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 I．中国革命问题

I．中国革命问题(1)

　　我们如前天报告一样分五段来说。首段和末段比较详细，提到开始。第一部说到中国革命问题——性质和前途。（A）“无间断革命”说[2]与工农民权革命说问题——“无间断革命”说并非托洛斯基造的。布哈林同志在国际二月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中说到：“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无间断革命，那么这是说革命越往前走越往前进，革命之中的指导者越是更激烈的阶级。如果如此说来，那么俄国革命亦是无间断的。”但是，在国际革命发展中，产生托洛斯基的理论，即以为俄国革命要么不开始，要开始即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说德国革命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而托洛斯基以为没有沙皇政府即是工人政府，或是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所以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央是反对托洛斯基的解释的。中央以为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必然要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十一月会议时[3]，只有彭述之提出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央并未采纳。此次大会中大家都明白了，不过有人提议改名为工农民权革命。关于这一问题，我可以说，中国革命在鼓动性质的文件或演说中，可以称为工农革命。高呼“工农革命万岁”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这并不是说明中国革命性质的名词。等到说明性质，便必须指出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所以在宣传教育上是必须说明，不能因为工人不懂，便抛弃几十年来世界无产阶级经验所定出来的科学名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论中国革命的现实性质，且称之为工农民权革命，而不说明它的资产阶级性，那就是欺骗工人阶级。（B）中国革命一般性质——现在中国革命还是（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社会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有确定的生长（转变）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这样说法比较最妥当。如果仅说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那么一定引起多少不了解，且已有许多代表表示不了解（固然如国际第九次扩大会[4]不指出现在已不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而是无产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与托洛斯基同一错误），然而各地代表怀疑也是有根据的，就是在国际第七次、第八次扩大会[5]都已指出：一、中国革命现时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二、但有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可九次扩大会仅说前一半，后一半是不是取消了呢？至少在中国同志看来，不能不怀疑。当然，可以说国际的确没有取消这一前途的意思，不过中国同志的确有不了解的根源。在这次大会上必须确切的指出来。布哈林同志报告中指出：“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阶段，它将要转变而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同志和中央政治局谈话时，说及九次扩大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仅指出目前策略的路线，用不着把过去决议再来详细重复说。大会应该明确规定，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社会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有一确定趋向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在大会及布哈林同志的谈话中，都可以听到革命的转变问题。布哈林同志重三复四说明，而同志们少注意到。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一般的指出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但怎样转变呢？应加以研究。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明显的有它的特点：无产阶级在反对中、外资本及反动统治的斗争之中，团结自己的力量，力求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统治的运动，尤其是要领导自发的农民斗争和暴动，尽可能的使这些暴动争斗有系统有觉悟，以引导土地革命及反帝国主义运动到底；如此去保障对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贫民的领导权而完成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实行建立工农民主独裁——苏维埃政权；只有苏维埃是从工农民权独裁进于无产阶级独裁之最无流弊最容易最适当的方式。只有如此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工农之革命”胜利，方才能够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八七”时，政治决议案说左派国民党政权形式是转入无产阶级独裁的形式，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对左派国民党的估量错误。再则，现在真正实行土地革命，真正反帝，不会像五卅、省港罢工的形式而已，是要更剧烈的群众行动，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赶出去，消灭封建余孽。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建立工农民权独裁。革命当前的任务，是反帝，是土地革命，是建设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所以现在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此其一。再讲中国革命中的转变问题。工农民权独裁制实现了，苏维埃成功了，但重要的要转入社会主义的革命，应当解释清楚。仍拿布哈林同志的解释和答复来说比较清楚。在他论到中国革命之国际意义说：“如果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民权阶段）它是帮助各国工人阶级争政权的斗争，那么，中国革命之社会主义阶段，它将是世界工人阶级争政权的总斗争中之直接的组织部分，因为这时中国工人亦在直接争政权——争无产阶级独裁了……。”在论到中国革命现时阶段的任务说：“现在的任务是要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工农之平民的民权的独裁制，这不是社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然而这是一定的条件，便于后来进于无产阶级独裁制。这是从工农民权独裁制进到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一定的条件……。”在他论到中国革命将来转变的形势说：“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之中，伏着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不可免的要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成分，一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二是革命要引起帝国主义方面强有力的抗拒和压迫，于解决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任务之际无疑义的就会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步骤。比如因反帝国主义争斗的剧烈，而不得不没收大企业（未说是否外国资本的企业——秋白注），而且自己开始组织经营大生产（此即所谓超过资本主义的范围，这当然还是将来的事——秋白注），即此便使革命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在将来。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革命与驱逐帝国主义者之两大使命。中国革命在苏联革命胜利十年的时代，这种转变是必然可能的。中国革命对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将要从政治的推翻进于经济的没收。”对于中国的革命转变，怎样转变，说到很清楚了。再，中国有否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布哈林同志答复说：“如果单单依靠中国的经济基础来独立的建设社会主义，这亦许是很可疑的。如果革命的发展还能依靠别国胜利的无产阶级帮助，那么就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这样把大会的怀疑、争论，下一个正确的结论。我们可以一般的说，现在革命还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社会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这革命的完成及其完成的过程之中，就要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或者说客观上确定的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无论阶级斗争如何剧烈，无论土地的没收且分配了，土豪、劣绅杀尽了，还不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有些同志怀疑，以为平分土地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但是，就是土地国有还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与革命的任务是不同的。周秀珠[6]同志说得非常清楚：“中国革命因国民党的叛变改变了革命的动力，而革命的任务仍未改变，仍未完成”。革命的动力以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现在国民党反动后，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但革命的任务没改变。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取消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加上肃清封建余孽，解决土地问题，以前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不过革命已更进一步，更深入了，革命的动力改变了。所谓土地国有，并非社会主义。土地国有有三种方式：（1）封建时代的国有，即皇帝所有。有人讲井田制度[7]是原始共产主义。孟子[8]说：“八家耕田，九份为公”。这不是共产制度而是农奴制，农民耕田，公侯享福，一点社会主义也没有（公田之公，乃是指公侯伯子男之公）。（2）资本主义时代的国有，土地以前是公侯的，是land—lorld的，租用土地须给绝大地租，这当然是使资本主义发展受阻碍。如果土地国有，则“绝对地租”取消，资本家要开矿筑路均可由国家的同意即可实行，使资本主义更易发展。这样土地国有，不是社会主义。（3）如果国家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大工业等主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土地国有是非资本主义的，是含有社会主义性了。（会场有人说：现在中国革命，是否可称为工农兵民权革命呢？）还有些同志在宣传上听到“资产阶级”四字总不高兴，故提议改为工农兵民权革命，或工农民权革命。我已说过，不反对鼓动时改名，但在宣传上不欺骗群众，应该向工农耐性的解释，应当把马克思、列宁几十年奋斗得到的经验应用。虽然一时不懂，但终久须懂得，不仅知识分子懂得放在口袋里就算了，应使工农群众都懂得：何以现在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如在煽动时高喊“工农革命万岁”无大关系，是可以的。以前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时，常说“工农革命，工农政府”。记得有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列宁讲演说“工农国家……”布哈林问“什么国家”？列宁答说：“……工农国家……”。布哈林说工人国家。现与托洛斯基争，谓惯用错了，虽不反对工农革命名称，但须解释清楚革命的性质。

　　【注】

　　[2]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提出“无间断革命”，即“不断革命”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一系列前后连续又互相区别的革命发展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在指导革命时，应善于使前后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紧密相连，在革命的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以便在前一阶段的斗争胜利后，不失时机地发展到后一阶段。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后来被托洛茨基所歪曲。1905年，托洛茨基所提出的“不断革命论”，不仅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反对工农联盟，否定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而且否认当时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主张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3]指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4]指1928年2月9日至2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中国问题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并专门成立了中国问题委员会，通过了斯大林、布哈林和向忠发、李震瀛联合拟定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论”，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决议将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并提，强调在中共党内反对右倾，并对中共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错误地予以指责。

　　[5]指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和1927年5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第七次全会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案》，强调中国革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发展的重点是土地革命，要求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并努力争取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第八次全会也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认为蒋介石的反动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和中国革命的局部失败，但革命却过渡到了更高的阶段，强调中国革命必须发动群众，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同时强调应执行武装工农群众和改编现有军队的政策。

　　[6]周秀珠，女，出席中共六大的广东代表，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六大后曾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秘书。

　　[7]井田制度，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据《孟子》、《周礼》、《汉书》等记载，其内容大致为：土地为统治者所有，统治者将每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作九区，分配农民耕作；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即八家）；公田由八夫助耕，全部收获缴统治者；男子成年受田，老、死还田，土地不能买卖。

　　[8]孟子，战国时思想家，儒家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他一生以继承孔子学说为职志，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主张实行“王道”，恢复井田制，分田制禄，强调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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