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新文体

新文体

　　钜猷兄：

　　你的来信，我看了，非常的佩服。近年以来，那些家里请了先生，读《古文观止》和《东莱博议》的，固不必论。其投身于学校中而研究中国文学者，往往都是弯腰驼背，规行矩步，举那老先生的样子，有时或朗诵《四六法海》，或吟哦《归方合评史记》，或则竖直了羊毫笔，临几个颜字，或则抖膝摇头，做几首“无题”、“有感”的诗，遇到什么纪念会，追悼会，……便集《文选》，集《杜诗》，拼成几篇“百衲文章”。——这就是研究中国文学者的成绩。你也是研究中国文学者之一，而思想如此新颖，见识如此超卓，我焉得不佩服呢。

　　“正宗”这个名词，本来是随手拉来用用，原非当他一种确当的字样。五卷四号傅孟真君论戏剧的文章里，用了“天经地义”四个字，也有人来驳过。其实这都是用成语的毛病。

　　“新文体”这个名称，我很以为然。我以为就是我们常说的“废文言，用白话”这句话，也有语病。因为嘴里讲的叫做“话”，也叫做“语”，笔下写的叫做“文”，古人既用古语写成文章，今人就该用今语写成文章。我以为该说“我们是今人，该用今语做文章，不用古语做文章。”这才没有语病。并有照此说法，则今世只该有今语之文，那古语之文决没有可以并存的理由，更为明显。那“正宗”的话，简直不成问题了。因为既没有古语之文来占“旁支”的地位，就不必说“正宗”的话了。

　　你说我们尽可用方言来做文章，尽可用方音来叶韵，这话也很不错。适之先生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说得好，他说：“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又说：“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这话很有道理。至于做新文学用的白话的取裁，他说道：“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的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的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我现在再加几句话道：“有不得不用方言的，便用方言来补助；有中国话不够用的，便用外国话来补助。”原来这国语既然不是天生的，要靠人力来制造，那就该旁搜博取，拣适用的尽量采用。文学里用得多了，这句话便成了一句有价值有势力的国语了。有人说：国语这样制造，不是庞杂不纯吗？我说：无论何种语言文字，凡是有载思想学术的能力的，都是很庞杂不纯的。那纯而不杂的，惟有那文化的初开，思想简单的时候，或者可以做得到。到了彼此一有交通，则语言即有混合；学问日渐发达，则字义日有引申；一义转注为数语，一语假借为数义，那就要庞杂不纯了。愈混合，则愈庞杂，则意义愈多；意义愈多，则应用之范围愈广；这种语言文字，就愈有价值了。那桐城派所以没有价值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文章的格局有一定，用字的范围有一定，篇幅的长短有一定，句法的排列有一定；弄到无可如何只好仿“削足适履”的办法，改事实以就文章，如章实斋《古文十弊》篇所讥的话了。有人讲笑话说：“一个塾师替人家做祭文，抄错了一篇成文。人家来质问。塾师大怒，说，我的文章是有所本的，决无错理，除非他们家里死错了人。”桐城派的做古文，正是如此，他所以要如此者，就是要纯不要杂的缘故。——照此看来，国语的杂采古语和今语，普通话和方言，中国话和外国话而成，正是极好的现象，极适宜的办法。

　　至于声音一端，与语言似乎微有不同。因为语言是有意义的，声音是无意义的。既是无意义的，似乎不必广采方音，就用普通所谓“官音”者来统一，也没有什么不可。一九一三年读音统一会议决的注音字母，和审定的字音，我们读书可以照他读音，做韵文也可以照他押韵。惟国语既采及方言，则方言之音必当各仍其旧，不可强照字面，改为官音。假如苏语之“像煞有介事”有采入国语之必要，则其音必当读为Zang - sah - yin - ka - zn，不可读为Siang - sha - diu - cliek - shi。所以读音统一会审定之字音，也不过一个大概。将来国语发达，应该添入的字音一定是很多的。

　　钱玄同

　　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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