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

《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

　　独秀先生！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近年以来所出的杂志，我所看见的，第一个改用横式的是美国留学生所办的《科学》。后来教育部出版的《现象丛报》，也是用横式。这两种杂志，都是讲科学的，常有算式表谱嵌在文章中间，用横式便利，自不消说得。至于别种杂志书籍，即不纯粹讲科学，或完全和科学不相干的（小说诗歌之类），也是用横式比用直式来得便利。因为以后的中国文章中间，要嵌进外国字的地方很多。假如用了直式，则写的人、看的人，都要把本子直搬横搬，两只眼睛两只手，都费力得很。又像文章中间所用的符号和句读，要他清楚完全，总是全用西洋的好（《科学》的符号和句读，全用西式，看下去很明白。《现象丛报》仍用中式，便不醒目），这又是宜于横式的。（直式的用西洋符号和句读〔引号在直式里面，只能用“　”、‘　’两种，西洋引号，很不适用〕，止有《旅欧杂志》和《旅欧教育运动》，把.，：；？！记在每句每读的底下，留出字的右旁，以便记“本名符号”等等。依我看来，究竟不甚清楚。）况且眼睛是左右横列的，自然是看横比看直来得不费力。《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这改直式为横式，虽然是形式上的事情，然而于看写二层，都极有便利，所以我总想先生早日实行。（《新青年》于原文译文并列的文章，既用横式，而Page的排列，仍照中国旧式，这更不便，尤其不可不改良。）

　　改用横式以后，符号和句读，固然全改西式。但是有人说，疑问号的“？”，嗟叹号的“！”，可以不必用。胡适之先生道：“窃谓疑问之号，非吾国文所急需也。吾国文凡疑问之语，皆有特别助字以别之。故凡‘何’、‘安’、‘乌’、‘孰’、‘岂’、‘焉’、‘乎’、‘哉’诸字，皆即吾国之疑问符号也。故问号可有可无也。”（见《科学》第二卷第一期《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刘半农先生道：“‘？’一种似可不用。以吾国文言中有‘欤’‘哉’‘乎’‘耶’等，白话中有‘么’‘呢’等问语助词，无须借助于记号也。然在必要之处，亦可用之。‘！’一种，文言中可从省，白话中决不可少。”（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我之文学改良观》）我以为这话不很大对。我国文章里面的“也”字，也有当疑问词用的。《论语》：“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井有人焉，其从之也”，“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这几个“也”字，都是疑问词。《礼记·祭义》：“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欤”，这个“欤”字，又是决定口气。（这是俞樾说的。见《古书疑义举例》卷四。）又《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吕刑》：“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记》所引的底下都加“乎”字，这个是疑问词不用“乎”字的。又像那“焉”字，在每句头上或中间的，除训“何”的外，还有训“于是”的（见王引之《经传释词》）。又“乎”“哉”这类字，疑问也用他，嗟叹也用他。像“人焉廋哉”的“哉”字是“？”，“恶用是鶃鶃者为哉”的“哉”字是“！”；“其然岂其然乎”的“乎”字是“？”，“使乎使乎”的“乎”字是“！”。诸如此类，倘使不加符号，实在不能明白。所以我以为这两种符号，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人说，上列的几条例，是古人文章的不整齐。现在新体白话文章，出于人造，这种地方，当然要做得很整齐，决不许再有例外，那么似乎“？”“！”仍是可省。这话我也不以为然。新体文章用字固然有定，倘使再加符号，岂不格外明白。又我所主张中国书籍须加符号一层，并不限于现在的书。就是古书，将来如其有人重刻，也非加符号不可。）

　　还有“……”符号表“说话停顿”和“语意未完”，也是不可少的。《左传·襄公廿五年》有句道：

　　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

　　这一节里加了“……”符号，才能显出“所不与崔、庆者”底下“有如上帝”四个字还没有喊出，就被晏婴抢了去重行说过。

　　又《尚书·顾命》：“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江声注：“肄肄重言之者，病甚气喘而语吃也。”《史记·张丞相列传》：“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都应该用“……”号去表他口吃的神情。《史记·高祖本纪》：“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章太炎先生说，这一句，《汉书》里改做“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比《史记》明白完备得多。大约汉高祖那时看见诸侯将相做出一种“天命攸归奏请登极”的样子来，请他做皇帝，心里虽然快活得很，面子上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答应出来，于是胀红了脸，说出这样一句不爽快不完全的话来。《史记》直录原语，《汉书》照他说话的意思译成一句明白完备的文章，所以两书记载不同。那么，在两个“便”字的中间，用“……”号表说话停顿，“家”字底下再用“……”号表语意未完，便活跳画出一个正要做皇帝时候的汉高祖来了。

　　胡适之先生又说，一切“本名”，在西文里面，都是把第一个字母用大写。中国文应该在“本名”的下面记一横画（直式，则记在“本名”的右旁），这话我极其赞成。《孟子》：“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这一句有两种解法。

　　（1）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赵岐说）

　　（2）季孙曰：“异哉！子叔疑。”（朱熹说）

　　《左传》：“遂置姜氏于城颍。”这一句也有两种解法。

　　（1）遂置姜氏于城颍。（杜预说）

　　（2）遂置姜氏于城，颍。（金人瑞说）

　　这两条，朱熹和金人瑞的解说都是错的。假使当日孟轲、左丘明做书的时候有了符号，自己记得明明白白，那么朱熹、金人瑞也不至于随便乱解了。

　　以前我写信给先生和适之先生，说《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金瓶梅》，和近人李伯元、吴趼人两家的著作，都是中国有价值的小说。这原是短中取长的意思。也因为现在那种旧文学家的谬见，把欧、曾、苏、王、归、方、姚、曾，这些造劣等假古董的人看做大文学家，反说施耐庵、曹雪芹只会做小说，便把他排斥在文学以外，觉得小说是很下等的文章，所以我们不得不匡正他们的误谬，表彰《水浒》、《红楼梦》那些书。其实若是拿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洋新文学眼光去评判，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也还不能算做第一等。因为他们三位的著作，虽然配得上称“为实体小说”，但是笔墨总嫌不干净。若是和西洋的Goncourt兄弟、Moupassant、Tolstoi、Turgeneu诸人相比，便有些比不上。这大概有两个缘故：（1）中国小说家喜欢做长篇小说，动不动便是八十回一百回，一定要把许多各色各样的人写在一处。人数既多，写的时候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于是写某甲写得很得神，写某乙便容或不能完全合拍。外国小说，专就一种社会，或一部分的人细细体察，绘影绘声，维妙维肖，不在乎字数多，篇幅长，在乎描写得十分确切。这是胜过中国小说的地方。（2）外国小说家拿小说看做一种神圣的学问。或则自己思想见解很高，以具体的观念，写一理想的世界。（中国陶潜的《桃花源记》很有这一种的意味。）或则拿很透辟的眼光去观察现在社会，用小说笔墨去暴露他的真相。自己总是立在“第三者”的地位。若是做的时候，写到那男女恋爱奸私，和武人强盗显他特殊势力那些地方，决没有自己忽然动心，写上许多肉麻得意的句子。所以意境既很高超，文笔也极干净。中国小说则不然，就是施、曹两公也未能免俗（像武松打虎，贾宝玉初试云雨之类），吴敬梓自己也颇有酸气（像虞博士祭泰伯初之类），这一层，是中国小说更远不及外国小说的地方。施、曹、吴三人以外，《西游记》虽说恢诡别有情致，究竟是“理想主义派”里的名产，拿新文学的眼光去看，实在是过去时代的东西，和施、曹的“写实派”去比，便有新旧的不同。《金瓶梅》虽具刻画恶社会的本领，然而描写淫亵，太不成话，若是勉强替他辨护说做书的人下笔的时候自己没有存着肉麻的冥想，恐怕这话总是说不圆的。（《野叟曝言》里的文素臣，《老残游记》里的铁补残，《九尾龟》里的章秋谷，写得全智全能，都是作者自道，叫人看了实在替他肉麻。）至于近人李、吴两家，适之先生说他“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这话很对，论到文笔意境，实在比《儒林外史》还差一点。所以我以为就是《水浒》以下的几种小说，也还远比不上外国小说。

　　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若是能读西文的，可以直读Tolstoi、Moupassant这些人的名著。若是不懂西文的，像胡适之先生译的《二渔夫》，马君武先生译的《心狱》，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都还可以读得。（但是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谬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

　　总而言之，中国现在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改革。政治革命，晓得的人较多，并且招牌上也居然写了“共和”两个字了。伦理革命，先生已经大加提倡，对于尊卑纲常的旧伦理痛加排抵，主张完全改用西洋新伦理。至于文学革命，先生和适之先生虽也竭力提倡新文学，但是对于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似乎有和西洋现代文学看得平等的意思。我以为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里面，必须要详细讲明，并且不可轻视，要认做当时极有价值的文学才是。为甚么呢？因为在当时，他是“开新的”，还有先生所说的“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的缘故。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文学，又渐渐成了过去的陈迹。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应该完全输入西洋最新文学，才是正当办法。

　　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生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

　　有人说，现在“标准国语”还没有定出来，你们各人用不三不四半文半俗的白话做文章，似乎不很大好。我说，朋友！你这话讲错了。试问“标准国语”，请谁来定？难道我们便没有这个责任吗？难道应该让那些专讲“干脆”、“反正”、“干么”、“您好”、“取灯儿”、“钱串子”，称不要为pie、称不用为pong的人，在共和时代还仗着他那“天子脚下地方”的臭牌子，说甚么“日本以东京语为国语，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故我国当以北京语为国语”，借这似是而非的语来抹杀一切，专用北京土话做国语吗？想来一定不是的。既然不是，则这个“标准国语”，一定是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我们正好借这《新青年》杂志来做白话文章的试验场。我以为这是最好最便的办法。先生，你道对不对呢？

　　钱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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