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钱玄同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

　　1924年11月6日晨8时半，我看当天的《晨报》，知道爱新觉罗·溥仪已于上一天废除伪号，搬出伪宫，我顿然把二十年来仇视满清的心思完全打消，提起笔来，就做了一篇《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送给《语丝》第一号。接着又写这篇《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写了几张，忽想，这不过是我个人对于某一事件的态度，不值得“灾梨祸枣”，便搁笔不写了。近日我偶向伏园和开明谈及，他们俩都怂恿我做成发表；开明并且说，“我们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很有与你相像之点，所以这种变迁，未必单是你一个人如此，把它发表，倒是很有意思的。”我给他们这么一说，不免又把兴致鼓动起来，因将此文续完，送给《语丝》第八号。

　　我平日看报，碰到“昨日”“前晚”这些字样，常要生气，因为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天；所以自己写东西，末尾总记上年月日（自然也有时忘记写的）。现在这篇文章，末尾虽然有年月日，但为醒目起见，先在这儿说明几句：所谓“三十年来”便是1895年至1924年；我的年龄是九岁至三十八岁。

　　谨遵“博士写驴券”的“义法”，在正文以前加了这许多废话（或云，当作费话），现在剪断废话，请驴子登场。

　　一

　　我在十岁左右（1896年），就知道写满清皇帝的名字应该改变原字的字形，什么“玄”字要缺末点，“宁”字要借用“甯”，“颙”字要割去“页”字的两只脚，“琰”字要改第二个“火”字作“又”，这些鬼玩意儿是记得很熟的。还有那什么“国朝”“昭代”“睿裁”“圣断”“芝殿”“瑶阶”等等瘟臭字样，某也单抬，某也双抬，某也三抬这些屁款式，我那时虽还没有资格做有这些字样的文章（？），但确认为这是我们“读圣贤书”的“士人”应该知道的，所以也很留意。我还记得十二岁那年（1898年），在教师的书桌上看见一部日本人做的书（好像是《万国史记》），有“清世祖福临”“清高宗弘历”这些字样，又不抬头写，那时看了，真觉得难过。（今年夏天，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了某事件发表一篇宣言，中间有两三处提及溥仪的名字，某遗老看见了，写信给研究所质问，其势汹汹，大有开国际谈判之象，信中有“指斥皇上御名，至再至三”等语。我那时难过的状况，正与今年这位某公相像。）

　　二

　　我十六岁那年（1902年），梁任公先生的《新民丛报》出版。这年的《新民丛报》，不仅提倡民权政治，鼓吹思想革新，而且隐隐含有排满之意。前此谭复生先生的《仁学》也在那时印出，它的下卷昌言排满，其言曰：“……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据为己有。据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我那时看了这类的议论，很是生气，曾经撕毁过一本《仁学》。

　　同时在《新民丛报》的广告中知道它的前身是《清议报》，设法买到几本残缺的《清议报全编》。得读任公先生在戊戌己亥时（1898—— 1899）倡“保皇论”的文章，于是大悦。至今还记得《爱国论》中有这样一段：“怪哉我皇上也！……有君如此，其国之休欤，其民之福欤！——而乃房州黪黯，吊形影于瀛台；髀肉蹉跎，寄牧刍于笼鸽。田横安在，海外庶识尊亲；翟义不生，天下宁无男子！……”那时我看了这种文章，真要五体投地，时时要将它高声朗诵的。

　　三

　　十七岁（1903年）的夏天（废历五月下旬），上海“《苏报》案”发生，清廷做了原告，向上海租界中“帝国主义者”的会审公堂控诉中国的革命党，于是章（太炎）、邹（慰丹）被逮，蔡（孑民）、吴（稚晖）出亡。我在故乡湖州（今吴兴县），那地方离上海很近，坐轮船要不了一日一夜，可是上海的新书报极不容易输入（并非官厅禁止，那时内地的官厅还未曾懂得禁止新书报；实在是因为老百姓不要看它），我们看得到的报纸只有《申报》和《新闻报》，它俩对于章、邹、蔡、吴诸先生的主张革命，都持极端反对的态度，并且它俩记载“《苏报》案”，非常地漏略模糊，看了得不到一些真相。我当时那种“尊崇本朝”的心理，仍与前此相同，未有丝毫改变，所以极不以章、邹、蔡、吴的主张为然。当时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赞同“排满论”的；有一次他写信给我，有“满廷”“彼族”等等字样，我很觉得碍眼，复信中有几句话，大意是这样：“本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夏，然已为二百余年之共主。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况今上圣明，肆口诋，抑岂臣子所忍出！”

　　有一天，我写一篇书目，其中有一部书（总是《御批通鉴辑览》之类），照屁款式是应该三抬的，因将其他各书均低三格写，以显此书之为三抬。

　　那时我的尊清思想，实在是因为对于载湉个人有特别之好感。而对于那拉氏，则已经不承认伊是皇太后，而且以为伊是该杀的，伊正是汉之吕后，唐之武后一流人物。盖我彼时之思想，完全受“保皇论”之支配也。

　　四

　　这年冬天某晚，我认识一位朋友方青箱先生，他送我两部书，一部是章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部是邹慰丹先生的《革命军》，都是徐敬吾先生（绰号野鸡大王）翻印的，用有光纸石印。字迹很小，白洋纸的封面，封面上印着红色的书名。

　　一寸见方的三个红字——“革命军”触我眼帘，我顿然起了一种不能言喻的异感，急急忙忙地辞别了青箱，拿了它们赶回我住的一间小楼上，ㄆㄥ地一声把楼门开了，剔亮了菜油灯的灯草，和衣倒在床上，先将《革命军》翻读，看它的序中将“同胞”二字照屁款式中之“皇上”二字例抬头写它，末行是“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本文第二行写“国制蜀人邹容泣述”（这“制”字与穿孝的人的名片上的小“制”字同义，“国制”是说“汉族的国亡了，现在给它穿孝”），种种特别的款式和字句，以及文中许多刺激的论调和名词，看了之后，很使我受了一番大刺激，前此的尊清见解，竟为之根本动摇了。

　　再看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看到“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数语，忽然觉得：对ㄧㄚ！这些野蛮的典礼、衣冠、文字，我们实在应该反抗ㄚ！再看下去，看到“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数语，更大大地佩服起来。因为我从十三四岁起，就很相信《春秋公羊传》；公羊对于齐襄公灭纪，褒他能复九世之仇，这个意思，那时的我是极以为不错的。那么，满清灭明，以汉族为奴隶，我们汉族正应该复九世之仇ㄨㄚ！（说句弄巧的呆话，从福临到载湉，刚刚恰好是九世！）复仇既然应该，则革命正是天经地义了。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来满廷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之深仁厚泽”，原来是“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什么“今上圣明”，原来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满洲政府如此可恶，真叫我气破肚，章邹的主张，实在是“有理ㄧㄚ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

　　自此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书学》《黄帝魂》《警世钟》《訄书》《攘书》之类，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次年（1904年）废历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我叫了一个“剃发匠”来，又把我那小楼的门ㄆㄥ地一声关了，勒令他将我的辫子剪去，以表示“义不帝清”之至意。那年我十八岁。

　　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办一种《湖州白话报》，封面上决不肯写“光绪三十年”，只写“甲辰年”；当时这种应用“《春秋》笔法”的心理，正和二十年后现在的遗老们不肯写“民国十三年”而写“甲子年”一样。其实写干支还不能满足，很想写“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这也与遗老们很想写“宣统十六年”一样的心理；只因这样一写，一定会被官厅干涉，禁止发行，所以只好退一步而写干支。

　　五

　　从1903年《革命军》出版到1911年革命军起义，这八年半之中，关于排满革命的书报计有三派：（甲）章太炎先生的《訄书》（后改名《检论》），刘申叔先生的《攘书》，陈佩忍先生的《清秘史》，陶焕卿先生的《中国民族发达史》（这部书名大概有误，我手边久无此书，现在连书名也记不真切了；焕卿先生印此书时，不用真姓名，但署曰会稽先生），和郑秋枚、黄晦闻、刘申叔、陈佩忍诸先生主撰的《国粹学报》等等。这些书报，大致是1903年至1906年的出版物。它们的内容，可以用两句话来赅括：“提倡保存国粹以发扬种性；鼓吹攘斥满洲以光复旧物。”因为偏重在“光复”而不甚注意于“革新”，所以颇有复古的倾向。（1903年以前关于排满革命的书报都应归入此派。）（乙）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渔父诸先生主撰的《民报》等等。《民报》是同盟会（国民党的前身）的机关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最初即在此报发表。可是此报对于“三民主义”，惟“民族”“民权”两主义有所发挥，而关于“民生”主义之议论则绝少（我手边久无此报，记忆亦不甚真切了）。后来由章太炎、陶焕卿两先生编辑，更偏重于“民族”主义了。不过革命以前发挥民权共和之议论者，总应首推此报。此报出版于1905年。（与此报同时有陈陶怡先生主撰的《复报》，则当归入甲派。）（丙）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诸先生主撰的《新世纪》等等。《新世纪》是中国最早宣传“ㄢㄋㄚㄧㄙㄇ”的杂志，而排满的色彩也非常地强烈。《新世纪》中关于排满的文章，以稚晖先生所作为最多。稚晖先生一开口，一提笔，无不“语妙天下”。他对于满廷，常要用猥亵字样去丑诋它。有些人是不满意他这种文章的，他们以为这样太不庄重了，太失绅士的态度了。这种批评未必是适当的。当时的满廷是站在绝对尊严的地位的，忽然有人对它加以秽亵字样，至少也足以撕下它的尊严的面具。我那时对于《新世纪》的其他主张，反对的很多；但稚晖先生用秽亵字样丑诋满廷，却增加了我对于满廷轻蔑鄙夷之心不少。丙派和甲派的主张，在排满问题上毫无不同；惟有绝对相反之一点，甲派怀旧之念甚重，主张保存国粹，宣扬国光，丙派则对于旧的一切绝对排斥，主张将欧化“全盘承受”。太炎先生可作甲派的代表，稚晖先生可作丙派的代表。《新世纪》出版于1907年。

　　我当时是倾向于甲派的。1906年秋天，我到日本去留学，其时太炎先生初出上海的西牢，到东京为《民报》主笔，我便到牛迁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去谒他。我那时对于太炎先生是极端地崇拜的，觉得他真是我们的模范，他的议论真是天经地义，真以他的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但太炎先生对于国故，实在是想利用它来发扬种性以光复旧物，并非以为它的本身都是好的，都可以使它复活的。而我则不然，老实说罢，我那时的思想，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ㄋㄛ。我以为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当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而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说到这里，却有应该声明的话，我那时复古的思想虽极炽烈，但有一样“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时对于一切“欧化”都持“訑訑然拒之”的态度；唯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

　　因为我那时志切光复，故于1907年入同盟会（但革命以后我却没有入国民党）。

　　那时日本称中国为“清国”，留学生们写信回国，信封上总写“清国某处”。我是决不肯写“清国”的，非写“支那”不可。有人告我：日本人称清国，比称支那为尊重。我说：我宁可用他们认为轻蔑的“支那”二字；因为我的的确确是支那国人，的的确确不是清国人。

　　我在日本时做过一件可笑的事。1908年的冬天，载湉和那拉氏相继死了。过了几天，驻日本的“清国公使”胡维德发丧举哀，我住的那个旅馆主人忽然给我们吃素。我诘问他，他竟用吊唁的口气侮辱我，大意说：“因为贵国皇帝崩御了，今天是贵国人民不幸的日子，所以……”我哪里受的住这样的侮辱，不等他说完，即将素菜碗往屋外摔去。碗固摔破，而屋内的“ㄊㄚㄊㄚㄇㄧ”上也弄得油汤淋漓！我的日本话是头等蹩脚的，对于旅馆主人的侮辱，只好向他瞪眼以出气而已。过眼之后，赶紧穿了“ㄍㄝㄉㄚ”出门，想往“支那料理店”去吃一顿肥鱼大肉，不料这些支那昏百姓也与清国公使和日本旅馆主人一样的见解，竟“休业一日以志哀”！我只好买了一罐“豚肉之琉球煮”和一罐牛肉回来，将这冷猪肉冷牛肉和已经冷了的饭胡乱吃了这样一顿“三冷席”。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一个左臂缠白布（此人的缠白布，等于现在缠黑纱）的留学生，连声骂他“ㄉㄚㄍㄚ”不置。

　　从1903年冬到1911年。这八年挂零之中，我仇视满廷之心日盛一日（那时不仅对于满廷，实在是对于满族全体）。因仇视满廷，便想到历史上异族入寇的事；对于这些异族，也和满廷为同样之仇视。那时做了一本《纪年检查表》，于宋亡以后，徐寿辉起兵以前，均写“宋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元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明亡以后，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写“明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清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洪秀全亡以后，民国成立以前，均写“太平天国亡后几年”，附注同上。我这种书法的主张，出于郑思肖的《心史》，亡友陶焕卿先生深以为然。今日覆视，颇自笑其过于迂谬。以其可以表示当年排满之心理，故及之。

　　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起。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于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就职。我那时在故乡吴兴的浙江第三中学校做教员，天天希望义师北伐，直捣燕京，剿灭满廷，以复二百六十八年以来攘窃我政权残杀我汉人之大仇。而事实上却是由袁世凯耍了一套王莽到赵匡胤耍厌了的老把戏，请溥仪退位。溥仪退位，总是事实，所以当时大家都不再作进一步之解决。我对于满清的怨恨虽然消灭了些，不过优待条件我是很反对的。请问，干什么要优待他？若说，他自己觉悟犯了滔天大罪，因此退位，其情可嘉，所以应该优待。那么又要问，他可是自己觉悟不该做皇帝吗？要是对的，咱们干么还要把皇帝这个名儿送给他呢？再问，他可是自己觉悟不该搜刮钱财吗？要是对的，咱们干么还要一年送他四百万块钱？他有罪而自知有罪，咱们虽然可以因其知罪而恕其既往，加恩赦免；但对于大罪人而赦免他，不追究他既往之罪，这已是至高极厚之恩了，还要赏赐东西给他，这成什么办法！对于大罪之人而加赏，则对于大功之人一定要加罚了。赏罚倒置，无论专制之世，共和之世，乃至大同之世，恐怕总说不过去罢。若说他自己并不知道不该做皇帝，不该搜刮钱财，他实在还要保持皇帝的名儿，还要看相咱们的钱财，故遂如其意而与之。这真是“什么话”！！！了。照此办法，则强盗要抢钱，土匪要绑票，一定非送钱送“票”给他不可！噫！天下有这种道理吗！——我这个见解，从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之日起，直到现在，并未变动。

　　上面说过，我从前是主张光复以后应该复古的，所以我在1912年12月中，参考《礼记》《书仪》《家礼》，及黄宗羲、任大椿、宋绵初、张惠言、黄以周诸家关于考证“深衣”之说，做了一部书叫做《深衣冠服说》。我自己照所说的做了一身。1912年3月，我到浙江教育司中当了一名小小的科员，曾经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音ㄐㄧ）上“大带”，上办公所去，赢得大家笑一场，朋友们从此传为话柄！所以1917年才认得的朋友“狄莫”先生也曾经在《晨报副镌》上宣布过我的这件故事。

　　七

　　这几年来，我常常对朋友们说：1912年2月12日以前的满族全体都是我的仇敌。从这一天以后，我认满人都是朋友了，但溥仪（他的“底下人”和“三小子”即所谓“遗老”也者都包括在内）仍是我的仇敌，因为他还要保持伪号，使用伪元，发布伪论（大家都认1917年张勋、康有为拥溥仪复辟，为溥仪在民国时代犯了叛逆之罪，这固然对的；但溥仪之叛迹，宁独复辟一事？其保伪号，用伪元，发伪论，何一非叛逆？我以为这事那事，厥罪维均，故不特提复辟一事）：所以我仇视他的祖宗之心始终消除不尽，我从1903年冬天至今，这廿一年中，对于努尔哈赤到溥仪，绝不愿称他们为清什么祖，什么宗，什么帝，也绝不愿用福临以来二百六十八年中他们的纪年。民国以前，称他们总是“虏酋”“建夷”“伪清”；民国以来则称为“亡清”。我是主张用公历纪年的，但遇到涉及他们的地方，总爱写民国几年和民国纪元前几年。——这种咬文嚼字的行为，不必等别人来骂我，我可以自己先骂自己道：“这完全是《春秋》和《纲目》那种书法褒贬的传统的腐旧思想，真是无谓之至！”但我自己虽明知无谓，而对于亡清，宿恨未消，实不能不用此等无谓的书法以泄忿。这个谬见，至今犹然。

　　但我又常对朋友们说：我虽认“溥仪”为仇敌，可是我丝毫不想难为他，只希望他废除伪号，搬出伪宫，侪于民国国民之列，我便宿恨全消，认他为朋友；我并且承认他到了适合的年龄，一样有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资格。今年十一月五日，我的希望居然达到了（虽然优待条件并未完全取消），所以我高高兴兴地做了那篇《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彼时我的确完全解除武装，认他为朋友。我方且以为从今以后，我们对于爱新觉罗氏窃位二百六十八年的事实，应与刘渊、石勒、拓跋圭、李存勖、石敬瑭、阿骨打、忽必烈等人的窃位同等看待，还他历史上的地位，不必再存仇视之心了。

　　岂知近一月以来，溥仪既白昼见鬼，躲到日本公使馆去。而某某两国的无聊人，死不要脸长垂豚尾的遗老，以及想偷伪宫古物的流氓，他们“三位一体”，捏造谣言，阴谋捣乱：一面“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用“盗憎主人”“贼捉捕快”的手段，诬蔑国民军和清室善后委员会偷东西；一面唆使溥仪不许他高升为平民，非保持伪帝的丑态不可；一面包围段祺瑞，叫他恢复已废之优待条件。我于是把对于亡清的武装已经解除了的，现在又重新要披挂起来了，看他们那样勾结外人来捣鬼，说不定仇恨之心比以前还加增些；这是事实使我如此，我虽欲不如此，亦不可能。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可以完了。现在再加一句话：假如今后“三位一体”的捣鬼完全消灭，溥仪完全做了民国国民，我一定再解除武装；如其不然，我当然仍旧认他们为仇敌，而且仇恨之心比从前还要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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