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远书城 > 瞿秋白 > 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 | 上页 下页 |
| V．高潮与暴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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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开始论到党的任务。 这里要先说到关于国际执委九次扩大会决议案的问题。为什么中央“不同意”而又发表这一决议案？这并不是用外交手段对付国际，在中央的四十四号的《通告》，也没有简简单单的说接收决议而有解释的说明白。此外并另有一决议向国际要求解释，因为这一个文件，为国际交通局遗失，只能由追忆得来的报告一下： 1．对于下列五点交赴莫政治局委员请求国际详加解释： （1）关于革命形势。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革命潮流不是低落，不是消沉，不是停顿，那么我们应当承认革命潮流高潮。自然我们并不是说革命已有全国范围的高潮。 （2）国际决议案对于统治阶级客观上政治的经济的不稳定，说得不明白。 （3）关于革命性质。国际决议案没有再说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有确定的生长而成（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4）国际决议案没有提到农民意识的危险。 （5）国际决议案只说明“应当准备应对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潮之高涨”……准备城市与农村、一省与邻省之间已经互相配合的、在广大范围内的发动。“我们认为这是应当尽可能竭力准备，勿使过早的暴动，被敌人击溃。可是恐怕误解为因此便须阻滞已经发动的农民暴动。所以应当再指明必须配合已经发动的农民暴动，应当加紧城市工作，并且发展已有的苏维埃区域。” 这个也与公开决议案上一样的说法，没有什么“外交”的字眼。 （项英：中央开会时我是出席的，的确谈到这个东西的，但是大家没有怎样的讨论，仅仅如此解释）由这看来，当时中央的错误仍不过是对于中国革命敌人力量的估量，没有重视是客观上走向高潮的革命趋势与目前革命形势的有无高潮相混。而国际决议案，布哈林也说只是草略的简单的，应当在大会另外详细讨论。 我们现在讲目前的任务： （一）总暴动的方针：但是并非立即暴动，并且注意大城市的工作。 （二）一切组织、政治任务，集中于争取群众与准备暴动： 1）广州暴动开始新的苏维埃阶段——苏维埃政权。 2）取消“高潮”名词用“走向高潮”。 3）高潮虽然高没有，但新的高潮是要来到，必须认真准备，勿使党陷于无准备状态之中。 4）工人阶级应当用农民的力量、红军、及地方苏维埃，积极发展其力量，配合其发展领导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 高潮是快要来到，但要用斗争去决定。有的做农民运动的同志说，中国的革命犹如苗之生长，你不管它，它也要长，你加以灌溉，那么它长得快些。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它快些长，不可以阻其发展或放任，不然就会弄得糜烂不堪的。 （三）职工运动——争取群众在日常经济、政治争斗的过程中，从下而上的切实建设群众的赤色工会，利用各种公开形式及秘密组织（如群众自己的兄弟会等）。党与工会的区分（无党群众之争取最重要点），黄色的及政府工会相关的分别对付，注意赤色恐怖的运用法及其恶倾向，工人日常经济的、政治的（反帝国主义民权的要求）争斗的发动与领导，以至于极小极小的斗争、失业工人问题，要特别注意“失业工人中的工作日益重要起来，不但要组织他们于工会之中，要组织他们的群众去为‘复业’而争斗；并且要尽可能的领导他们，以群众的示威要求政府发给津贴，开办公共食堂，宣传失业工人有受社会供给的当然权利。这种示威的要求与运动，必然要进到剧烈争斗的方式，同时武汉、广州、上海、天津，都应当有系统的准备工人武装，训练工人的暴动战术，组织赤卫军或工农革命军等等实际工作。” （四）农民运动——依据各地条件之不同，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抗租，抗税，抗捐，抗债等的群众斗争（暴动前之群众组织与党的关系）。至于减租运动，则不能用为党的口号，然而党应该努力赞助并领导这类初步运动。当群众有自发的要求的时候，游击战争的领导、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土地革命之实行、红军之建立、苏维埃区域之向外发展与红军的游击战争，再依各地条件之不同有各种程度之策略。总的策略是领导一般农民反对地主阶级，以至于领导贫农反对半地主，农村无产阶级之独立组织，一般农民运动的有组织化与政治觉悟的提高，纠正对于土地问题之错误。 （五）兵士运动——党的兵士支部之发展，兵士革命团体之建立与发展；使工、农渗入军队，为兵士切身利益之争斗及其领导以至于与土地革命联络，工人阶级与士兵之联络，这许多工作必定要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要去活动。茶楼酒馆都是工作机会的场所。 （六）反军阀问题——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及兵士之直接反军阀斗争与工人阶级之联络，工人阶级要去领导这一切斗争——抗捐、抗税等，一切城市平民的要求，都要去领导他们起来争斗——这在新的高潮是不能不用比以前不相同的新的斗争形式。 （七）反帝国主义问题——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之卖国日益暴露，党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这种争斗要加以严重的注意。在这种争斗的过程之中要暴露民族资产阶级的罪恶，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妥协，以争取并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国民党，无以反对帝国主义”。 （八）党内问题——一方面智识分子的怠工，将一切责任推卸掉，不帮助训练工人同志；另一方面，反对所谓“机械的改组”，这都是最大的缺点。党内倾向则很明显的可以看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勾结在一处。我们必须要用很大的力量扫除这种倾向。我们要改造与发展党于争斗过程之中，工人化的指导、民主集权的指导，反对“老爷党”的倾向与智识分子的怠工，反对双方的工学界限。同志的政治理论与技术之教育，准备武装的训练，职工、农民、组织、宣传人材的训练与准备人材。 （九）配合联结问题——一般的争取群众中心工作之下，以“地方暴动”（游击战争）之领导与发展等等去准备总暴动（有全国意义的暴动），之下要有城市领导的一省或几省取得政权之前途。 （十）结论——“并非从无组织的自发的暴动，要力求进于有规划的单纯的职工运动，乃是要力求进于有规划的更大规模的胜利的总暴动”——以前也并非暴动方针削弱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乃是党权主义（命令主义）使党不能将政治影响在组织上巩固起来，日益取得更多的群众。群众是我们胜利的保障！中国党与群众的关系可以看见党对于群众的政治影响是日益扩大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党有着极大的政治影响而组织上如此之弱呢？”——孟塞维克（少数派）的腊林[32]曾经如此发问。他自己的回答是说：当时俄国只有自发的农民斗争，因此没有有规划的有全部观察的真正政党。他说：“凡是自发斗争占优势的地方，那就不免要有估量上的错误，实行时的失败”，“因为只有自发——所以就有幻想，因为只有幻想——所以就要失败。”列宁答复他说：“在腊林的说话里把人人都知的真理和反动的思想联络起来”……“不错，工人阶级积聚起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之经验以及失败的社会革命的经验——日益生长、发展、学习、训练、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她是在从自发的走向有规划的，从情绪的冲动走向估计了各阶级的情形而后发动，从零碎的爆发走向坚决的斗争”……“但是他（腊林）呢？自己不懂得：将这一真理应用到直接革命争斗的时期，便会变成对于革命表示叛变的态度。”……“他（腊林）不是将有规划的暴动来和自发的发动相对待，却是将有规划的职工运动来和自发的暴动相对待。”（《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三十八页至四十页） 总之： 并非要从无组织的自发暴动力求进于单纯的有规划的职工运动，旧式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乃是要力求进于有规划的更大规模的胜利的总暴动——以前也并非暴动的总方针削弱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乃是“党权主义”（命令主义）不正确的对于群众的态度，使党不能将政治影响在组织上巩固起来，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群众是革命胜利的保障！ 【注】 [32]腊林，今译拉林，尤里，原为孟什维克取消派首领之一，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赞成建立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的政府”。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支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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