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反惨目的北京城|王若飞

伤心反惨目的北京城

　　——反赤军努力创造的成绩（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自从四月初旬以来，北京人民即饱受奉军飞机抛掷炸弹之威吓，延至四月十五日，国民军退出北京后，于是北京市民所恐惧敬远的奉军，硬光顾他们门上来了。首先入城的便是张宗昌部下白俄骑兵，策马沿街乱跑，令人回想庚子年八国联军破京时景象，不寒而凛。此后奉军入城者日多，而北京之恐怖情形愈不堪问。爰自身所亲历，择要述之：

　　（一）形同抢劫之军用票　奉军入京后，即有大宗不兑现的直省流通券及鲁省军用票杂在市面行使；其最令商家难堪者，为军人购买微少价值之物品而出十元、五元之军用票付价，强令找给多数现洋，使货价损失外尚须赔贴多数现款。有某洋货店某日去一兵士，购值五角之纸烟，掷二十元军用票与之，令找十九元五角之现洋，铺主持票有难色，即挨一耳光，急改容奉承兵士，加赠烟一盒且不受其钱，始得息事。商民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相率闭门，前门外最热闹之街市，已变为荒凉冷落之场。各家门口多贴红黄纸条，或书“本号迁移已空暂停交易”，或书“修理门面暂停营业”；其未曾关门者，所陈列之货件，大半多价值极贱者，又如衣庄只见女衣，鞋庄只见女鞋，一般家人，以周转活动之当铺关闭尤多，当此金融紧迫之际，穷人所感痛苦，当更深切；四城菜市在平日人山人海，现亦非常冷落；各小钱店亦同样闭门，纵身有现金亦无法兑换小角铜元，同时影响到全城十余万黄包车夫皆无生意，游戏场戏园酒饭馆等，多设法关闭。

　　总之，满城皆现萧条荒凉气象。至四月二十六日，北京总商会虽在张宗昌恫吓之下，勉强承认军用票之流通，令市民照常开市，然人人都知所谓军用票之担保十分靠不住，仍多迟疑观望，虽有开门者，已非复如从前之繁盛现象矣。

　　（二）奸淫抢掳之惨状　奉军抢劫强奸之事，日有所闻，几于书不胜书，凡道行服装稍入时者每被剥下，稍有抗拒即遭枪杀，陈尸路侧，无人敢问。各校女生多避回家，平日街上往来如梭之姨太太小姐等，固久已不见芳踪。即普通妇女亦几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遇，八埠尤物，更迁避不遑。妇女被蹂躏之惨状，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有某姓妇途行，为三兵士拥入僻巷轮奸致死，死后复以刺刀戮烂其阴户；又西直门一带大军营集，皆强据民房居住，留下妇女昼为之操作，夜供其快乐，其余人等尽皆驱逐离宅，所有财帛杂物，且不准携带以出，率皆痛哭上道。

　　（三）流离载道之四郊难民　奉军集驻城外者十余万，民房均被占用，奸淫杀掠无所不至，被逐离家之难民皆纷纷入京，其数之多实难胜记，或三五成群，或结连数十百名，莫不傍徨四顾，不知其行止，狼狈之状，非常可怜。记者行经西直门时，见一饿倒之老妇及一小孩，因询其逃难之经过，此妇年逾七十，且哭且诉，自云：“家住黄村有二子二女儿一孙，自从上月起即饱受炮火的惊险，但还算没有受什么骚扰，即至国民军退后，盼到不打仗了，不料反倒凶起来：每天接连不断的有军士闯入人家，要吃食，要茶水，样样供奉完了，他们又要抢，又要钱，一说没有，便没头没脑的乱打，所有的东西都被搜索尽了，两个媳妇也被他们遭蹋，一个羞愤自杀，一个还被带去不知下落，二个儿子一个已经被杀，只剩下祖母儿孙三人哭啼厮守。当时所以不逃，因为舍不得老屋和几亩麦地，以为再忍耐，避十天八天，总可清静，不料兵们越闹越凶，见我家已无所有，便将耕牛也牵去，埋藏在地下的一点余粮也被搜出拿去变卖，地里的麦也被马吃光，我的第二个儿子为和他们争执又被刺刀戮死，我算是绝了生路，逃难来京，现已二天多没有吃东西了。在我们那儿所受的痛苦，几于家家如是。”

　　现计各慈善团体先后设难民收容所，不下三十余处，收容人数在三万人以上，每处容留千人数百人不等，斗室之中摩肩接踵而睡，当此入夏闷热，穿棉衣者十之八九，内热与渴气相感，无一处无告病之人，势将发生传染瘟病。然即此疫疠之场，来此尚络绎不绝，盖京畿二十县，几无不遭同样惨劫，各乡村中十室九空，凡在战争区域以内者，房屋均被毁坏，室内蓄粮一粒无存；其不在战争区以内者，牲口及耕牛均被征发，当此下种之期，或者无种可下，或者无耕地之牲口，闻北京大善士有管吃管住之救济所，故均纷纷来京。呜呼！如许多的难民，正不知救灾会诸大善士如何维持也。

　　（四）熊希龄痛哭陈词　当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所谓北京元老王士珍、熊希龄、赵尔巽等，组织治安会维持北京秩序；但自奉军入城后任意横行，治安会已失其维持秩序之能力，反而见四郊难民之惨状有不能不急筹维持者，于是遂发生改治安会为救济会之议。当熊希龄在治安会召集各慈善团体代表报告四郊难民惨状时，言至沉痛处，不禁泪夺双眶，泣不成声，全场多之黯然。最后有海甸商会会长李某即席报告海甸遭难惨状，据称西宛现未住一兵，因为兵们均乐意占住民房，一切供应，地方之力已竭，当地孕妇有被奸至堕胎伤损者，李言时亦吞声哭泣，涕泪沾襟，合场感动，无不悲愤。熊希龄诸元老当允即日由诸元老致书各军司令，剀切劝其严申军纪，以救民命，众始怆然散会。

　　（五）邵飘萍君之死及北京的文字狱　奉军在北京之暴行，北京各报多惮不敢言，惟京报社长邵飘萍尚以深刻讽刺之笔，据实直书，因此大遭奉军首领之忌，欲得而甘心。邵卒被其友人所卖而被捕，判以死刑，于四月二十六日枪毙。其判决令云：“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贼，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此令。”至此以后，北京报纸愈噤若寒蝉，不敢有所陈述。较激烈的分子，多纷纷逃出北京，奉军愈可为所欲为矣。

　　自奉军入后，各学校多遭驻兵，学校经费固已不能发给，近且以扑灭赤化之名，搜检各大学，凡较进步的左倾的教员学生，均视为犯有赤化嫌疑，闻被列名通缉者至四百人之多，王怀庆之保安办法，且公然布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又有反动派告密引线，所以现时凡平日稍有激进色彩者，均人人自危，如鲁迅等好教授，亦不得不暂时深避。

　　以上只举一斑，然“反赤军”的“造福”于吾民亦可概见了。

　　（原载《向导周报》第一五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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