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梅坑惜别

梅坑惜别

　　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领导人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十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也到达中央根据地瑞金。临时中央和李德等人来后，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面对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等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据地越来越小了，红军不得不作一次大的战略转移，准备长征。

　　当时兼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长的谢觉哉被批准参加长征。但是他的老战友，“苏区五老”之一的何叔衡却被留在根据地。而不让何叔衡参加长征是另有原因的。

　　长沙“马日事变”后，叔衡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院主席。他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被“左”倾领导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担负的重要领导职务被全部撤销。觉哉完全了解叔衡：他对革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动摇过”。

　　叔衡被撤职时，觉哉到达根据地的时间还不长，他不了解其中的详情，为此曾三次问毛主席。第一次问，毛主席没有吭声；第二次问，毛主席仍然没有吭声；第三次问，觉哉直截了当地说：“主席，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主席仍然一声不吭，象怕被继续追问，躬着背，缓步走开了。很快觉哉了解到毛主席当时名义上虽然仍是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被排斥出了中央领导核心，变成有职无权了，看到革命不断遭受损失，他的心情十分痛苦，但为了顾全大局，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对许多重大问题保持沉默。觉哉深感自己“太钝了，竟没想到里面有那多文章”。这次准备长征，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和他都被批准随着主力红军转移，唯有年龄最长的叔衡却被留下来。觉哉深知“左”倾领导者的用心，不禁满腔忧愤！

　　离长征出发的日期愈来愈近了。一九三四年九月末的一天傍晚，觉哉从叶坪来到叔衡的住地梅坑，向他道别。显然，叔衡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是愿意随红军主力转移的，他曾经向董必武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心情。那是一天午后，董必武到叔衡的住处闲谈，叔衡问董必武，

　　“假如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

　　“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董必武回答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吆？”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时所经验过了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一双还有半新。”

　　尽管如此，叔衡的意志仍然是那样坚强。觉哉走进叔衡的住处，一间破旧的瓦房子里，桌上摆着自养的猪肉、鸡肉和自种的菜蔬，不知从哪里还弄到了鲜鱼，这是叔衡为觉哉饯行的宴会。本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生活，但这一次分手，心情却格外不同，两人相对无言，彼此保持着严肃与沉默。无疑，他们不是为个人的生死而忧虑，而是为中央苏区即将沦陷而痛心，为党中央所发生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纠正而担忧。饭后，叔衡把自己使用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送给觉哉留作纪念，并用马把觉哉送归住所。

　　谁能料到，这竟是他们几十年生死相交的最后一面。红军长征以后，根据地很快便沦陷了。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叔衡和瞿秋白等同志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敌人包围，突围中，秋白被捕，叔衡壮烈牺牲。

　　后来，一九四五年古历五月五日，是叔衡的七十诞辰，觉哉在延安追忆梅坑惜别的情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怀沙屈子千秋烈，焚券婴齐一世豪。
　　十二年前生死别，临行珍赠小钢刀。

　　觉哉在诗中以屈原仗节死义不易其行，自投汨罗江而身亡的比喻，赞颂叔衡临难不屈的壮烈牺牲，又以历史上传说的齐冯爱为孟尝君获取民心的故事作喻，赞扬他在中央苏区领导土地革命的丰功伟绩。同时，还追忆了珍赠怀表和小钢刀的往事。全国解放以后，觉哉把叔衡珍赠他的遗物之一——怀表转交给叔衡的女儿实山、实嗣。当时，他满怀追念之情说，“你们父亲生前有句活，就是‘我为苏维埃流下最后一滴血’！他已经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临别前，他给我这块怀表和一把小钢刀。小钢刀现在已经不在了，这块怀表我应该转交给你们，你们去留作纪念吧！”实山、实嗣双手捧着父亲的遗物，眼泪夺眶而出，已经七十高龄的觉哉也老泪纵横，哀思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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