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为改善边区经济献策

为改善边区经济献策

　　谢老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任职期间，通过广泛的调查了解，深深地认识到，边区的经济能否改善，关系到边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经济是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

　　谢老不顾身体衰弱，一九四一年七月间，带病日夜伏案疾书，赶写《花定盐池运销的研究》。因为“运盐问题”，已成为当时边区经济的一个极其重要时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军事经费和财政收支的平衡，运盐问题如得不到正确解决，抗日民主政权，也将难以巩固。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却众说纷纭。谢老指出：任何一件事情，不一定都能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对于运盐问题，也是如此。他认为，最易懂的道理，在某种环境下常变成似乎很难懂—大家不懂。在群言淆乱中把握真理，是不容易的。而事实的教训，并不一定能教训人。谢老以顽强的意志，不辞劳苦地查阅历史记载，收集运盐资料。他在查考《延安府志》中，发现第七十四卷上记载着清朝时期的盐政问题。文中说：“议驮盐为延属之最苦征课，非经国之讦谟。谨酌两便之策以拯五属之剥肤，以垂盐政之永利事。”可见，运盐问题，早在明清帝王时代，就是延属一带的大事了。

　　谢老为了慎重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他多次和毛主席通信，研究探讨。常常还亲自去毛主席住处，或者毛主席来到他的窑洞，长时间交谈着运盐方面的各种问题。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和县、乡来的基层干部，或者农村士绅，了解运盐情况，交谈疑难问题。有次固临县来了几位干部，报告当地的运盐工作。他便详细询问了有关运盐的细节，并谈了他自己的主张。他热情地向基层来的同志解释运盐的目的，除了有利于群众的生活之外，主要还是为着军事经费有所着落。因此，凡是不愿意运盐的县，可加销公愤，以解决民困、军困问题。一天，三边几位士绅到延安参观，谢老便特地来到交际处访问了这几位先生，请他们谈了延池的历史和产盐的情况。

　　经过初步调查研究，谢老提出了一个解决运盐问题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没有被人理解。他深有感触地说：“‘吃一堑，长一智’，不是任何人能做到的。必须原来智的人，才能于吃堑之后，长出智来。”因为，运盐之事，不仅在领导机关内部有人反对，而且，区乡干部也多不了解，“颇露出对运盐不十分赞成的意思”，“乡村青年逃避运盐，早晨赶着牲口躲向山沟”。面对这种情况，谢老认定，“盐是边区最大出产，也是除公粮外政府最大收入。军队是抗日政权的支柱，军费开支是政府预算的头一宗。”因此，谢老仍然日以继夜工作着，终于完成了长达数万字的专题报告和说明材料。

　　当时，运盐问题既是陕北根据地经济重要环节，也是中央领导和边区各方面人士关注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对谢老关于运盐问题的研究极为重视。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特意派汽车接谢老来到杨家岭。夏末秋初的杨家岭，格外清凉。在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两人促膝深谈，直至深夜。第二天，任弼时又接谢老去他的住处谈了三四个小时。他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今天谈话算有结果。因为我们对以前各种不同见解主要归咎于政府负责者，没有很好很详密有远见的计划。”谢老既反对一些人不顾人民群众利益的过“左”做法，也反对一些人怕这怕那的畏难情绪。任弼时当时对他的见解给以了支持，使他感到非常欣慰。第三天，他将这几天交谈的意见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他写的研究论文。毛主席看到他的信和研究论文后，便于当日晚上驱车来到边区政府，与谢老又谈到深夜一时方回。

　　毛主席给谢老来信说，唯吃饭大事，须求干才。他对边区经济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发展经济，平衡收入两点上。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为此，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毛主席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这个问题。

　　谢老着力研究边区经济问题，除了和毛主席有数万言的书信来往与当面交谈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同时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拟定了一个改善经济的具体计划，提供中央讨论决定。谢老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指出：财政上要实行统筹统支即统一的原则，优裕时是这样，困难时更要这样；机关、部队应自己生产，以补充经费之不足；要想尽办法厉行节约，力争做到钱要用得少，生活要比以前好；人要用得少，工作效率要比以前高。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谢老对边区经济的好转，军费开支的保证，以及边区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毛主席在信中说的，你有很丰富的经验。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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