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姚叔节之孔经谈

姚叔节之孔经谈

　　S. F. 君：

　　来信读悉，承示姚氏之文，谢谢。

　　足下要本志仿照骂王敬轩的前例痛痛的骂姚叔节一顿，在记者看来以为不该骂他。因为王敬轩对于文学满纸都是陈独秀先生所谓“闭眼胡说”，所以唯有痛骂之一法；若姚氏此文，其发挥经义，颇为精当，竟把孔教的坏处完全显出，我们主张推翻孔教，此文颇可为间接之帮助，我们如何可以骂他呢？

　　我将此文看了一遍，更恍然于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其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弃如土苴”。如其要保全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惟有请爱新觉罗·溥仪复辟或请袁世凯……称帝。为什么呢？因为“纲者，领众目之称”；三纲之设，“所以定民志”；“昌黎云，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最得君臣之本义”；又“立丧服以统五伦”；“于父子兄弟，有宗法焉”；又有“士相见”之礼，行礼之人，“严恭俨恪，可以束筋骸收逸志”；“礼乐既立，乃为政刑以行之，圣王之政刑，悉本于教，诚以政刑者，所以行吾（此“吾”字特须别注意）教也，政行吾教；有不率教者，从而刑之”；“至于用甲兵，亦本乎教”；——凡此种种与共和国的制度无一不相反背。共和国以民为主体。所谓“总统”，所谓“各部各省官长”，都是国民的公仆，他决没有“领”国民的资格，国民既是主体，所以法律是国民自己定的，没有什么“君”可以来“出”令，没有什么“圣王”可以来“行吾教”，更没有对于“不率吾教”的人可以“从而刑之”的道理。国民定了法律以后，大家互相遵守；国民所“志”凡在法律范围以内，都是正当的，断断没有别人可以来“定民志”或“收逸志”。韩愈之论君臣，因为他“最得君臣之本义”，所以到了现在共和时代，惟有将他的话也“弃如土苴”之一法。此外如父母老病死了，做儿子的说是自己“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的缘故，戴起“无常鬼”的高帽，穿了叉袋布的粗衣，腰里束上一条草绳，脚上套着一双草鞋，睡在草席上，拿泥块做枕头；又如“士”去见“士”，手里要拿了一只打死的野鸡，在人家门口麻烦了好半天，于是主人出来迎接，两个“士”在大门口对面磕头，走进院子里再对面磕头。如此这般的做法，是二千年前“宗法”社会里的把戏，现在既称为民国，是早已进于国家社会，当然不能再玩这宗法社会的把戏。至于身体应该使他活泼强壮，应该请求运动，这是现在国民小学第一年级的教科书里就有的话，略有知识的人，大概没有反对的；“束筋骸”三个字，看了就觉得毛骨悚然，从前中国女人缠脚，已经苦得了不得，若人人再要“束”住“筋骸”，那真比缠脚还要苦上十倍，做了共和国民断没有该受这样酷刑的道理——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我在二十五年前曾经读过一本书，书名仿佛叫做什么监本《礼记》，其中有两句话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现在中华民国并没有什么“庶人”“大夫”的分别，那就当然讲不到这些什么“礼乐刑政”了。若说“用甲兵亦本乎教”，在现在的时候，恐怕不但道理上说不过去，就是按之事实，也未必是真相罢！难道前年段内阁对德宣战是“先教之祭祀”，又三进什么人于德，“德不悛，乃宣战之”的吗？照此说来，可知孔经里所讲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是和共和国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了。至于中国的历史，自“《尚书》记唐虞以来，彬彬乎有礼”；中国的文字，其“训诂”，“悉本经传”，其“格式，则无论纪言，有韵无韵，无一不从经来”。礼与经二者既与共和国绝对不能并存，则由礼而生之历史，由经而生之文字，我们觉得也是爱莫能助，也只好将他“弃如土苴”了。

　　所以中国人如其不肯安于做“臣”、做“奴才”、做“小民”的本分，妄要做“人”，则惟有速“变初心”，速“饮狂泉”，信仰所谓“惑世诬民之说”；若人人“相勉以读经”，宝之为“精金美玉”，则复辟帝制之事弹指可现。何去，何从，惟吾国民自择之。

　　至于姚氏所说“共和之国尤不可离君臣”，及“五洲种族文明野蛮，皆本乎礼以为断”等语，则不必高谈逻辑，只要略通文理和粗知外事的小学生，就可以判断这话的是非——还有“惟所异，在世及，不界及耳”一句，“界及”二字，颇觉费解或者与“义法”有关也未可知，我是不懂什么“古文”的人，不敢妄下批评。

　　今日是清帝国灭亡，中华民国完全成立的纪念日，我恰好接到S. F.君寄来的这信，我看了这信以后，忽然想起了七年前的今日，北方的国民和官吏如无从善之心，要实行孔经之训，则到了今年今日，“民志”“大定”，“逸志”全“收”，“圣王”去“行吾教”，大概已经“国不国矣”。

　　记者（玄同）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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