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延安精神的热情传播者

延安精神的热情传播者

　　延安，虽说是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有较浓的火药味，但却也到处洋溢着赋词吟诗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林伯渠和谢觉哉联名宴请在延安的老年诗人，其中有革命老前辈和一些党外知名人士，即席成立了怀安诗社。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为战乱中能有诗社的诞生而欢欣，而庆贺，有的吟诗，有的填词，倾吐夙愿展望未来。“怀安”是取老者能安，少者能怀之意，这也体现了革命圣地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谢觉哉以他很少出现的铜铃般的笑声，称赞这个名字风雅和深厚。

　　谢觉哉回到家里，心潮起伏，情绪激动，久久不能入睡。他又伴着小油灯，写了《从怀安诗社谈起》一文。他在文中写道：以“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一类名词来命名诗社，很难找到先例。这不止诗社社虽多数是六十以上的老者（有少数几位年轻的），诗社的成立，也反映边区敬老慈幼政策的实际，表明边区政府竭力创造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也证明，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人们乐于在团结抗日的共同目标下携手前进。这个局面只有在日益高涨的整顿三风的舆论声中才有可能出现。

　　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新中华报》特地开辟了《杂感》专栏，邀请谢老撰稿。一九四—年九月，《新中华报》改为《解放日报》后，将《杂感》改为《小言论》专栏，继续由谢老撰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写了几十篇短文，这些短文的题材范围极广，涉及到各个领域，可以说是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先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改版。改版前夕，毛主席和社长博古在杨家岭中共央办公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延安各部门党内外负责人和作家参加。当时，谢老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身份，山席了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要利用报纸来推动整风运动。许多同志对报纸改版提出意见，谢老也提了建议，他以厨师做菜来比喻，不应总是一碗肉一碗肉，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脸孔说话。为了配合整风运动，他不顾身体衰弱，在报纸改版不久，就开辟了专栏《一得书》。这些文章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匕首投枪。

　　《一得书》热情地宣传“实事求是”精神，传播了延安作风，使之吹向全中国。首先，这些文章提倡联系实际，熟读深思整风文件，以领会整风的伟大意义。遵义会议虽然批判了王明的错误军事路线，但在长征途中，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批判他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因此，全党同志，对于王明路线错在那里，没有清楚的认识。党内认识不一致，步调不一致，领导革命，就很危险。所以整风运动非常必要。开始，党内有些同志对此并不了解，不重视中央发的二十二个文件。为此，谢老在《一得书》中著文宣传领会、熟读、深思整风文件的重要意义，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明。旧书如此何况党的文件。”关键在于共产党员要“心地光光地”，心上没有毛。因为共产党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部分，仍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带来社会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并不足怪，比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等，是毛的现象。整风就是思想革命，就是要整掉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只有把心上的毛拔掉，才能做到心寸地光光地……能够负起改造社会和人类的伟大任务。《一得书》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把颈骨硬起来》。这篇文章是由于看到《解放日报》登的一则消息有感而发的。消息写的是延安市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市府的职权低弱，要求边区政府提高市府的职权。谢老在文中首先讲了个故事：汉朝有个刚正不阿的京兆尹，有一天把皇帝姐姐的姘头在大街上打了一顿屁股。公主哭诉于皇帝，皇帝召京兆尹谴责之，京兆尹说：“我没有错，我是执行皇帝的法令。”皇帝说：“你虽然没有错，但是你得罪了贵人，也应该磕个头。”这个京兆尹不肯磕头，硬起颈骨，几个人压也压不下，皇帝怕对不起姐姐，就说：“原来这个家伙有病，颈骨硬了。”谢老说：“皇帝时代尚可‘强颈’，何况乎民主的延安！”他认为有法必依，“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说的情，不理。‘硬起颈骨来’，做它几次，威信建立了，人们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了。”这不但提倡维护法制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是提倡敢于维护真理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顿三风，同样需要“硬起颈骨来”。

　　《一得书》用充沛的感情，痛斥王明宗派主义，以正党风。它指出了王明宗派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结合当时尚存有的宗派主义残余，阐明宗派主义的危害，提倡同志间，党内外的精诚团结，特别是新老干部的团结，他指出：“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青年人的朝气，是社会可宝贵的东西，没有他，不能前进，老年人的经验、持重，也是可宝贵的东西，没有它，社会没有基础，同样不能前进。”《忆叔衡同志》是对革命烈士的怀念，也是对宗派主义的抨击。谢老称叔衡同志：“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的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前面。”由于他受到王明的“左”倾错误的打击，没有被批准参加长征，后来在瑞金到汀州路上牺牲了。谢老说，“‘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这话是和我说过的，且合乎叔衡同志见危不乱的果决精神”。他说，毛主席曾说过：“何胡子感情一堆”。谢老说：“不是一堆骨和肉，是一堆感情，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它感动。”文中没有一句批评王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话，但全篇都灌注了这个精神，令人深思猛省。

　　《一得书》痛斥主观主义，以正党风。鉴于王明把马列主义当教条，不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几乎把革命事业葬送的教训，它指出克服主观主义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同群众相结合，做好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他认为那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他很欣赏一篇德国牧师写的文章。那个牧师是从江西苏区出去的，他在文章中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马克思主义很深奥，文化低的中国工农，怎能和他们讲这些个？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真妙，他不对农民讲马克思的道理，而只讨论农民的生活，耕多少地？打多少粮？交地主多少？剩下多少？够不够生活等，告诉他们怎样就可以有足够的饭吃，怎样就可以保住自己的生活不被剥削去。农民在这样简单的宣传下，懂得了共产党，信任共产党了。”谢老看后，在《随记》中写道：“把我们的决议，不仅变成共产党所了解的东西，而且变成为广大群众所了解的东西，注意这个‘变’”。他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推进革命事业。

　　一九四六年，谢老又在《解放日报》开辟专栏《案头杂记》，继续宣传实事求是的延安作风。他说：“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我们有的没有去求，有的求而未得，有的得了而未全，有的则求的不是‘是’，而是非—实事求非。”因此，要搞清楚，是“经是好的，歪嘴和尚念错了”。或者“是否原来经就错了。”他在九月的一篇《案头杂记》上说：“原则定要把握住，不是在言词决议上把握住，而要在具体的事实上把握住。”因为从原则到事实，“中间尚隔一段颇长的路程。满口原则，且只停止在原则上，这叫空谈家，空谈家不会真懂原则。”

　　《一得书》、《案头杂记》等专栏文章，朴实生动，短小精悍，言之有物，娓娓道来，平易近人，毫无党八股的气息，可以说，这些文章本身就是以新的文风，向党八股挑战的，为我党提倡新的文风树立了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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