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 I．中国革命问题(2)

I．中国革命问题(2)

　　再则讲到所谓革命失败的原因，在我书面和口头报告中讲到，于这几天讨论中未听到相反的意见。失败的客观原因，或者没有别的，但大家都承认：

　　第一，帝国主义力量强大，经济封锁武汉，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力量团结；
　　第二，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保持武装力量，反革命的武装是较工农群众武力大得多；
　　第三，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困难，无法解决；
　　第四，工农革命力量发展不平衡。

　　同时，无产阶级本身力量薄弱，没有统一的坚强的革命队伍。小资产阶级从妥协的到最革命的都有，乱七八糟。现在研究失败原因，有历史上意义，关切于将来工作。在当时表面上从1926年底到1927年“八一”期间，我们有半个政权，湖北全省总工会差不多是一半政府，把店东、地主戴高帽，游街，甚至枪毙，好像为所欲为，但不到六七个月，武汉叛变，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研究失败原因，为的免将来再犯危险，提出大会大家来研究。在讨论中还有一个同志说：“对于豪绅、地主参加革命，甚为怀疑。如果豪绅参加革命，究竟革谁的命？”第一我要申明的，我报告中说豪绅参加革命是表面上的，下面加上括弧“参加”。第二我说豪绅不能不革命而表示革命，如陆荣廷随着孙中山几年革命，谁也知道他是代表豪绅、地主的利益。在那时客观上国民党是革命的，否则苏联又为何帮助国民党呢？要注意这些豪绅、地主是商业化，因商业化的关系，他们霸占市场，如把持广州市场，强取关余、盐税，与外资通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杨希闵、刘震寰不比吴佩孚好些，但孙中山与杨、刘一道。工人阶级当时是否应当赞助孙中山呢？应当的。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同时应当在资产阶级叛变前，在资产阶级有力之前准备好，如果老早看到这点，有系统的群众运动，有准备的群众力量，以后不会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在革命历史的研究上，在策略上，我们不能不说明这一问题，豪绅地主“参加”革命的问题。

　　总起来说，武汉以前在理论分析方面，没有整个的观念，没有前途的远景，所以汉阳兵工厂工人要没收工厂，党怕得不了，以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行不得。工人纠察队捕人，党更以为太激烈不该。难道工人阶级都不懂得而敢触犯统治阶级的神权吗？这并非是群众行动太远了，而是党落后于群众。第二，武汉时期，好像党所说湖南农民过火、武装工运过火，难道这造成革命失败的原因吗？党在那时取退让政策，外交策略。我们正确的路线主要的要前进：只有前进，打破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前进，打破豪绅、地主的力量，只有前进，打破反动的武装，再坚决的前进，与小资产阶级奋斗，真正领导群众，作坚决的斗争。党在当时却放弃这些，使革命失败。这亦并非由于“社会革命论”太远了，不能像吴稚晖说“欲速不达”，又如谭平山说“超过时代”的论调。经过失败，我们得到教训：第一应认清反帝和土地革命，第二认清革命前进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趋向。要明白这些，准备好。布哈林同志说，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过程中，不能及时提高口号而反采取退让政策，是真正机会主义。我们应明白的认识清楚：

　　中国革命失败并非因为革命走得太远了，乃是走得太不远了！

　　第三党的问题。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虽有代表问到，我却因时间关系，不能多说。请看我的《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及书面报告[9]。现在只说第三党。第三党是什么东西？这第三党一类的东西很多，比如由共产党分出去的谭平山和国民党分出来的陈公博等组织。他们常常说我们领导革命超过了时代。他们到底会有力量么？我们可以说，如果共产党有正确的策略和路线，可以领导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那么，他们是没有出路的。近来陈公博在《贡献》杂志上做的文章，非常抱怨我们。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各地表示一些不满意统治阶级的批评。他们常常说国民党太右了，共产党太左了，只有他们才适合中国革命的时代。他们在阶级上是没有全国组织性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带有两重性，即是动摇于反革命与革命之间。尤其是现在，他们要在各个统治区域的统治派之下，受到一派的利用的，就是要被某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用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或豪绅、资产阶级的。有时也会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反对我们。这就是说明他们阶级性的特征。可是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出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特别要保证我们能够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有一个代表同志，对我写信给布哈林同志所说的要与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话表示反驳，这是不对的。本来我们过去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估计，大半是以为它绝对没有出路的，说小资产阶级是不会有政党的，小资产阶级不会领导革命的。其实现在呢？可以说都有了，第三党已成了事实，孙中山、汪精卫都领导过革命，不一定革命在过去或现在只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更具体的说，我们党内也常常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现在还是很浓厚的，就是我们自己脑子里，也要花很大的力量，才可以消没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和习染。

　　政纲问题。革命性质已确定了，我们当然根据革命性质，来确定政纲，公布到全世界，使全世界劳动者或一切敌人都认识我们在目前的工作。我们只有这样，才可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面目与世界相见。可是这政纲我提出了后，除立三[10]略为说到外，其余都没有提及，这是大会的弱点。我现在再把它报告一下：

　　一、统一中国，废约，废债，没收外国一切企业，关税自主等；
　　二、铁路、航道、矿山、银行国有；
　　三、八小时工作制，劳工监督生产，社会保险，失业救济；
　　四、土地国有，实行统一农业税；
　　五、统一币制、税则，实行累进所得税，国家对农民赞助水利、农具等；
　　六、兵士应得到土地和工作；
　　七、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权独裁制）。

　　至于没收中国资本的大企业，那在现在阶段上，也不过是一个前途——是策略上的问题：“中国大资本家之中，谁反对革命而怠工关厂，就没收谁的！”（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是如此说的，这可以应用到现在。）依我的观察，这政纲是完全适合于现在的，可以拿到委员会详细讨论。有人要我讲对各阶级的关系，这本来可以分析的，不过来不及了。我对中国阶级的分析曾经分析过好几次，我现在还是不分析罢。

　　【注】

　　[9]指瞿秋白为中共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

　　[10]立三，即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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