拆散地主阵线，使真正的恶霸地主孤立，使富农中农安心。他坚决反对在斗争地主时的打人之风，严厉指出：“打风不可开，何况有意地去打死人。”对于打死人的问题，实际“只是少数人咯吵一下，不问本人，也不问旁人，甚至所谓材料，也矛盾很多，不加分析，就对人判决。”他认为，这是人命关天，不是杀鸡杀狗。地富与农民，经济上是敌对阵营，但仍然是人。

　　为了纠正这些“左”倾错误偏向，他连续召开了土改工作座谈会，讨论中央新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谢老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育，他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精神，他强调重在实行。他认为：土地改革政策是基本的一环，要求每个党员要研究政策，因为全国人民把生命寄托于共产党。

　　在“左”倾错误盛行之际，谢老曾两次写信给党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反映土改中的严重错误及其造成的后果。他还以法研会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他在给任弼时的信中说：“幸而分局纠正的决定来了，大家进入了复查土改、学习中央文件，经过一个来月的检讨，过去以为是的，今都知其不对了。……为使纠正中不发生偏向，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里搞得颇乱。”他在信上强调说，只要耐心并采用正当方法，是可以搞好的。在另一封信中，他提出在复查成份中，关于划定地主、富农的时间界限问题，强调应以最近几年的经济状况和剥削程度为依据，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他说这一问题对老解放区仍很重要，中央似应有一指示为好。他对土改干部反复习讲解刘少奇给晋绥领导干部的信，以求彻底扭转土改中的“左”的作法。他认为，在肃清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真正可怕的不是地主阶级有形的力量，而是社会上甚至干部中无形的封建思想残余，因为他们害怕民众越来掌握不住，害怕民主制度的麻烦，而喜欢强迫命令。因此，他要求把中央文件的原则切切实实贯彻到实际中去。

　　谢老这时担任中央法委会和驻后甘泉各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会、和人谈话，颇为忙碌。他认为，人事关系似乎比战争环境还难处，但又必须处好，相信只要有原则、有步骤，任何人都可以处好的。他为了消除因土改工作中左右问题而闹得不和的现象，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

　　对于因“左”倾错误受害的人，谢老很重视对他们的妥善安置和平反纠正。他所在的村子里有一位烈士，是红军团长，土改中将他的家庭错定为地主成份，家属“扫地出门”，烈士纪念碑也给砸掉了。在纠正错误中，谢老负责给这位烈士家属作了平反安置。但区乡干部都不愿再给立起烈士碑。这时上级已通知要谢老和法委会人员立即动身转移，但谢老坚持要将这个烈士碑建立好以后再走。区乡干部无奈只好重新树起烈士碑，谢老满怀激情地亲笔为烈士碑题字，亲眼看着碑已树好才离开这里。他这种对烈士的深厚情感和对党的政策的严肃认真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基层干部和群众。

　　通过“左”倾错误的严重教训，谢老进一步认识到立法工作的迫切性和它的深远意义。他针对“左”倾错误时所出现的违法事件，提出了一系列立法方面必须研究和采纳的法律内容，并且提交法委会作为起草法律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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