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教训|王若飞

过去的教训

　　过去的教训[1]（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现在说到过去失败的责任问题，整个的指导机关都应负责，无论当时表现的或是“左倾”，或是右倾，或是上午“左倾”，下午“右倾”，同样的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样的是不懂得。不过独秀同志为总书记，当然他的责任更要负得多一点。同时还要注意的，即历来派到中国的国际代表之幼稚与糊涂，中国同志最迷信国际指导的，过去所以不能忠实执行国际的指导策略，由于国际代表之错误解释与错误应用有严重关系。我们以后的工作要免除旧的机会主义错误，第一是要弄清楚工作的政治路线，因为中国党理论的幼稚，这是要国际切实指导的；第二是要改变过去的绝对集中、上下隔离的组织形式，才能使群众意识反映到指导机关，才能监督指导机关不脱离群众。说起武汉时代指导机关某些负责同志之腐化与清谈误国现象，至今犹为痛心，我们希望它永久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不再复活。

　　再总括说几句，过去国际所指导我们实行革命联合战线策略（加入国民党政策）是对的，我们在这个政策之下曾获得了伟大的成功。国民党改组后，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北伐中各地工农运动之蓬勃发展，都是这政策的效果。坏处就在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之性质与前途根本不了解，不知道这个政策在革命转变中的应用与改变，所以当革命斗争转变到某一阶段时便露出我们过去的无准备和当前的彷徨，机会主义的缺点一齐爆发。

　　在批评过去的教训后，附带对独秀同志问题说明几句。在前几天与国际代表同志的谈话中，因为恩来报告独秀同志因病假不能来参加大会的原因和对于国际第九次扩大会的决议案的一点意见，我在恩来同志发言后多补充了几句，于是引起向忠发同志激烈的非难，说我不应该受别人的影响，代表别人说话。甚至我的妻子也这样反对我。这几天来常常有同志来问我：你是否代表陈独秀同志？独秀为何不来参加大会？他为什么说国际牺牲他？是不是他反对国际？我回答说，这些问题我都在大会时声明。第一，我先声明我不是独秀的代表，我不能代表他发表什么政治的意见，我现在所说的话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第二，独秀同志之不来，据我的观察，因在八七前后受到严厉的处置，不许他参加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也不要他参加，只通知他速走，当时俄国党内又是与反对派争论最厉害时候，独秀同志以为国际是决定牺牲他以维持中国党指导机关威信，又不放心他在国内，恐他发表言论发生不好影响，他以为到了国际横竖是无用的人，或者还附加说一个“托洛茨基派”的名号，更辨别不清，所以表示不来，且坚决声明不发表什么政治意见使党内发生影响。此次国际要他来，他又联想到上两次不许他参加会议，联想到维持中国党中央威信问题，以为到莫亦未必能到大会。第三，所谓国际牺牲他的问题，大家不当纯从坏的方面去推想，试想从这几天同志们对于过去武汉中央错误的批评来说，假使没有一个办法怎样能维持以后中央的威信及指导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国际对于独秀同志的希望并不如独秀同志自己所想象的一样，独秀同志知道这种实际情形后，就看他能否接受国际新的政治路线，若果接受，国际自然不拒绝他回党工作，若不接受，当然不客气的要他出去。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注】

　　[1]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25日，王若飞在大会上作了讨论六大政治报告的长篇发言。发言有五个题目：一、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二、现时争斗形势的估量；三、过去的教训：A、八七以前的机会主义；B、八七以后的盲动主义；四、上海工作的几个声明；五、目前的任务。本文是王若飞在六大会上发言记录稿第三个问题A部分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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