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 IV．无政府与党政府(3)

IV．无政府与党政府(3)

　　6．农民地方暴动的估量

　　我们说苏维埃区域的成立，就是非常的高潮，那是不对的。今天起来，明天又失败了，这样是否是有作用的呢？作用是有的，但非高潮。同时，应当知道：我们如果以工人来说——工人已经起来了，如“五卅”时候，而农民尚动都没有动，或者是他们的土地问题只解决一半，革命是不会有胜利的。过分重视小县份中之胜利是错误，但是轻视农民的作用，那亦是很机会主义的倾向。布尔什维克主要的策略，就是要获得农民的领导。因此在“这些苏维埃能够成为中心、根据地，使周围着它们的地方，比任何地方都迅速而扩大的发展革命。天下决不能有无城市的政权长期存在的事”（布哈林报告）。所以对于农民暴动，要使它从一个地方发展开来到别一个地方，同时启发工人起来领导农民，要想尽办法去得到领导。

　　7．兵士，小资产阶级与所谓民权运动

　　游击战争，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成为农民更长期的斗争。农民为要保存自己的势力，要我们起来领导他。在俄国革命之中，也有这种状态，莫斯科的十二月暴动失败后，列宁说：“而十二月暴动之后，我们便指出来，罢工与暴动的关系变更了，便指出了农民及军队的作用，便指出单纯的军事爆发不够，指出必须与军队中的革命的民权派分子合作。”（《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三十六页）

　　广东暴动的主要事件，就是新的分子参加革命——兵士。关于这个，还有农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该来说一说。“无疑义是完全可能的！亦许新的高潮，新的袭击或新的运动方法之准备是长期的。然而……你且看一看现在这种情形，农村的经常的骚动，小的斗争，清乡，军队、警察的成分改变，这是什么？这是……长期的游击战争，间着有更广大更团结的兵士暴动，而你却尽着说不完骂不完的叫‘游击队’、‘无政府党’、‘无政府白朗吉派的过激党’（布尔什维克）。”（列宁）

　　我们要知道得到兵士、农民的领导，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8．反帝国主义、济南事变与党的领导权

　　济南事件起来之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已经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仍然是反帝国主义中的先锋，有力的队伍。自五卅之后，无产阶级受了严重的打击，反帝国主义运动便没有力量。现在则要来大反帝国主义，不然，不能反对国民党，将小资产阶级团聚到革命一方面来。我们现在对小资产阶级的估量，可以说它渐渐肢离国民党，但是不能够说他们已经到革命一方面。这里，工人是要注意用行动来领导小资产阶级，这是可能的。现在军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尽他们的能力来压迫中国的革命，而革命的工农、兵士依然是向革命的方面。固然反动势力很大，可是他们是不能稳定，但是我们是已被击破，他们“平行的”压迫我们。他们以马夜前后汪、蒋、张、黄[31]的冲突，到南昌事变、秋收暴动后又重新团结起来。因为在此时广州暴动的预兆他们已经知道是不可免的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知道得清楚，《字林西报》天天骂南京政府如何的不好，是再为俄国制造机会。或许他们估量我们过于大了一点，可是，这就是他们的明白。这种事实是明显的“两极化”，马克思曾经说出了这一现象。现在反革命的团结，正是因为革命危机暗示的结果，他们为了压迫革命而团结起来，可是决不能因此而消灭革命，稳定下来发展它的新的资本主义。有人说世界革命也是低落的，这实非正确，听布哈林报告听错了。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指出世界革命在第三个时期中有工人的左倾及激烈的斗争，依据客观环境的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统治阶级的稳定是不可能，而反革命有平行压迫革命的形势。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革命的压迫，一面互争瓜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投降于帝国主义，要想用妥协方法取得让步，但它不能得到，资产阶级在地主、豪绅的同盟之内，然而它成了尾大不掉的领袖；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冯、奉、阎、蒋、桂、湘、皖）一面压迫工农，一面互相争斗。武汉反动之后，革命聚集了一个时期的势力走到了广州暴动，开始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其失败开始了长期激战的形势。”所以：

　　（1）客观上革命的“走向高潮”（所谓高涨）——布哈林报告中说的。因为农民正在起来，并未离开革命，因为工人阶级正在团聚自己的阶级力量，因为兵士参加革命已开始——开始新的战术的可能。因为无产阶级的党正在巩固而与群众相联起来，革命是“走向高潮”的（废除高涨的名词，本来分成了四个名字，高涨、低落是表示动状的名词，高潮与停顿是表示静状的名词，很明显的各自有其意义，同志们既然弄不清楚，就不用这些名词，都是说错了），“我们是在很大的危机之中”……“我们在新的浪潮之前，我们在新的高潮的山脚下，许多征兆已经指出：我们是在走向高潮。……我们之前就要有新的、巨大的、全国的革命高潮，这是不能延迟多久的时间的”（布哈林报告）。革命是在上山坡的路上。

　　（2）但是高潮尚未来到。因为虽然瓜分进攻中国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开始裂痕而仍有强力，豪绅、资产阶级虽然斗争，但仍能保持重要城市的反动统治；因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小资产阶级、兵士的反抗虽已开始动摇统治阶级，而尚未加入革命的整个的大队；因为农民虽然起来暴动，游击战争，而尚未能与城市或其他乡村配合，有大范围内之胜利；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虽然已经深入，然而尚未能爆发广大的斗争（经济的、政治的、反帝国主义的、反军阀的）以成总暴动开始时的领导。新的高潮没有来但是它快要到来。（国际决议）

　　（3）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与反动统治的不平衡是相关的，粤、苏、湘、鄂……等各自有其历史发展的不同条件。如果否认这一个事实，就不能了解列宁所解释世界革命之不平衡，及俄国革命的早成了。革命的发展将要先发动于某一总暴动条件成熟之省份或区域，因为中国经济分成若干半独立区，因为军阀（国民党）的割据更加发展分小。

　　（4）“割据”发展之前途。但是，不但客观要配合现在已有的苏维埃区域，使它尽可能发展而巩固胜利，同时要采取“红军的游击战争”以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客观上的发展形势，而且要求配合大的城市中心（工人阶级争夺城市）与乡村，以领导地方暴动，而走向有全国意义的大高潮的一省或几省总暴动。这是有可能的。“暴动要开始在一省或几省之中，要转到别省或别几省，在一个地方要失败，在别个地方要胜利。要有长期的争斗，要日益推广起来，现在要以全力来准备暴动。暴动决不是一击而中的”（布哈林报告）。在不平衡的中国，是有可能在一省或数省中先有暴动成熟。

　　（5）党的削弱问题。革命走向高潮的形势是如此。如此形势之下党的发展，客观事实上有深入改造，肃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过程，但是为什么党如此的削弱呢？“党的削弱，并非游击行动破坏我们的运动，乃是党的薄弱不会将这些行动拿到自己手里来。我们不懂得引起这些行动的是些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我们便没有能力消灭这些行动的坏的方面，而斗争却在进行着。自然有极有力的经济、政治原因引起这种斗争（正在十二月暴动之后，游击战争普遍起来，可见这种斗争和经济的，以至于政治的危机，是有密切的联系——这是无疑的）……并非游击战争使党恶化，乃是游击战争的无组织性。”

　　“一切新的斗争形式都带着新的危险和新的牺牲，必不免于破坏（削弱）对于这种斗争未及准备之组织（党部）。我们旧时‘宣传员’式的小结社，在过渡于‘鼓动’之时，便受破坏。我们以后的各地地方党部的委员会，又因为过渡于‘示威’而破坏了。一切军事行动在无论什么战争之中，总要引起参战者的队伍的破坏，决不能因此而说不应当作战，只应当说要学会作战。”（列宁论游击战争）

　　（6）结论。这里我们的结论是确定的说证明第一、二、三点的正确。

　　“将来的革命大半不仅是平民反对政府的斗争，而是平民之中两部分之间的战争……暴动要有长期的普及到全国的武装斗争之高等的复杂的形式……。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必定要造成如此的组织，的确能在这些大的战斗之中，尽可能的还在这些小的战斗之中，适宜于指导群众到最大限度的组织（群众的团体），要造成如此的组织，这是党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在阶级争斗如此剧烈，以至于国内战争的时期，应当不但参加，并且领导这种国内战争，这是党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应当教育并准备自己的组织（党部），使他们真正能发动起来，真正像一个作战的队伍，不要放过任何机会，足以损害敌人力量的机会，”这更是党的任务。（《列宁全集》七卷下册85页）

　　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可以看出我们目前任务的途径：——1．如何能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战斗的指导机关。

　　2．如何能使党有力量去组织群众，发展群众的组织——苏维埃、红军、农民协会、赤色工会……等等……。

　　3．如何在剧烈的斗争中去强固群众的力量与无产阶级的领导。

　　我们的大会就要来决定这一些事情，一切都以此为出发点，使党与群众的力量增加。但是这些都要在争斗中去得到，决不是和平工作所能完成的事业。总起来说，就是：

　　并非我党变成了无政府党，乃是客观上革命斗争有无组织（无政府式）的状态，而我党薄弱不能取得充分的领导权，并非“游击”使党削弱，乃是党的削弱不足以领导斗争。

　　【注】

　　[31]汪、蒋、张、黄，指汪精卫、蒋介石、张发奎、黄绍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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