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倭绥略传|王统照

高士倭绥略传

　　约翰·高士倭绥（John Galsworthy）一八六七年生于英国撒雷省的高姆地方。他虽生在撒雷省，却是个狄温（Devonishere狄温许儿是英国的一个省名）人，就是他的姓高士倭绥（Galsworthy）的顺序，也可以一望而知是狄温的名字，且是他在狄温那里，也住过好多的年岁。即在他的作品里，也是很多关于狄温事实的色彩，如《狄温的一个人》（A Man of Deven）、《缙绅》（The Patrician）、《雾里驰骋》（Riding in Mist），在这些小说、剧本里，很可见得出。他第一次受教育是在哈楼（Harrow）哈罗大学（1881—1886），后来便转入牛津大学，学习了三年的法律。

　　从这时到一八九〇年之中，他选了辩护士业，那时他是继续他的法律上的准备，因他父亲愿意并且助着他，使他仍然能与他的父亲营同样的职业。不过，高士倭绥生性便不喜欢研究法律，他曾说：“我在种种的律师事务室里读书，而所练习的，则几乎全不与我性格相近，且是我自始至终，不喜欢我的职业。”由此可以见出高士倭绥自青年对于法律，早已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反感。到后来他有许多著作，差不多是对于现代英国法律，下根本上的总攻击，大约这时已经埋下了那样伟大文学的种子了。

　　他习辩护士业，既郁郁不得志，家里也还富足，于是他便飘然远出，作各地的旅行。他旅行所经的地方，非常之多，几乎周遍了全世界。如：阿美利加、埃及、不列颠、哥伦比亚以及澳大利亚、俄罗斯、韭吉群岛诸处，都曾经过这位热心社会改革的文学家的足迹。他曾坐了帆船，由阿答拉底（Adelaide）到北阿非利加去，遇见了些危险，后来他作的《约瑟康拉达》（Joseph Conrad）小说，就是追想他遇险的事实。

　　高士倭绥虽说政治上的品性，是非常超卓，而他的作品，在严肃的真诚里，天然的清爽的美，是不可掩饰的。在他所作的小说《小梦》（The Little Dream）里，抒情的描述，比着譬喻的写法，更要动人。是一种热望的灵魂的美妙的空想，而有生命真诚的兴感，与意义的习知。至于他诗歌的妙境，是灰色生活中的红光内动，宛如秋后的树景一般的色彩，或者内中更有活泼的灵魂，藏着里面而作生活的奋斗。他著作上的风格的流动与生机，就像沟水的流动，经过海峡一样的活泼，在他的文学上的内部，像这样感觉，是容易使人接触得到。

　　高士倭绥的戏剧，可以说是英国的新戏剧（New Darma），他的思想与观察，本来高人一等，即他的艺术，也非常卓越。

　　高士倭绥是个热心改革社会的人，所以若从他的著作里，解剖他的思想，差不多每种著作里，都包含有一种社会问题及法律、道德的问题。他绝不是浪漫派的作家，也非崇拜神秘，借示象征的那种文学。他是以愤世与救济的眼光，借文学来写出，其实他文字中所包含的问题，是人人所能够思及而怀疑的间题，不过他能用痛快淋漓形容尽致的笔墨，叙述与刻画出来，所以感人尤深。这等文字，即是没有什么词句上的优美，韵调上的激荡，已足移人了！高士倭绥他曾自叙其著作的得力处的几句话是：“一个人既能生活，又有思想，所以他便能著作。但是著作要真实的、有良好戏剧的作出，或其他艺术上的练习，必定差不多要有一种磨练的，热烈的爱和一种自重的白热（Whiteheat），一种真诚与明达的欲望，在一种权能里，能以有最好的事物在内，且是必要加上一种眼光，不可退缩。”由此可见高士倭绥平民化的思想与文学艺术上的价值。他本着这种精神去努力创作，真可谓不是“玩物丧志”的文学作品了。

　　高士倭绥是一个严肃而坦白的著作家，他的文学上的作品，在字句中，有非常好的感觉：清楚、简单，直接能予人以最清晰而激动的一种印象，使读者或听者对于他的著作，永不能有印感的欠缺，无论他的戏剧或小说，都有深入人心而不予人以厌烦的这种文艺上的力量。他是一个最仁爱的作家，所以他的文字，是令人以极宽厚的感觉，比较社会党员及社会改良者，更要仁厚。他简直是最富有同情的艺术家。Sympathetic Art-ist凡属于他的著作，几乎全是为平民抱不平，而与社会上恶劣、虚伪、偏颇的礼教、法律、制度相搏战。差不多不仅可说他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且是纯粹由于人人心底，对于现代各种法制，根本怀疑的文学，他可谓为一个有威权而卓异的作家了！他在英国当代文坛上，与王尔德（Os-car Wilde）、萧伯纳（Bernard Shaw）及巴尔克耳（Granville Barker）诸人，各树一帜，而自有其特殊的色彩。

　　高士倭绥在他的真诚与热望的文学里，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他那种正义的思想和技巧的艺术，实予人以至深的影响。他本是个思想超越的人，而他的著作，全力注重的，也是人类问题。高士倭绥并不反对批评的主义，不过他的主义，是注重在经济及社会方面的，所以他自己的批评主义，是与恒人不同的。依他自己建立的批评主义的进行，是以他的小说为社会论文。在小说里面，他的性质上的思想，就可代表出民众的思想来。他有一首诗，最可注意，这首诗可以代表他自己的祈祷是：

　　在春日的夜里，
　　我是到上帝立的所在。
　　什么是我向他呼喊的祈祷？
　　是这样的祈祷：
　　哦！Gourage庄严的主啊！
　　哦！这是春夜的主人！
　　作出个强固的心意，在我的心里，
　　用伟大的勇敢，去问你一切的事物。

　　高士倭绥到现在，所作的戏剧，著名的很多，如《银盒》（Silver Box，一九〇六年）、《斗争》（Strife，一九〇九年）及《长子》（The Eldest Son，一九一二年）、《裁判》（Justice，一九一〇年），这几种都是他戏剧创作上的结晶品。不过我们不能一一的都去说明，只好先将《银盒》及《斗争》两剧的精神及结构，少加解释，然后再将他戏剧的结晶之点记出，那末，我们对于他戏剧上的观察，庶可不至挂一漏万。

　　高士倭绥作的小说、剧本、诗集、论文集很多，今于下面，先将其剧本的名目写出来，以备参考。

　　《银盒》（The Silver Box）　　　　　　　　一九〇六年
　　《喜悦》（Joy）　　　　　　　　　　　　　一九〇七年
　　《斗争》（Strife）　　　　　　　　　　　　一九〇九年
　　《裁判》（Justice）　　　　　　　　　　　　一九一〇年
　　《鸽》（Pigeon）　　　　　　　　　　　　　一九一二年
　　《长子》（The Eldest Son）　　　　　　　　一九一二年
　　《游荡》（The Fugitive）　　　　　　　　　一九一三年
　　《暴徒》（The Mob）　　　　　　　　　　　　一九一四年
　　《一点儿的爱》（A Bit o' love）
　　《基础》（The Foundations）
　　《皮肤的游戏》（The Skin Game）

　　近代资本家与劳动家相竞争之点，无非社会上资本及劳力不得其平的原因。因此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竞争逐日激烈。至于劳工待遇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女工问题，皆为待决之端。在从前如哈儿德曼（Haupt-mann，德国戏剧家）所作的戏剧，对于当时社会制度，大加攻击，传播自由思想，异常有力。如《织工》（D. le Weber）一剧，尤为迷梦的社会的“当头棒喝”。叙富人的苛暴，劳工的可怜，为工人鸣其不平，惨淡深刻，即读者也至易因其描写，下同情之泪。所以当时在德国舞台上开演，遂震动一时。至于高士倭绥的《斗争》的主义与哈儿德曼的《织工》，可谓后先辉映。其观念与描写，也差不多有同量的轻重。其内容为一工厂总理与工人的竞争，一面只图其事业上资产之增进，而不顾工人的生死，一面则以生活上的需要及自由精神的要求，虽至于罢工，至于饥饿，困苦流离，不少退屈。高士倭绥更着眼到工人团结势力的薄弱与涣散，对于罢工与总理相争之时，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没有什么正确主张的，到后来相持日久，终归调和，在工人方面，虽未完全占得胜利，然尚可有望于将来，所以他这篇《斗争》，简直是劳资互争的纪事文了！这篇剧本中，有一段的读话，是资本家的首领Anthong的女儿Enid，她是个很和善的姑娘。她说：“我们看见一切的苦恼！你记得我的婢女安尼，她不是和罗勃儿司结婚了吗！那是很困难的！她的心是柔弱的，所以她开始受这个打击，她不能去预备食物呀！”这不过其中的一端，也可看得出高士倭绥，对于弱者，可怜者的最大量的同情来了！

　　许多的山和田地，似乎是嘲笑道路，沟畦，被人蹴踏在他们上面，并且也嘲笑栅栏、洞谷、垣墙。在白的天色与绿的平原中，是相合成，去轻忽这些微小的活动。

　　由这首诗，我们可以知道高士倭绥求知的想望，及对于世上一切事物，怀疑否定的态度来。

　　无论是谁，能以提得到庄严的观念关系到艺术与生活上去，表示在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与关系，那末高士倭绥的小说，却没有一页不是这样。就是他的小说，全是实际生活上的注解与批评，批评及于经济与社会的状况，在人民的相互关连里，一面可以说是引导出他的同情，一面可以说激动他的嘲讽。他的著作，庄严的态度，就像他是一个艺术家的差委，而在许多的机会里，表示出些观察，又是受了他自己从前成业上的影响。

　　所以我们若是读高士倭绥的著作，当要先说明他的著作里，有更大的计划，比着一个人的微小生命的计划，更要重要，然后高士倭绥那种诚恳、仁爱的精神方可以显得出。他是常常由文字里，表示出讥讽人为较小的情形，我们由他所叙述的一段里，可以见得他是注意在那种“自由之乡”（The Freelands）的愿望。

　　以上将高士倭绥作品的精神，及其戏剧的意义，稍为说明，也可以作为简略的介绍。中国从新文学的研究发生以来，关于戏剧的创作，非常的少，且是中国社会这等的迷乱，果真有高士倭绥，能以在中国出现，我想一定有很重大的影响！

　　他这两种戏剧，是不满意现代的法律及劳工制度，提出这样重大悲惨的问题来，待世人讨论、解决。就中实是包着了一付革命的精神。他与英国萧伯纳氏，同为社会改革的急进的戏剧家，萧伯纳所作《巴巴拉少佐》（Mayor larbefa）一剧，曾说：“贫穷足以墟人之城市，置人于死地，……精神因之而颓败，终身由是而牺牲，而人类之为罪恶者，亦莫知其故。”云云，此虽激昂愤慨之言，而与高士倭绥此两篇剧本，异途同归，同为贫苦社会下同情之泪，借笔端、舞台而泄其不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是一样的目的。英国人最重自由，于此也可见一斑。近代以来，新兴的戏剧，有趋于新浪漫主义的；有归于神秘倾向的；有借象征而譬喻人生的；而英国文学界里，除了爱尔兰的新文学不算外，他们有几个作家，却都朴实说理，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这也可算得近代文学之社会化的唯一倾向，也可看出阶级的战争日甚一日，无论研究什么学问，这个切肤的问题，也抛不了。尤可看出英国人重实际及爱自由的性格来。

　　他的著作都很精粹，不过他的戏剧，尤为人所佩仰，而富有同情的刺激，传布到人们的灵魂里。所以他的戏剧文学比较诗，小说等，更出名。我以上既将他的历史，和其它著作的梗概，叙述过去，那么再可以先将其著作的主义，及其文学上的艺术说明，使读者更得一个明瞭的观念，然后再专论他的戏剧的特点，庶几于此短文之中，使研究文学的，对于高士倭绥的全体，有个约略而确切的概念。因为他虽是戏剧作品最为著名，然我们要研究他的戏剧的精神，便不能不先将他的思想和他所用的文学上的艺术，解剖一过的。

　　他的著作中，统括起来说，便是有最丰富的批评的色彩。如对于社会的批评和道德的批评，而根本上是由于怀疑的观念。所以他的著作，可以说渗透沉浸在一种人生哲学（Philosonphy of Life）里，对于不满意的、虚伪的、无人道的生活，他便讥讽藐视而攻击他们。

　　他的小说最著名的如《爱尔兰法利塞徒》（The Isand Pharisees）、《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乡居》（The Country House）、《友爱》（Fraternity）、《缙绅》（The Patriian）、《黑花》（The Dark Flower）以及《自由之乡》（The Freelands）诸篇，都是有主义，而兼有文学上的兴感，与美的小说，我也不能一一详细的介绍出来。因为我们要注意他的戏剧上的创作，上面叙他的思想及艺术，已经不少了，那末我们便可看他的戏剧的作品如何。

　　他本有文学上的嗜好，后来便渐渐留心到著作的事业上去。一八九九年，第一次印行他的著作，是部小说，名字叫Jocelyn，又接连着出了一种短的Novel及一卷短篇小说。他本来是诗人兼小说家及戏曲家，不过他第一次著作的尝试都是小说。在他第一种戏剧创作以前，曾做过四种小说，内两种是《乡居》（The Country House）、《本性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那时他的文学上，已经有点成功，及至最有名的《银盒》（The Silver Box）出而问世的时候，他的论文、小说、戏剧及诗集，已出得好些了。

　　《银盒》是描写正相反对的两种人，有钱而富厚及势利的，便是巴斯威克（Barthwicks），而贫苦无告的一双夫妇，名叫琼司（Jonese），他们的处境及思想，完全立于相反的地位。因为巴斯威克是一个议员的儿子，他头一天在一个私娼家里喝醉了酒，以不正当手段，取了一个小钱袋回家来，不料失业的琼司，——他家一个打扫妇的丈夫——当晚也是一样的喝醉了，糊糊涂涂，将议员儿子的银烟盒和偷来的妇女用的钱袋取去。后来议员的儿子因为遗失了银烟盒告到官里，把琼司捕了去，弄得他一家妻离子散。末一幕便是在法庭上，富的原告和穷的被告各呈舌战。而高士倭绥于此就向那扶强害弱，威吓贫民的死法律，设下多少问难，由那个真诚的琼司嘴里说出。因为他对于议员儿子的钱囊及银盒是由醉误取，而这些东西，议员儿子也是由偷盗得来的，也是在法律上犯了罪。

　　何以独对他这误犯罪，要加以科罪，对于议员儿子犯罪的行为，视为光明正当，置之不理呢？我们看到这里，不能不说庄子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以及“以用为知，以不用为愚，以彻为名，以穷为辱”的几句话，为能洞见人类症结的本源，而为社会不平的大原因了！由此可知一般具文的法制，无非是为富贵势厚的作护身符，而贫苦小民及无知识阶级不惟不能受其利益，且繁文缛法，束缚剥削，层层不已，更足以使其生活上抱非常痛苦，经济上加许多压迫，于是社会暗潮，日甚一日，阶级斗争，愈进愈烈，当然是不可或免的。因为法律所以均不平的，以具有这等法律，而不平日甚，这不是现代的第一个大问题吗？高士倭绥以文学的艺术，描写这种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无怪人家说他的文学上的创作，比社会党员的主张，更要锋利。因这样刺激的，暗示的文学比较改造社会的论文，尤易动人兴感。

　　《银盒》与《斗争》虽取材不同，叙述亦异，然根本上不外贫富阶级的战争。而高士倭绥，则于字里行间，为贫者、弱者、无知识阶级者，鸣其不平，而抒其冤愤。《银盒》的主旨，系攻击现代法律的失平，而《斗争》则叙资本家苛待工人的卑鄙，兹先将《银盒》中的事实叙明。

　　陈君大悲嘱我为作此文，以备《戏剧杂志》的登载。不过我对于高士倭绥的作品，也没什么甚深的研究，又加上陈君催稿甚急，我又小病初愈，便草草的作出，聊以作个约略的介绍。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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