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转折关头

转折关头

　　第七章长征老战士

　　转折关头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艰苦的长征开始了。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战略意图是把红军主力拉到湘鄂西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在红军总部的后面，有一支特别连队，队里有身强力壮、全副武装的士兵，也有年轻的妇女和戴眼镜的斯文人，还有拄着拐杖的老头。这是中央机关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的干部特别连。为了照顾年老、体弱的同志，红军总部从各单位抽调一些小伙子来担任班、排、连长。谢觉哉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都是红军战士中年龄最大的，徐特立已满五十八岁，谢觉哉次之（五十岁），林伯渠再次之；董必武最小。

　　长征途中，前有顽敌，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有一天，队伍在一个山上停下来休息，几位老人围坐在一个小山坡上，趁机召开支部会。董必武是支部书记。突然敌机来了，在头顶上盘旋几个圈，摔下一个炸弹来，刚好落在他们围坐的圈圈中间。炸弹很大，一头栽进土里，泥土溅得他们满头满身，但却是一个哑巴，没有开花。董老笑着说：“炸弹落地不开花，这是马克思在保护我们。”徐老也笑着说：“这是马克思还叫我们继续干下去，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嘛。”谢老也笑得眯缝着双眼。他们接着继续开会，会后，又迈步向前了。部队夜行早宿，一个晚上要走几十里地。

　　革命暂时失败了，谢老象许多忠诚的革命战士一样，对党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忧虑。中央革命根据地丢掉以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并在继续发展。部队开始长征后，在他们的瞎指挥下，采取“甬道式”的搬家方式。红军第一、第三两个军团为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两翼掩护；第五军团殿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中央纵队和从根据地带出来的各种“坛坛罐罐”。这样前呼后拥的大队人马，负担笨重，行动迟缓沿途只能消极避战。由于敌人对我实行多方围追堵截，红军部队好象“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结果是处处挨打，伤亡惨重，红军过湘江后，主力由八万多人损失得仅剩下三万余人。毛主席当时曾十分气愤地对谢老说，在中央苏区，拼命主义拼掉几万人；出来，逃跑主义逃掉几万人，现在怎么得了！正是这种情况下，谢老象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强烈要求应该由毛主席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在长征途中，少数同志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极个别人甚至离开了革命队伍。谢老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早在红军撤离苏区前夕，谢老在销毁和处理许多重要文件和珍贵资料时，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却视若珍宝。在长征路上，这颗印章总是随身携带，有时经过危险区时，还把印章用红绸系在脖子上，贴身藏在胸前（后来他—直把这颗印章带到了陕北），他总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将来还用得着。

　　谢老是非常乐观的人，总是笑呵呵的，行军时拄着棍子，有节奏地迈着步子。休息的时候，常常和小伙子们一起半躺半坐地睡着。有时一边理着胡子，一边小声地给大家讲故事。鼓励大家在困难中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据一位跟随他一道长征的同志回忆，讲得最多的是李自成。他讲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武装几次几乎全军覆没，又如何重新拉起队伍，最后还是打进了北京城，吓得崇祯皇帝仓惶出宫，在煤山上自杀。他还讲了列宁领导的革命运动，如何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艰苦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他告诉同志们，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就是要能吃苦，要克服困难……

　　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红军胜利地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解决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在楼上举行时，谢老正在楼下打摆子（患疟疾），听说毛泽东出来领导长征，如闻春雷，霍然而起。在高级干部中传达会议的决议时，谢老高兴地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事情好办了。？他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坚决拥护毛主席领导红军的重要发言，同时也间接地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据谢老后来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追忆，当时他对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是有较深的认识的。他回忆道，五次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来之时，毛主席提出红军主力无疑应该转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阵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苏区敌人不得不回援其根本重地，用这种办法粉碎其向苏区进攻并用这种办法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当着打了一年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去浙江，毛主席又提出可以向另一方面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进攻，不是从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株洲、长沙与常德包括湖南的大部分在内，作为自己的战略活动地带，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用此以打破围剿，保卫苏区。此计又不用，打破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离开多年流血创造的苏区大搬家，抬大机器向不可知的方向搬，东西连人，不几天都丢掉，这些都是不可解的。据姜国仁回忆，谢老生前曾对她说过，他在会上曾这样表过态：“大家都盼望毛主席回到党中央领导岗位。毛主席回到中央领导岗位，是全党全军拥护的。……”

　　遵义会议结束后，部队继续北上。正在生病的谢老天天发高烧，有时烧的不知人事，但一声令下，他爬起来就随军出发，一双脚软得象踩棉花，咬着牙走。后来他曾对一个青年回忆说：当时，看样子真是苦，但是心里充满希望，坚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甘与苦都是比较而言，快乐常常不在艰苦之后，而在艰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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