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2)|王统照

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2)

　　旧文学实在是有不可数计的虚伪与无聊的作品，在内充数。我们如其愿意用现代的精神，想由旧文学中，拣出可宝贵的珍品来，便不能不用一番筛捡的功夫。用筛捡的功夫，是为的将无穷的沙粒捡出，以便发现有真正价值的珍品。那末，不用判断的功夫，怎么会得有这种分别。再换句话说，现在去批评旧文学，不能不用一份锋利的眼光，去作寻捡的功夫，若没有此层努力，“鱼目之混”，恐怕难于免掉。我们也知道旧日传袭的批评，是可烦恼的，因为它的根本，是已建立在沙子上了。那些从古相传的片断批评的法则，已经不能使我们满意。此刻如去作批评的努力，判断的精神，是不可缺少的。不过这二层：——判断的与主观的批评——很难分晰，易于混淆。求之旧日文学的批评中，实不易得出个相当的例证来。因为他们所用于的批评方法，难说到界限上去，扞格与模糊之病，实在过多。但讲究到判断方法的应用上，钟嵘的《诗品》，尚略可比附。因为他尚能求于勤搜广览之中，求得出一种比较的法则，与探源的议论来。虽然是语焉不详，然尚具有大体，如其中一段，论六朝时的文学家道：“休文五言最优，辞密于范，意浅于江。”这类的话，现在读去，也不能十分恰惬我们理想上的批评的方法。

　　但这等细为比较，与判解明确的批评，确非只知徒事辞藻的文字所能见得到的。因为这等批评法，绝不能说是纯粹由主观来的，多少也有些判断的意义。又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虽不拘于批评一个作家，一篇文学作品，不类分派别，用很切合于造成意象的文字，去加以比拟，固然“鞭辟入里”的一步，是说不到，而判断的眼光，究不可没灭。我们再看以后那些批评诗文集的先生们，亦知在起仗，对仗，比譬，顿荡，声律等等地方去注意，而加上以任意的主观，是更不能比数了。看来主观，原是要具有的，且也是势难掩抑的。况且近代西欧的批评家，也有“纯粹的文艺批评，即是纯粹的自己表现”的话。那末，我们为何竭力地去排斥主观的批评呢？须知主观与纯粹的自己表现，实在不可牵混在一起去解释。所谓自己的表现，是对于艺术欣赏下得来的一种神感，由此突来的神感，引起自己的心理的表现。

　　对于某种艺术的感受上，并不是读了一篇作品之后，纯粹由一己的偏见，任意非绝对的批评，所可比拟。如旧诗话中，有段很有趣味的文字，“孔文举云：‘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事矣，此语甚得酒中趣。及见渊明云：‘偶有佳酒，无夕不倾，顾影独尽，悠然复醉。’便觉文举多事矣。”这的确不失为一种纯粹的自我表现的话，而且也不失为一种由比较其诗境，与自己思想的移转的判断批评法，至如清初有名的古文，小说，戏曲的批评家金人瑞，直到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阅之令人快意的地方，而根本上他的批评法则，多以游戏出之。至批评《西厢》，与《唐才子诗集》两部书，尤无道理。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表现，而主观武断的话，到处皆是。更没一点判断的精神在其中寄托出来。再则例如近代穿凿及强证的红学家，去批评《石头记》，徒令人阅后减少对于原书的兴味，而惝恍无从。这都是受了主观太重的弊病，而判断不得其法。

　　既没有完全的文学史，又没有多少专门研究文学——中国文学——上的著作，那些头绪纷繁，范围难定的中国类文学作品，更难数计，简直令人无从说起，更不要说到怎样去批评了。

　　据我的想象，直接的写在下面。

　　批评方法，在西洋的文学界中，也因时代不同，屡有变更。古代不与中世相同；中世不与近代相同，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与研究文学的对象，都时时的倾向于更加精密完全的形态的关系，所以批评的方法，也由广泛的变而为细致的；由迂阔的变而为论理的；由主观的变而为普遍的；由笼统的变而为分析的。这全是由于时代的转移，及研究文学之进化的关系。我想中国文学的新批评的精神，当然也不能与时代精神，不连结而合而为一。不然那旧日的诂，释，笺，注的工夫，已经比我们努力的多了，我们在现在的百忙之中，更何必多此一举。

　　批评主义，应用到文学身上，当然先要分清是现代的文学与过去的文学，这两种的批评，有时难易互见，而绝不能用同一的眼光，去作此工作。至于内在（文学作品的）精神的发挥，特别风格的指示，与时代有影响的思想，作者的人生观如何等等，都是文学批评应该先行注视到的地方。那是不论批评现代的著作，与批评过去的著作，是要一律的。至于方法的应用，也不能过于拘执，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无论在哪种表现人生生活的方式中，都是如此。

　　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这不是容易说的，而且在向来是“汗牛充栋”的中国著作林中，去讨论怎样批评？即使有闲工夫，慢慢地细密地去搜集材料，讨论方法，还恐怕有疏漏之处，当然我这样匆匆忙忙的作去，其不妥或想不到的地方，必然很多。不过我是一种建议，并不是一种定案，将来尽可以有更详密精进的方法出现，那便是我最希望而且欢喜的事了！

　　所以此后我很盼望有心批评旧文学的同志，不要看轻了批评二字；尤其不要看轻了批评旧文学五个字。几千年来在中国的陈旧社会之中，许多文人学子，用志不纷的去专攻文学，去考究批评，而因为方法的错用，遂至没有几部有价值文学批评的书出现。何况在现代生活状况复杂，多用脑力的环境之中，若再误用方法，那末不越发使旧文学没有露出真面目来的一日吗？

　　我知道用判断的方法，究竟对于作品上是有多少的损失的，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但看利用的手段如何。尤其是我们在今日而批评旧文学，是有采用此方法的必要。

　　我常想批评中国文学的第一步，必先从整理的功夫入手，能将这些“汗牛充栋”的书籍，爬梳，钩稽，分开整理，补正错误，理清门类，然后方可说到批评。因为这样一来，批评者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等希望，刻下未必能完全实现，因一时还恐怕没多人愿去担任这个工作。旧日的文人，多半是彳亍在传统的思想之下，虽也有时有些独到的见解，精深的努力，若将整理旧文学全部的责任，推在他们的肩上，说句武断的话，当然难以胜任。

　　我写到这里，苦思要找出一个例证来，忽然想到俞平伯君今年对于《石头记》的批评，颇有点解释批评方法的表现。固然在俞君作这等文章时，未必即想到一定用此等方法。不过在他的“左右逢源”的批评，与绵密的说明之中，于此方法，可见出特长来。本来解释批评，要对于细节，对话，前后的连贯，人物的插写的印证，事实的表现的确实，都须处处留神，连锁而为一气。然后方能见出一部著作的真面目来。

　　于此我们可更得一佐证：凡是能用解释法去批评的，必先具有归纳与判断的两种方法为其基础。如上面已述过的那两种方法，所以能用得好而不至流入鲁莽妄断的原因，却在对某种作品有特识，又须熟识，考核与切实的研究过，方能用归纳的方法与判断的方法，方能用解释的方法，作通体的详密的批评。俞君对于《石头记》一书，可谓有至深的研究。即看他所发表的《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及《高作后四十回的批评》，可以见出他对于此书，在未曾作此文以前用过什么功夫。创作固然是不容易，有时批评努力与困难，与创作相等；或者有时还要更费力些，更困难些，比诸创作。

　　我们完全拿了批评现代文学作品的方法，去批评旧文学，是事实上不相符合，而要依据中国旧批评文学议论作根据，勿论古今人的见地不同，且是费了很大的工夫，从凌杂片断的群籍中，找不到几本真有价值的批评书。有这两层关系，我们不能不另行寻创造的途路来，去作批评旧文学的较为利便较为迅速而有标的的方法。

　　我且少说原理，但讲到这个方法的应用上，在中国古书中，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有这样文学的批评著作。这等方法，万不是从前那种逐回，逐节，屡批，按语的零碎批评法所可比拟。这是要将一种作品外表的形式，内在的生命，完全拿到文学试验的工具中，去分析出合化他的原质何在；测量出他的交点何在；计算出他的乘除何来。固然不是有一定的公式，如物理，几何那样的不可移易，然而绝不是如旧日没一点有组织的批评的方法所能梦到。中国文学，在旧日不会有过真正精警的批评，最大原因，却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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